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争鸣|| 韩震：论历史解释的历史性

花间挹香 2022-0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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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震

韩震，男，汉族，1958年5月生，山东省阳谷县人，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师范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哲学思维与发展战略研究中心教授。

文|章|来|源|

求是学刊,2002,(03):31-37.

摘要

在本体论的意义上说 , 历史是发生在过去事情的总和。但是 , 从认识论的意义上 , 历史事实只是我们对过去发生的事情的历史性诠释。一般说来 , 历史的真正意义并不是直接显露的 , 必须经过再现才能发现意义 , 再现就是理解。然而 , 当前的理解都处于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和不断的形成的过程中。实际上 , 历史不仅是可以理解的 , 而且也只能历史性地加以理解。这就是说 , 只有历史性的诠释 , 才是关于历史的诠释。在历史的诠释性与诠释的历史性之间的张力中 , 历史意义得以生成和流动

关键词

历史性诠释性历史意义

我们认为, 历史是人对过去事实的某种理解, 理解自身具有历史性。人既是历史性的存在, 也是不断通过理解历史而创造意义的存在。历史性与诠释性是相互纠缠、共同生成的。只要有人存在, 就有对历史的诠释, 而且这种诠释也只能是历史的产物并不可避免地带有历史特性。因此诠释学与历史学就有了不解之缘。

一

诠释学成为独立的学科是与历史意识的发展密切相关的。狄尔泰对于诠释学起源的研究, 提出了诠释学与历史研究的关系问题。在他看来, 诠释学只有当它从服务于教义学的任务转向历史推理的方法时, 它才获得了自己真正的本质。历史意识的转向不只是从教条的桎梏下解放出来, 更重要的是诠释学本质的转变。一方面, 诠释学对一切历史研究有一种预备性的作用。“首先, 诠释学必须使自己解除一切独断论的限制, 解放自己, 以便使自己能提升到历史研究原则的普遍意义。” 其次, “由整体关系来进行的理解现在也必须要求历史地再现文献所属的生活关系。旧有的以整体来理解个别的解释原则现在不再关系到和限制于教义的独断论统一, 而是涉及到全部的历史实在, 而个别的历史文献正构成这种实在整体的部分。” [1] (P229)

在另一方面, 诠释学“也包含整个历史研究事业本身。因为古文献中的每一个语句只能够从上下文关系加以理解, 这不仅适合于古文字, 而且也适合于它们所报导的内容。语句的意义本身不是固定不变的。历史研究的个别对象……得以表现自身真正的相对意义的世界史关系本身就是一个整体, 只有借这一整体, 一切个别东西的意义才能得以完全理解, 反之, 也只有通过这些个别东西, 整体才能得到完全的理解:世界史好像就是一部大部头的晦涩自明的书, 是用过去的语言所撰写的一部人类精神的集体著作, 它的文本应当被我们所理解。历史研究是按照它所利用的语文学解释模式理解自身。” [1] (P230)

显然, 理解历史的行为本身就存在于历史情景之中。明克 (Louis O. Mink) 说过:“ (历史) 探究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历史过程” [2] (P285) 。利科 (Paul Ricoeur) 也曾经指出:“历史性的理解全部卷入了历史性悖论之中:一个历史性的存在如何能够历史性地理解历史呢这个悖论随之转回到一个更加基本的问题:就其表达而言, 生命如何客观化自身, 以及在客观化自身时如何让存在的澄明能力出现, 如何能够被其他克服着其自身的历史处境的历史性存在所理解” [3] (P245) 在这里, 利科提出触及到了人类理解的根本矛盾, 但是理解永远是在矛盾中进行的。历史性存在与历史性理解自身都具有矛盾性质, 二者之间也存在矛盾。但是矛盾并不是妨碍理解的屏障, 反而是进行理解的中介或桥梁。

实际上, 历史不仅是可以理解的, 而且只有历史性的东西才可能得到适当的理解。没有一定的时空距离反而不能进行真正的历史理解。按照米勒 (John William Miller) 的说法, “除非我们站在这种境域之外, 否则我们无法进入历史。” [4] (P190) 依据加达默尔的理解, 这就是诠释学的一种悖论:“只有从某种历史距离出发, 才可能达到客观的认识。”不识庐山真面目, 只缘身在此山中。眼睛看不到眼睛自身, 过近的观察反而造成许多视而不见的死角。所以, “一件事情所包含的东西, 即居于事情本身中的内容, 只有当它脱离了那种由当时环境而产生的现实性时才显现出来。一个历史事件的可综览性 (Uberschaubarkeit) 、相对的封闭性, 它与充实着当代的这种意见的距离——在某种意义上都是历史理解的真正积极的条件。因此历史方法的潜在前提就是, 只有当某物归属于某种封闭的关系时, 它的永存的意义才可客观地被认识。换句话说, 当它名存实亡到了只引起历史兴趣时, 它的永存的意义才可客观地被认识。只有到这时才似乎可能排除观察者的主观干扰”。这样, 时间的距离不仅不是历史理解的障碍, 反而是合理理解的积极的条件。一定的历史距离, 才能使诠释学的真正批判性问题得以解决。“因此, 诠释学上训练有素的意识将包括历史意识。” [1] (P382-383)

历史理解和历史诠释本身就具有历史性。斯坦福指出:“所有的解释和说明都是, 而且必然是暂时的、临时的和描述性的。因此, 导致没完没了的争论并不是历史的弱点。那就是它的功能。……保持争论的公开与继续对历史学和政治学来说是本质的。” [5] (P8)

历史理解的可能性的首要条件就在于:历史理解的主体也是一种历史性存在。因此, 海德格尔才认为, “首要的事情倒是阐释历史上本真的存在者的历史性。” [6] (P14) 这就是说, “进行理解的历史学家不可能简单地面对他的对象、面对历史生活, 相反, 历史学家乃是被同一种历史生命的运动所推动。” [7] (P671) 理解与其说是观念性的活动, 不如说是置身于传统之中的历史活动本身。“理解甚至根本不能被认为是一种主体性的行为, 而要被认为是一种置身于传统过程中的行动 (Einruchen) , 在这过程中, 过去和现在经常地得以中介。这就是必须在诠释学理论里加以发挥的东西, 因为诠释学理论过多地被某个程序、某种方法的观念所支配。” [1] (P372) 实际上, 支配我们对历史文本进行理解的那种意义预期, 并不是一种纯主观的活动, 而是由那种把我们与历史流传物联系在一起的互动所规定的。这就是说, 阐释历史意义的人, 也是在历史过程中创造历史并且受历史制约的人。因此历史理解是实际历史进程的一个组成部分。

历史理解和历史诠释具有历史性, 还在于“每一个时代都必须按照它自己的方式来理解历史流传下来的文本, 因为这文本是属于整个传统的一部分, 而每一时代则是对这整个传统有一种实际的兴趣, 并试图在这传统中理解自身。” [1] (P380) 在这里, 我们首先要确认历史文本的意义都超越它们原来作者力图表达的意图, 因为理解不只是一种复述的行为, 而始终是一种创造性的行为。同时, 我们也需要承认, 我们对历史的看法实际上就是我们对自己时代看法的某种延伸。我们在传统中观察自己, 我们又通过自己的眼睛反观历史。

不同的民族传统和语言制约着人们的理解, 这个不可超越的现实也决定了历史理解的历史性。正如加达默尔说的, “在某个确定的语言和文化传统中成长起来的人看世界显然不同于属于另一种传统的人。因此, 在历史过程中相互分离的历史'世界’显然互相不同, 而且也与当今的世界不同。”当然, 对历史进行理解的特殊情景, 本身也构成一个开放的视域, 使属于不同语言和传统的人能够相互理解。不管人们之间的差异有多大, 毕竟都属于“一种人类的世界, 亦即一种语言构成的世界。每一个这样的世界由于作为语言构成的世界就从自身出发而对一切可能的观点并从而对其自己世界观的扩展保持并相应地向世界开放” [7] (P571) 。

理解或解释活动及其结果受各种历史条件的制约。“理解总是一种真正的事件” [7] (P510) , 因此就像所有的事件一样具有历史性。实际上, 只有历史性的诠释, 才是关于历史的诠释。我们也只能历史地加以诠释, 谁也不可能超越历史。在进行诠释时, 我们自身从属于特定的历史、区域、文化、民族和阶层, 这些历史因素构成我们的前理解结构, 也构成我们的“视域” (Horizont, horizon) , 我们无法摆脱这些因素的制约。视域首先是历史性的和相对的, 但是它也是能动的和开放的。具有视域就意味着不局限于眼前的东西, 而且能够超越当前的东西向外看。根据海德格尔的观点, 有限的、一定情景中的“此在”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在”。实际上, “正是历史意识的出现, 才使得诠释学在精神科学范围内起了根本的作用。” [1] (P216) 而历史意识要求我们尽可能从过去的历史自身存在的视域去理解过去, 避免只从现在的标准和成见出发。或者说, “历史理解的任务包括要获得历史视域的要求, 以便我们试图理解的东西以其真正的质性 (Massen) 呈现出来。谁不能以这种方式把自身置于这种流传物得以讲述的历史视域中, 那么他就将误解流传物内容的意义。”与此同时, 我们也不可能与过去保持完全的一致。实际上, “历史地思维的人可以理解流传物的意义而无需自己与该流传物, 或在该流传物中进行理解” [1] (P388-389) 。我们面对的是双重的历史性:历史理解要求我们有历史性的视域, 由此我们才能理解历史;我们生存的历史性又是产生视域的前提。我们必须从现在回顾和理解过去, 我们又必须同情地理解过去, 似乎自己就生活在过去的情景之中。理解过去的事实或一种传统需要一种视域, 如果没有过去, 现在的视域就根本不能形成。但是, 我们不是因为置身于过去而得到这种视域, 相反地, 我们是因为首先具有某种视域才能够置身于某种历史处境之中。

由于人们要求从历史的观点去看历史遗迹, 这就把我们自己置于历史的处境之中并且试图重建历史视域, 我们可能觉得自己真实地理解了过去。可是, 与此同时, 我们却忘记了那种只有从现在的眼光看, 历史才可理解的另一个历史处境。实际上, 时间上的距离并不只具有消极的意义。“历史距离还具有一种特有的诠释学的创造性。……历史事件的'意义’……在时间距离中才获得其可见性的。” [7] (P688) 历史性是一种自身具有双重性质的概念, 我们不能将其简单化。在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任何一个点上, 我们都不可能获得绝对稳定和封闭的视域。“人类此在的历史运动在于:它不具有任何绝对的立足点限制, 因而它也从不会具有一种真正封闭的视域。视域其实就是我们运动于其中并且与我们一起活动的东西。视域对于活动的人来说总是变化的。所以, 一切人类生命由之生存的以及以传统形式而存在于那里的过去视域, 总是已经处于运动之中。” [1] (P390-391) 理解其实总是被误认为独立存在的各种视域的融合过程。当人们的历史意识处于某种历史视域之中时, 这并不意味着进入了一个与我们自己的世界没有任何联系的异己的世界, 而是走进一个原本就包容着我们的自我意识的历史深度, 这是一个我们自己意识和过去的世界一起构成的视域。

显然, 任何解释都带有某种根本的偶然性。在历史学中, 存在着历史兴趣的多样性问题, 也有许多种类的历史研究和历史描述的方式, 这些方式有着不同的文化和时代根源, 也有个人自觉的和非自觉的趣味因素。因此, 我们不同意加达默尔关于“每一种历史兴趣都以对效果历史的有意识反思为其基础” [1] (P8) 的论断。在我们看来, 历史著作之中不仅渗透着民族的意志、文化的特征、时代的潮流, 而且也反映着作者本人的非理性的冲动和兴致。

加达默尔指出:“自身理解的有限性乃是实在、对抗、荒谬和不可理解借以肯定自身的方式。谁认真地看待这种有限性, 他就必须同样认真地看待历史的实在。” [1] (P13) 由此看来, 加达默尔不是把理解与诠释看作是解释历史的方法, 而是把诠释看成是历史生成的组成部分, 二者具有实际的一致性。在这里, 理解是一种事件, 是历史自身的运动, 在这种运动中解释主体与文本都不是自足的要素。对于历史诠释学来说, 加达默尔的观点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因为它把现在的诠释主体纳入了历史的连续性之中, 使其成为历史生成的组成部分。人、自我、个体, 都是历史生成的构成要素。

如果说加达默尔更多地关注历史解释者的非理性因素对历史理解的影响的话, 而哈贝马斯等人可能更加希望人们的理性选择可以使历史朝合理性的方向发展。如果取消了理性批判和人们的理性责任, 那么人类历史就不可能有光明的前景和希望。

历史是在人们的理解中生成的, 而人们的理解本身也有历史性。历史决定着我们的理解力, 但是我们在当下对未来的希冀也规定着我们对历史的理解。理解的每一次实现, 都可能成为被理解东西的一种历史可能性。人们在理解过程中开辟视野, 也影响着自己的历史活动。不同的理解会导致不同的活动, 从而塑造不同的世界。就如加达默尔所说的, “我们的文化和当前生活由之产生的过去的巨大视域, 无疑影响着我们对未来的一切向往、希望和畏惧。”可是, 我们往往根据我们对未来的追求来理解过去, “历史只是根据我们的未来才对我们存在” [8] (P8) 。譬如, 在我的书橱中有理查德·W·布利特写的《20世纪史》, 现在读起来还是蛮有意思的。假如一个世纪之后有人重写20世纪的历史, 他就会发现这部历史著作尽管有其文献方面的价值, 可是对大多数读者来说, 它肯定已经过时了, 因为那时历史学家不仅可能知道更多的历史资料, 而且会被许多与我们这个时代不同的兴趣和方法所支配。历史必须不断重写, 因为人们对历史的理解不断变化。作为文本的历史与作为客观事实的历史之间的差异, 永远吸引着我们对其进行诠释。

二

人们认识历史并不是单纯为了弄清过去发生过什么事情, 更加重要的是为了探究过去的事情对现在社会过程的影响。就历史事实而言, 只有考虑到它由于事物的继续发展而得到进一步规定时, 它才能被我们理解。为了理解历史事实, 必须澄清过去事件对历史进程的影响, 实际上这就是评估事件的历史意义。加达默尔指出:“历史学家对其文本的态度, 类似于审讯官盘问证人的态度。但是, 单纯地确立那些从证人一己之见而得到的事实, 实际上并不使他成为历史学家;使他成为历史学家的东西是, 理解他在确立的事实中所发现的意义。所以历史的证据类似于法庭上的证词。……事实本身不是探究的真正对象, 而只为法官进行公正判决这一真正任务和为历史学家确立某个事件在其历史自我意识整体中的历史意义这一真正任务提供某种资料。” [1] (P435) 在这里, 我们不同意加达默尔关于事实本身不是历史研究对象的观点, 但是他认为确立历史意义是历史学家最重要的任务的观点是可以成立的。我们认为, 过去的事实当然是历史研究的对象, 但是只有从中找到了这些事实的历史意义, 历史研究才实现了其真正的价值。如果不以事实为对象而只关心文本的意义, 那么历史学与语文学就没有什么差别;如果不关注事实的历史意义, 那么历史学就停留在一般玩味古董的层次上。

对于历史学家而言, 只有把对意义的解释与过去的事实结合起来, 才构成完整的研究过程。诠释学的任务是把一种语言翻译成另一种语言, 因此就是处理两种语言之间的关系。然而, 只有当我们理解了语言或符号的意义并且用其他语言形式把它重新组织起来时, 我们才能把一种语言翻译成另一种语言, 这样对语言的诠释是以理解为前提的, 而对语言的理解就是意义的生成。关于历史事实的文本语言和符号, 只有“翻译”成当下可以理解的语言, 才能成为有意义的“历史叙述”和“历史表述”。而要翻译成可理解的语言, 就必须首先理解这些历史文本的意义。因此, 在对历史文本进行诠释的过程中, 历史意义也就随之显现出来。对历史文本的诠释过程, 也就是历史意义的生成过程。

理解历史意义, 绝不是柯林伍德所说的寻找历史当事者的主观动机。“因为, 历史研究的真正任务并不是理解历史所涉及人物的主观意向、计划和经历。相反, 必须理解的是历史意义的巨大策源地, 它要求历史学家作出解释的努力。” [8] (P103) 通过对历史事件的追溯, 对各种因素之间联系的考察, 我们想知道的绝不是当事者本身的想法和特定事件的细节, 而是在历史进程中所呈现的意义。

历史意义不是一个固定的形而上学的本质, 历史意义伴随着我们的诠释活动而生成。“理解一个事实或一个观念绝对不是一个单一的行为, 而是一个过程。” [5] (P8) 我们诠释历史, 并不是要回到过去, 而是以目前的理解参与到文本所说的“历史”中去。历史诠释活动也在拓展着历史意义生成的可能性。可以说, “理解必须被视为意义事件的一部分, 正是在理解中, 一切陈述的意义……才得以形成和完成。” [1] (P215-216) 我们生存的世界是一个充满意义的世界, 而意义就来自我们的理解活动。只要我们不停止理解, 意义就会不断生成。

加达默尔认为, “无论如何, 我的探究目的绝不是提供一种关于解释的一般理论和一种关于解释方法的独特学说, ……而是要探寻一切理解方式的共同点, 并要表明理解 (Verstehen) 从来就不是一种对于某个被给定的'对象’的主观行为, 而是属于效果历史 (Wirkungsgeschichte) , 这就是说, 理解是属于被理解东西的存在 (Sein) 。” [1] (P8) 这就是说, 历史意义并不是一种隐藏的和等待揭示的东西, 历史意义在不断生成着, 历史意义的生成与历史诠释活动是一致的。任何历史文本的意义都是不可能穷尽的。人们不能掏空历史的意义, 因为历史意义总是根据新的理解情景不断生成。但是, 这绝对不是说, 可以不顾事实和文本任意解释历史事件的意义。在讲到对考古对象的解释时, 炊格尔 (Bruce Trigger) 就指出:“这种对发掘对象的理解将随着时间的改变或增长, 而不会减轻提供这些材料的责任。” [9] 这就是说, 推动历史意义产生的最基本的动力还是新的历史资料的出现。

历史意义的生成既受诠释者本身的历史局限性的规定, 同时也受诠释者本身的主观希望的影响。在理解活动一开始, 就有一种对意义的预期引导着我们的诠释活动。正因如此, 许多历史学家在寻找历史资料时往往受某种初步的结论引导。在理解之前和理解之后, 我们都处在某种效果史的存在状态。效果史不是某种认识或意识状态, 它就是我们的生存状态。我们通过自己的理解活动, 达到一定的生存效果。

加达默尔指出, “在我使用的效果历史意识这个概念中合理地存在着某种两重性, 这种两重性在于:它一方面用来指在历史进程中获得并被历史所规定的意识, 另一方面又用来指对这种获得和规定本身的意识。”这就是说, 当前的历史意识既受历史的规定, 同时也反思和改变着历史。就我的理解而言, 效果史就是客观制约性和主观创造力在人们实践活动和理论活动中的统一。无论在历史实践中还是在历史理解活动中, 纯粹的客观性和纯粹的主观性都不是决定性的, 决定性的力量是两个方面的辩证统一。也许在这种意义上, 我们可以同意加达默尔的论断:“效果历史的规定性也仍然支配着现代的、历史的和科学的意识——并且超出了对这种支配活动的任何一种可能的认识。” [1] (P11)

在罗蒂 (Richard Rorty) 对诠释的理解中, 斯蒂芬·克里尼 (Stefan Collini) 发现了“某种力图创新、力图不断再创造自己的愿望”, 这种愿望“正好与那种日常化的美国新观念相契合了:我们可能摆脱历史的束缚, 不管是集体的历史, 还是个人的历史。” [10] 可是, 这种摆脱历史的愿望恰恰又落入另外一种历史性之中, 即没有抽象同一的本质, 每一个事物、每一种思想都是特定历史条件下和特殊境遇中的情景化的产物。显然, 这与加达默尔所说的“效果史”范畴是一致的。

实际上, 对于健全的人和健全的社会来说, 接受 (理解) 历史的意义和创造新的意义都是必须的。尼采 (F. Nietzsche) 曾经说过, “把过去的事物运用于人生, 并且以已经发生的事再作成历史, 人才成其为人。但是在一个历史的过程里, 人又不成其为人了, 若没有无历史的那个蒙盖, 他就永不会开始, 而且不敢开始。”尼采断言:“无历史的和历史的是同样地对于一个个人的、一个民族的和一个文化的健康是必要的。” [11] 尼采的想法的确有道理, 因为没有历史意义的继承, 我们就会像原始人一样存在。可是, 如果我们不超越现存的意义, 重新评估历史的价值, 我们就不可能有历史进步。但是, 我们不同意他所谓“无历史”和“有历史”的概念, 我们认为人是不可能摆脱历史的。应该说, 这里无非是历史的连续性和变迁以及历史意义的继承与扬弃的问题。历史意义的扬弃, 需要我们在理解中颠覆原来的价值, 创造新的意义。

当然, 我们不能说, 诠释者创造历史或者创造历史知识和历史意义, 因为合理的历史诠释必须依历史文本和历史事实为根据。历史文本未必完全符合历史事实, 但是只有从这种文本我们才能确证历史事实。瓦莱里 (Paul Valery) 曾经说:“根本就不存在文本的原义这样的东西。” [10] (P42) 像这样的极端观点只能帮助我们克服关于理解文本的朴素观点, 而不能成为我们认识历史诠释问题的出发点。在我们看来, 历史文本最初有它的原义, 但是它需要我们的进一步诠释, 才能澄清文本与事实的历史关联。历史诠释的性质不是创造历史意义, 而是澄清文本与历史事实的意义关联。因此, 正如艾柯所说的, “一定存在着某种对诠释进行限定的标准。” [10] (P48) 这个标准就是诠释的界限和范围, 对文本的诠释不能超出与历史事实关联的意义空间。超出这个意义空间区域, 对文本的诠释就会失去与历史事实的相关性。

在历史诠释学的意义上, 历史意义的生成也离不开阅读过程的诠释。实际上, 历史学家对历史所作的诠释又成为一种历史文本, 其意义的产生离不开读者的理解。就如接受理论的创始人耀斯 (Hans Robert Jauss) 所说的, “这犹如仅仅因为有人在观看才使被看的东西显出意义。” [12] 接受理论强调读者在意义生成中的作用, 鼓励读者进行独立的想像和反思。按照伊瑟尔 (Wolfgang Iser) 的看法, 阅读不是一种文本的意义在读者心灵中的铭刻与内化, 阅读具有构建意义的功能。一方面, “意义离不开主观介入与语境的制约”, 作为历史著作读者的理解者的生存状态和历史境域必然影响到他对历史的解读和看法。另一方面, “如果阐释具有传达文本意义的使命, 那么文本自身就一定没有将这种意义表达清楚。” [13] 只有读者或理解者的介入, 才能赋予历史文本以意义。正是在阅读过程中, 我们才能够体验到过去的生活, 理解了过去的事情。

当然, 我们不能把意义的产生仅仅归结为阅读活动。正像历史事实与关于历史的记载相互印证一样, 意义的产生也是文本与阅读活动互动的产物。而且, 文本是意义产生的基础, 阅读是意义产生的动力。可以说, 历史叙述的意义“是一个在阅读过程中产生的、与一致性构筑紧密相关的问题。这个'一致性阐释’……是文本与读者间相互作用的产物, 所以既不能单独追溯既成文本, 又不能单独追溯读者意向。” [13] 读者对历史意义的贡献, 进一步加深了历史意义的不确定性。因为阅读使理解情景更加情景化, 从而为多样性解读创造了更大的空间。

面对历史意义的不确定时, 我们仍然要依赖历史事实。我们在历史中寻觅走出有限性的蛛丝马迹。“一种真正的历史思维必须同时想到它自己的历史性。” [1] (P384) 历史性并不是消极的性质, 它是人性生成的积极力量。与此同时, 历史性的思维又相信历史事实和历史真相的存在。当我们阅读历史著作时, 我们依赖作为历史文本的历史作品;当我们面对历史文本时, 我们又依靠历史流传物或历史记载, 我们可以在可靠的资料基础上理解历史叙述。

三

从理解历史的目的的角度, 人们可以发现理解历史的一种意义。譬如, 人们或许为了寻根的目的而关注历史, 也可能为了民族的统一或振兴而在历史中寻找精神资源, 也有人为了通过研究历史获得社会经验和人生智慧……

宗教可能在历史中发现另外的意义。一般说来, 按照宗教的理解, 历史是一个法庭, 痛苦与欢乐是对人们行为的惩奖, 命运和神是掌握着报偿权力的法官。在古代的历史解释都带有神灵干预的说明, 人们把历史进程的结果解释成神灵对世间活动的判决。

近代以来, 人们又把历史进程解释成人类理性选择和历史人物意志的产物。近代人类控制自然的力量和活动都大大增强了, 因此, 直到环境的破坏程度引起自然的报复之前, 人类可以随意支配自然的想法越来越明显。与自然界一样, 人类社会的历史也由于人类活动的增强而遭遇了“去魅”的现象。人们理解和阐释历史时, 已经越来越世俗化了。

社会学家研究历史的目的在于, 通过“解释过去”的意义, 以便“了解现在”。就此, 有人指出:“就了解现在的社会结构与行动模式而言, 理解过去不只是因为单纯的概念上的合理性要求……而是一种必须的手段。也就是说, ……为了想要了解现在, 而把解释过去当做手段。……解释过去并不是因为对过去本身有兴趣, 而是因为过去是了解现在的源头活水。” [14] 在这里, 说理解过去不是因为对过去感兴趣, 显然是从社会学的角度看问题的, 但是, 认识到只有通过理解过去才能认识现在, 还是非常深刻的。

政治学家理解历史是为了获得某种历史经验和政治智慧。尽管历史是一个充满个性与多样性的殿堂, 但是历史也往往有惊人相似的地方。了解历史的人, 才不会重蹈覆辙, 才能走向未来, 而不至于犯历史性错误。

然而, 从根本上说, 理解历史是人类的一种基本的需要。人是历史的存在, 并且通过对历史的理解而充实自身。正如海勒说的, “对我们来说, 历史性不只是某种事物。它不是像我们所'穿’的服饰一样的东西。我们就是历史性;我们就是时间和空间。”对时空的认知形式不是别的, “就是我们存在的意识。我们存在的意识就是我们的存在”。尽管海勒的断言有些武断, 扩大了历史意识的作用, 但是, 只要我们给予正确的理解, 就不难发现其认识的重要性。尽管我们是在历史活动进程中生成的, 但是我们的生存状态依靠我们的历史意识。无论如何, “历史解释使我们在时空的维度理解社会问题, 换言之, 理解社会问题的时空变化。……解释是需要的满足:它填补我们想填补的关于世界的想像的盲点, 并且因此而造成张力。” [15] (P159) 总之, 历史既是我们的故园, 也是有待进一步开发的希望之乡。在那儿, 我们不仅可以找到慰藉, 同时也可以描绘自己的未来。要想无愧于历史, 首先应该理解历史。只有理解历史, 才能更加自觉地创造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