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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7月9日，即将奔赴延安的胡服，收到一封绝密电报。这封电报是主席从延安发来的，“胡服”就是北方局刘书记的化名。在电报中，主席强调了几点：一，山东根据地非常重要，“减租减息”工作一定要做好；二，盼胡服立刻回延安参加大会，但路上不可冒险；三，安全第一，实在不行就留在山东或新四军军部。在电报最后，主席还特意叮嘱：“阅后马上毁掉，无需再向任何人提起。”胡服明白主席的一番苦心，这涉及到合作抗日的问题、山东根据地的建设问题，还有“减租减息”的政策落地问题。归根结底，山东根据地就是要解决山东军区的“领导骨干问题”。1940年8月发起的“百团大战”，八路军105个团20余万大军，仅3个半月就破坏铁路940余里、公路3000余里，歼灭日伪军5万余人，沉重打击投降派，同时给全国军民极大的勇气和信心。但是，“百团大战”也暴露了八路军实力，一方面，华北日军重新审视敌后战场，开始对八路军重点“扫荡”和“清剿”。另一方面，重庆方面在1940年年底停发了八路军、新四军的军饷，主席在陕北开展“精兵简政”和“大生产运动”自力更生。“皖南事变”爆发后，延安重建新四军军部，陈毅任代军长，胡服任政委。重建后的新四军，很快在华中重新打开了局面。但是，山东根据地又出现了问题：115师和山东纵队，主力部队和地方部队，军队干部和地方干部，八路军和蒋军正规部队之间，都出现了摩擦。在山东农村“减租减息”问题上，115师政委罗荣桓坚持彻底进行，山东分局书记朱瑞则反对向富农和小地主“减租减息”，以免打击他们的抗日热情。为解决山东“领导骨干”问题，延安召回了不熟悉情况的第一纵队司令员徐向前。但是，山东高层的分歧依然存在。1942年3月3日，主席致电新四军政委胡服回延安参加大会。考虑到山东根据地虽然取得很大成绩，但存在的问题很需要一位重量级的上级首长去协调解决。于是，主席委派胡服顺道到山东军区，指导和解决一些棘手问题。当时，从华中新四军军部到延安，要经过鲁南、冀鲁豫、太行（太岳）、晋绥。当主席给新四军发电时，朱老总也给山东的朱瑞发电，告知延安委托胡服到山东分局指导工作，协同解决存在的问题。1942年3月18日夜，胡服等在便衣队和警卫班的护送下，从阜宁单家港启程。一行人共有100余人，其中有秘书吕振羽（化名柳岗）、江明夫妇，新四军独2旅旅长吴信泉、俞惠如夫妇，王少庸、蔡得琪夫妇，电台台长陈士吾、机要员王琦、王剑青及一个警卫班。经过一天行军，一行人夜宿淮海军区所在地沭阳县周集乡（今塘沟镇）小胡庄。在这里，他们呆了十几天，帮助地方开展工作。然后，在115师曾国华教导2旅一部保护下前往山东。
1942年4月初，胡服一行穿过陇海铁路，进入滨海区刘湾村。只要渡过沭河和沂河，就能安全进入根据地核心区。渡过沭河以后，天上突降大雨，一行人被困在沭河和沂河之间的庄稼地里，由于到处都是漫水沟渠，就连带路的人也迷了路。走了好半天，也没有找到通往沂河的大道。雨越下越大，好不容易到了沂河边上，可是却没有先头侦察人员和渡船。情急之下，大家都挤到河边一个摆渡人家的茅草房里避雨。过了一个多钟头，雨一点也没有停歇的意思。焦急的曾国华带着几个人冒雨到附近村子打听沂河渡口对岸的敌人动向。几个老乡说：这样的恶劣天气伪军很少出来，可是日本兵经常打埋伏。等几个人落汤鸡一样回来汇报，胡服非常冷静：“根据了解的情况，这个渡口情况复杂，我们一路经过不少集镇，有可能泄密。主席经常说，从最坏的情况估计出发没有坏处。既然你们是护送部队，我们都听你的。如果不能渡河，是否回撤到沭河东岸？”曾国华下定决心，命令转移到沭河东岸。第二天夜，再次渡过沭河，这次换了一个渡口终于与侦察员接上了头，大家顺利过了沂河脱离险境。后来得到情报：前一晚的渡口果然有日军埋伏！1942年4月初，一行人到达山东分局和115师师部驻地临沭朱樊村。在随后3个多月，胡服和朱瑞、黎玉、陈光、罗荣桓等人逐一会谈，又走访了很多指战员和干部，最终形成山东根据地领导骨干“一元化”的整改思路，就是115师、山纵、山东分局“三合一”。以前棘手的“减租减息”也得到解决，大家统一了思想，彻底进行土改。1942年7月9日，主席来电催促胡服回延安，黎玉把上交给延安的一万两黄金也交由他们带走。按照惯例，黎玉提出了两个方案：派一个主力营武装护送，或者让铁道游击队化装护送。胡服不假思索：“当然是用铁道游击队，我早就听说过他们的大名了。”山东根据地向延安运送黄金，每次至少2个连，其中一个连每人一个子弹袋，但是谁也不知道里面是四五十两“黄金”。另外一个连专职“护送”，换句话说，就是宁可牺牲自己，也要完成掩护任务。当然，被日军称为“黄金部队”的护送队，几乎没有疏漏。只是在1941年的冬天，有一支运金部队夜宿诸城县一个村落时，遭到了日军的偷袭。估计是通讯密码被日军破译，运送黄金的路线被日军侦知。黎玉想到“铁道游击队”，是因为他们护送过上千人穿越封锁线，没有一次失误。为了保密，胡服的代号“零号首长”，从华中到山东的100余人大部留在山东军区，只有19人奔赴延安。1942年7月底，在铁道游击队副大队长王志胜、三排长杨家成等人和曾国华教2旅一个警卫排的护送下，一行50余人上路了。一夜急走10余里到小北庄，铁道游击队政委杜季伟带人接应。白天休息，晚上经姬庄、蒋集，穿过津浦铁路到了微山湖。渡过微山湖就进入湖西，已经是8月初。呆了一个多星期指导地方工作，然后继续北上。8月中旬到冀鲁豫边区，然后向太行出发，9月中旬，到达辽县八路军总部和129师。主席不放心，电示刘邓周密布置沿途保护。1942年10月，一行越过白晋铁路到达沁源阎寨村，这里是陈赓的大本营。因为日军“扫荡”停留了一个多月，11月在太岳军区参谋长毕占云护送下前往晋西北。中间有200多里的平川，主席还是不放心，致电林枫、周士第、甘泗淇派人接护小心谨慎，不要张扬。12月上旬，一行人到达晋西北兴县，跨过黄河后进入米脂、绥德、延川。这是最后一道封锁线，从9个月前离开新四军军部，“零号首长”穿越了103道封锁线，还带回一万两黄金。1942年12月30日，胡服安全回到延安，当主席听他讲完一路的惊险，对铁道游击队和护送部队连声称赞。而他们带回来的一万两黄金，按照当时的物价至少可以买到3800万斤小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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