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牲命记案：就广西师大出版社即出的《民族的神话 : 欧洲的中世纪起源》一书书名，朋友圈略论，有修订。 “泛自由—左翼”学者持续性的对民族概念进行解构，是一种权力体系之下的知识产业，知识社会学。虽然，我同意民族身份的建构是政治权力的作用，但是如果仅仅从历史还原的角度，将其解构袪魅，并不能助于人去把握身份产生背后的裹挟性和需求性。不管我们如何理解自己的身份，它都不是天经地义的规范，相反它的抗拒或者认同，都不能脱离生物学和社会科学的基本的预设和行为原理去理解。
人类通过暴力占有资源，然后确立身份秩序，建立资源分配秩序。所有的身份拥有者在享受资源权利的同时，也都存在各种禁忌（义务、伦理）。人类安于各种身份，一方面是慑于暴力体系，一方面是能够获得资源分配资格。暴力体系越稳定，强大，则我们可以、可望从中获取资源，也就越体认种种身份。这个从我们幼时接受的第一个身份——子女开始，就掌握了这种以身份换取资源的策略。
但是身份有一个最大的不利因素，就是主体性的认同中心主义。我们与身份同属者，建立长久的博弈预期，而克制与异质者的反复博弈预期。这不利于扩大更大规模的社会协作。因此，自由主义所建立的权力体系就是解构各种身份，把一个个人都从身份嵌模中扣出来，从而建立更大的交换协作规模。同时，更多的资源交换路径，则使得我们的身份进一步虚薄化，脱嵌化。前段时间，一位程羽黑兄跟我分享了他的一个精微观察：中国的地域身份，有一个去地方化的建构，即通过国家内部的地理方位感去地方性内涵。比如说“江南”代替“吴越”，“山东”代替“齐鲁”，以国家方位感降格区域主体性地位。我觉得就此，一个超地方性的臣民身份的确立，消除了超大共同体内部的交换障碍。这不难反推出一个结论，即当今全球体系也是通过国家身份的降格、解构，以取消主体认同性，而瓦解全球交换的协作障碍。因此，学者不断解构民族身份，无论他们是否存在主观意愿，都是在为这个全球体系添砖加瓦。另一方面，这个体系也需要不断通过资源交换的效率来确立身份脱嵌者的体认。所以，“世界公民”这个看似存粹是政治哲学建构出来的身份，并不是脱离生物本性的人类精神升华。任何一个世界主义者得以安顿的前提是热量摄入的充足。不然无论他们在审美上看起来多么不食人间烟火，但如果无法保证热量摄入充分，最终都会被饿死。同样的，我们看到很多遗民，比如说文天祥，他不仅没有禁止家族成员臣服元庭的，相反还有鼓励。在家国选择上，他是不会以家族香火的延续来成就他去做伯夷叔齐的。因此，身份是选择压力的产物。
全球体系的哲学基础是自由主义，看似是无政府组织，但实际上，依然是依托于一个暴力主体，维持全球经济体系，需要全球性的暴力制裁能力。人因为存在寿命限制，无法指望这种生命形式能够摆脱暴力，去展开各种正和博弈。只能暴力威慑的存在，才能不断矫正各种局部博弈的偷机行为。在此意义上，无论是（民族）国家认同，还是普世认同，在生物性同质基础上，二者所依附的权力体系，在暴力形式上并无不同，差异可能只取决于交通（交换）成本的不同。不同权力体系其实是不同的吸粉机制。权力体系不存，即皮之不存，身份又将焉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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