申小龙：汉字庙堂性的四块拼图

中文系16级的小彭同学来信：

 

“今天看《乡土中国》，费孝通老师说，'中国社会从基层上看去是乡土性，中国的文字并不是在基层上发生。最早的文字就是庙堂性的’。想起来了自己不会写字但是可以舌战十里八街的姥姥，其实要是社会不流动，会讲话就可以了，语言就和文字脱离了，文字就无必要性了呀……好的这个问题课本上有，我去翻书23333333”

 

小彭同学说的“这个问题课本上有”，我想有的还就是通用的解释。在我看来，汉字的“庙堂性”，它的外面，说的是早期汉字的上层垄断；而它的内面，说的是中国人对表意汉字的无限崇敬。

 

我们帮助同学们从四块拼图整合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它也是汉字庙堂性的四种打开方式。

 

拼图之一：汉字创生的人格化

 

任何一种表意文字，作为一种文化样式，其结构形态都有一个形成的过程。中国古代的学者将这一过程附会于一个美丽的神话：

 

“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淮南子·精神篇》）

 

这是一个惊心动魄的描述。据高诱的解释，“仓颉始视鸟迹之文造书契，则诈伪萌生；诈伪萌生则去本趋末，弃耕作之业而务锥刀之利。天知其将饿，故为雨粟。鬼恐为书文所劾，故夜哭也。”

 

对仓颉这样一位传说中的汉字之父，《春秋元命苞》的记载更为具体：

 

“仓帝史皇氏名颉，姓侯刚，龙颜侈哆，四目灵光，实有睿德，生而能书。及受河图录字，于是穷天地之变，仰观奎星圆曲之势，俯察龟文鸟羽山川，指掌而创文字。天为雨粟，鬼为夜哭，龙乃潜藏。”

 

在关于仓颉造字的传说中，汉民族寄托了对汉字文化功能的礼赞，和所感受到的心灵震慑。

 

文字使人类文明发展到一个崭新的水平，犹如在人类的双目之上又增添了一对眼睛，可以鉴往知来，观照四方，并修养睿德，使鬼魅无所遁身。

从先秦老庄的哲学来看，“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知者不言，言而不知”，语言往往成为人类传递虚假信息的工具。尤其在文字产生以后，更容易在文明进化中伴随“诈伪萌生”。

 

然而文字毕竟是人类发展的巨大动力。“天”都会为之“雨粟”，因为文字使人类的经验得以积累传承，促进生产力的迅猛发展，惊天地，泣鬼神。

 

仓颉造字的传说，一方面体现了汉民族对汉字文化功能的无限崇敬，从而使汉字的创造人格化；另一方面又揭示了汉字文化形态的形成过程。所谓“穷天地之变，仰观奎星圆曲之势，俯察龟文鸟羽山川，指掌而创文字”，实际上是一个观物取象的过程。

 

拼图之二：汉字规范的“鼎盛”化

 

“鼎盛”指正当盛世。我们这里在字源意义上用“鼎”，指铸鼎而盛。在中国古代，铸鼎是国家力量的象征。这种象征不仅体现在鼎的形制上，更体现在鼎的铭文上。它是汉字庙堂性的主要来源。

 

在汉字的演进历程中，社会的治、乱与汉字的共时变异有直接的因果关系。

 

社会政治稳定时，统治者总是用行政措施推行一种标准文字。

 

社会政治动荡时，文字作为旧规范的一种象征，也受到各种力量的冲击。新书杂体应运而生。我们在春秋战国时代看到的就是这样一幅图景。

 

在西周时代，周王依靠宗法分封制，牢固掌握着国家政权。当时的文字也垄断在贵族、政府部门及为他们服务的巫、史、卜、祝的手中。

 

当时刻在周王室的主要器皿——青铜器上的汉字，都浑厚自然，庄严不苟。这种刻有铭文的铜鼎是国家祭祀用的礼器，并因而成为国家权力的象征。

 

据史书的记载，周王封赐诸侯大夫，须赐予重器，作为信符和标志。各诸侯国世传的“重器”成为其权力和身份的化身。当一个诸侯国灭亡时，更要“迁其重器”。《左传》云：

 

“诸侯之封也，皆受明器于王室，以镇抚其社稷”。（《昭公十五年》）

 

“楚子伐陆浑之戎，遂至于雒，观兵于周疆。定王使王孙满劳楚子，楚子问鼎之大小轻重焉”。（《宣公三年》）

 

这里所说的“问鼎”已带有威胁国家政权的意思。

 

如此重要的铜鼎，其所刻铭文多为周王功德、祖先业绩、赏赐事件及政令等，其文字风格自然就端庄凝重了。而铸鼎主要是周王室的权力。

 

拼图之三：汉字失范的“方言”化

 

平王东迁之后，周王的地位一落千丈。各地诸侯割据争霸，铸鼎自重。

 

本来铜器的数量严格受身份等级的限制，而诸侯力量一旦膨胀，铸鼎之风也就漫延开来。

 

鼎器的形制、装饰由此呈现出地方化的色彩，而刻在鼎器上的文字也逸出了西周铭文的规范。

 

从现在出土的春秋时期以齐、楚为代表的东土国家的铜器铭文来看，文字结构或繁化或简化，文字风格纤巧细长，华丽而富于装饰感。

汉字在春秋时期的共时变异，尤以楚系文字为甚。楚系文字流行于春秋战国时期南方诸侯国。

 

从地理上看，当时文字变异的中心有齐、楚两个，如胡光炜在《古文变迁论》中所言：

 

“齐、楚为河东两大国，邻近诸邦，皆为所化。北方诸国，如邾、如曾、如铸、如纪、以至晋燕，皆属齐派。……南方诸国，如鄦、如余阝、如若阝、如黄、如宋、如吴，皆属楚派。”

 

主要由楚人所使用的文字，以其特有的风格，影响了受楚文化浸染的南方诸国文字。

 

楚文化的特点是由其地理环境决定的。楚人生活在江、湘、汉、淮流域，对水脉有着系之生存的崇敬。他们不仅把水脉作为神灵加以祭祀，所谓“江、汉、睢、漳，楚之望也”（《左传·哀公六年》），而且把水脉作为文学歌颂的对象和哲学思辩的符号。

 

老子《道德经》云：

 

“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

 

“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以其无以易之。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

 

水的崇拜使楚文化以水之柔美秀丽和修长为审美的尺度。

 

楚国的礼器形制颇具修长、清丽的风格。楚人的舞蹈也以长袖细腰为风尚，如《楚辞·大招》所云：“小腰秀颈，长袂拂面。”

 

楚人书写的文字首尾匀细如一，富于波折变化，排列整齐美观。笔势圆转流畅，柔韧劲键，疏阔奔放，纵横恣肆，且多奇诡之美，洵为修丽之楚风。

 

拼图之四：汉字演进的世俗化

 

一般说来，文字规范的失禁往往是新书发展的动力。因为文字只有便于书写，才能更好地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而对于文字改革的迫切愿望则来自各地下层的人民。

 

战国时代，各诸侯国中新兴地主阶级的力量逐渐强大，“公室”崩塌。文字也从少数贵族的垄断中解放出来。特别由于商业城市的兴起和商品生产和交换的发展，大批商人、手工业者和平民开始使用文字。这无疑为文字的放任和唯便是从提供了历史条件。

 

下层人民文化水平低，对于文字没有传统的成见，只有功利的要求。这就成为文字趋简、趋易的强大动力。

 

我们看战国时的铜器铭文已是民间书体的风格，渐渐装饰化，潦草化。战国时货币上的文字也已趋简。

 

战国时的玺文（印章上的文字）、陶文（陶器上的文字）多反映民间铸工的书写习惯。

战国时的简牍文字和缯帛文字，其线条都趋向直线、弧线，逐渐笔画化。这显然是书写的生理习惯使然。

 

在秦统一中国以后，新的政治秩序要求新的文字规范，而这规范只能在民间书体的基础上产生。《说文解字·叙》记载了这一段历史：

 

“其后诸侯力政（征），不统于王，恶礼乐之害己，而皆去其典籍。分为七国，田畴异亩，车涂异轨，律令异法，言语异声，文字异形。

“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大（太）史令胡母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

 

其实，李斯等人不过是根据秦地流传已久的比较简省的字体，参照籀文加以整齐划一，以形成新的字形规范。

 

后来秦汉之际社会动荡孕育了隶书，汉末和南北朝社会动荡孕育了楷书，都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这说明，汉字的共时变异和失范，往往是历时演变的杠杆。

 

我们把以上四块拼图合起来，就能深刻领会汉字庙堂性的丰富内涵——

 

1.汉字是中华文明的象征符号和表达系统，它天然的道体性质，在汉民族的文化心理上具有崇高的地位。

 

2.汉字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典型符号，它的表意性垂范“经艺之本，王政之始”，是汉民族政治文化中的意识形态。

 

3.古汉字随社会发展而由规范到失范再到新的规范，分合兴替中为应和社会的变革和大众的需求，汉字逐渐世俗化，增强工具性。民间新书体使本原意义上的汉字庙堂性升华到一个更为纯粹的境界——

 

中国文化的精神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