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朱元璋杰出的军事才能，从他的用兵艺术和治军思想就可以看出来

朱元璋具有非凡的军事才能。朱元璋一生中亲自谋划指挥的大战役有十多个，直接指挥和间接指挥的大的战斗就难以胜计了。他指挥的大大小小的战役和战斗,都以自己的胜利而告结束,其中西征陈友谅、东攻张士诚和北上灭元诸役的作战指导,可谓我国古代军事史上的佳篇,而鄱阳湖之战的作战指导,则是我国水战史上以弱胜强的成功战例。《明史记事本未》上称赞朱元璋：

“运筹万里、料敌如神、明见万里外”

从朱元璋指挥的战役战斗中,我们可以看出他用兵的艺术。

1、稳扎稳打、逐步推进。

在战争指导上,朱元璋主张要谨慎、持重,稳扎稳打,步步为营,不骄傲大意,不轻举妄动。在对待敌人的态度上,他把小敌当作大敌来打,把弱敌当作强敌来打,不因小敌而轻战,不因弱敌而粗心,不因胜利而骄傲。他常告诚部将:

“土不可恃广，人不可恃众”,“每临小敌,亦如大故”,

才能不断夺取战争的胜利、在重大决策上,朱元璋总是先问刘基等人详细研究,然后召来部将商计,认真倾听大家的意见,集思广益,避免决策错误。

将领们出征,元璋授照

“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的“古来之道”,让将领们根据变化着的实际情况临机处置。同时,他也根据所得军事情报和自己的作战经验,设想出一些攻取方略,通过写信或口信的办法,随时传给前方主将。重大战役进入关键阶段,他还要亲赴前线,与诸将一起分析军事形势，研究作战方案。对重要的作战对象、朱元璋一般采取先去其“枝叶”,后动其“根本”的方略,以便出师“稳操胜券”。

进攻张士诚时,他先”翦其肘翼”,然后“捣其腹心”。北上灭元时,虽然已经统一了江南,在兵力对比、物力对比、人心对比等方面均已占了优势,但朱元璋却不同意常遇春直取元都的意见,仍采取“先枝后本”稳扎稳打,逐步推进的,进一步,巩固一步,逐次消灭元军。

朱元璋总结自己用兵经验时说:

“我自起兵以来，与诸豪杰相角逐，每临小敌，亦如大敌，所以能够致胜”。

用兵持重,稳步推进进,不冒险轻敌,确实是朱元璋在军事上失误比较少，每战都比较有把握地取得胜利一个重要原因。

2、集中兵力各个击破,力避两面作战。

朱元璋认为,用兵之妙,在于每次攥紧一个拳头,打一个目标，不两面作战。因此,他在制定战略时,注意根据敌人的特点利用矛盾、不两面树敌,力避两面作战或入重围。

比如,打西方的陈友谅时,他就拉拢东南的方国珍,麻痹北方的察罕,稳定东面的张士诚;在进攻张士诚时,则联络西面的明玉珍和南方的方国珍；北上灭元时,朱元璋分析守在秦陇的元将扩廓木贴儿、李思齐、张良弼之间虽有矛盾、但他们都是百战之余,决不肯轻易屈服,如果大军在未破元都之前西攻秦陇，就会促成他们联合起來进行抵抗,造成我陷入“两面作战,以一敌三,丧失主动”的困境.因此采取出其不意,直取元都,然后西攻的方略,这样就较好地避免了两面作战的不利局面。

3.把军事进攻和政治攻势紧密结合起来。

朱元璋认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作战胜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全军将士是否团结。团结一心的军队必胜,人各一心的军队必败。要取得战争的胜利,不但要使自己军队的内部团结,而且要使敌军内部分化瓦解。因此朱元璋坚持在军事进攻之前和军事进攻之中,瓦解敌军,分离其民众,使之不攻自破，不战而降。政治攻势的方法主要有两个:

一是发布檄文，数落敌方的“罪状”,提出有利于瓦解敌方力量的策略性政治口号。

二是规定军队要严守纪律,用守纪律的行动来扩大自己军队在敌方的政治影响。

进攻张士诚之战和北上灭元之战所以进展比较顺利，朱元璋和刘基、宋濂等组织发起的强大有力的政治攻势是一个重要原因。

4.根据不同的情况,提出不同的战略策略和战术。

“兵无常势,战无常法”。朱元璋深明此理,他在每次作战的指导上,虽然都坚持逐步推进,各个击破,军政交攻的原则,但每战的战略、策略、战术,却因时因地因敌而异。

攻占集庆之后、张士诚处于朱元璋之东,陈友谅位于朱元璋之西,都是朱元璋的强敌。但是张士诫的統治中心距集庆最近,陈友谅的统治中心距集庆较远,且张的军事力量又比陈友谅弱,按一般战法,是先取张后攻陈。但朱元璋却不是这样。他对张陈两方的分析不仅仅停留在双方地理条件、军事实力的比较上,而且对双方的思想、性格、素质等也进行了深入地分析,认为张士诚是私盐贩子出身，斤斤计较,谨小慎微,对既得利益已感到满足,是“守虏”。如果进攻陈友谅，张士诚虽离我近但不一定乘我之虚。陈友谅是打渔出身,习惯在风浪里冲撞,胆子大,野心也大,如果先攻张士诚,陈友谅虽距集庆较远也会冒险击我侧后,使我腹背受敌。因此决定先灭陈后灭张,实践证明,这一战略方针是完全正确的。

在战术上,也是根据敌情做到机动、灵活。比如,鄱阳湖之战中，针对陈友谅水师将数十艘大船连在一起不便进退的情况,借助东北风起,用火攻破敌。攻打元都时,则根据北土平旷,利于骑战的特点,指示徐达对此

“不可无备,宜选裨将提精兵为先锋,将军督水陆之师继其后”,

水陆并进,速战速决。

5.审机料敌,奇正并用。

《明史记事本未》记载朱元璋常告诫部将:

“为将贵审机而重料敌。”

“审机”指捕捉战机,不误战机。“料敌”,指分析敌方的情况,科学地预见敌人下一步行动及其结局。“料敌”是“审机”的前提条件，因此朱元璋说:“重料敌”。敏锐地捕捉战机,及时地采取行动，才有可能夺取战役战斗的胜利,所以朱元璋又强调“贵审机”。

审机料敌”是将帅能够正确决策、战而胜之的两个互有联系的重要条件,因此朱元璋把它联在一起,要求部将们切实做到。朱元璋自己也有料敌之明,审机之敏。制定先陈后张、各个击破,尔后北上灭元,统一全国的战略方针时,预料张士诚是“守虏”先攻陈时,张不会乘我之虚,即是一例。

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大将军徐达迫降元将李思齐以后,将攻占据庆阳、宁夏的张思道、张良臣。当时远在应天的朱元璋即遣使谕徐达:“张思道兄弟多诈,若来降,当审处之,勿堕其计也。”后张良臣迫于徐军声威、主动向徐军投降,但暮即以兵劫营,徐达感慨地说:

“帝(朱元璋)明见万里外,今日之事,果如前言”。

在作战指导上.朱元璋还坚持奇正并用。每次进攻战,他总是把兵力分作两路或三路。分两路时,一路正兵,一路奇兵。分三路时,则一路是奇兵,一路是正兵,一路是疑兵。这种奇正并用、多路进攻的战法,有利于迷惑敌人从而造成敌方作战指导上的错误。

朱元璋不但善于用兵,而且善于治军。他治军的要领主要有二：

1、严肃军纪

朱元璋认为,夺取战争的胜利,要靠“天时”,靠“地利”更靠“人和”、而要做到“人和”,就必须严肃军纪。他说:

“军中无纪律,何以安众?”

还在收编横涧山地主武装,检阅“新军”时,他就恳切地告诫将士们说:“你们原来是很大的部队,可我们毫不费力就打败了你们，原因在哪里?一是将宫没有纪津,二是士卒缺乏训练，现在我们必须建立严格的纪律,进行严格的训练,才能建功立业。”此后,每攻下一城一地,都要申明军纪：不掳民妻女,不掠民财产,不乱杀民众,不烧毁民房。打张士诚时增加了一条:不许挖敌方将士的祖坟,尤其不能侵毁张士诚的母坟。

北伐时,朱元璋特地加上不可破坏农具,不可杀耕牛等条。违反军纪的,无论是亲信的将帅还是无名士卒,都要受到惩罚。至正十五年五月,朱元璋率兵攻下太平府。大军一进城,朱元璋就叫李善长把事先写好的“不许掳掠”的禁约四处张贴,还派一班执法队沿街巡察，同时,朱元璋又勒令当地大财主献出些金银财帛,分赏给将士。这样,既赢得了民心,又安定了军心。数万大军入城,百姓安居乐业。

由于朱元璋注意纪律约束,因此,在元末群雄蜂起之时,朱元璋的军队是受群众拥护的。这是他能战胜群雄的一个重要原因。

2.选贤任能

朱元璋认为,

“命将出师,必在得人”。

用人不当,特别是用将不当,军队就不能打胜仗。因而他

“用英雄,有如饥渴”

每攻占一地,他就要“洽时务,访治道”,求贤良,攻克婺州以后,朱元璋闻知浙东名士刘基、宋濂、章溢、叶琛有贤才,便遣使请他们来辅政。刘基等人来后,朱元璋待若上宾,命有司新建座“礼贤馆”,让他们四人居住,并把懂天文、兵法的刘基

“留帷幄,预机密谋议”,

作他的参谋长,与他一起研究战略决策。宋濂、章溢、叶琛等人也量才委任。

朱元璋选拔将才的标准,主要有三条：

(1)“以德为本,文艺次之”。

首先看政治思想如何,其次才看文章和武艺。政治思想,主要是对以朱元璋为代表的明王朝统治集团是否忠诚；

(2)“先之以谋略,次之以武艺”

在考察才能时,重点考察有无谋略,武艺也要考察,但不是主要的。有勇无谋者不堪大用,武艺不精但善于计谋的人可赋予兵权,既善于计谋又精于武艺者则可委以重任。

(3)“务求实才”,“不尚虚文”

不看门第高下,不分出身贵贱,不论学文习武的时间长短,只看有无真才实学。有真才实学的,虽出身寒微,长于“草莽”,未进过学堂,也量才录用。朱元璋自己就是出身社会下层又未进过学堂的人,他的军事、政治才能完全是在战争实践中锻炼出来的。因此他选拔将校,特别强调“俱求实效”,看实际能力,“不尚虚文。

强调选贤任能,可是事情往往不能如愿以偿,有的举者不贤,有的用非得人,出现朱元璋所说的“

朕以实心求贤,而天下以虚文应之，甚非所以称朕意也”

的情况。为改变这种状况朱元璋于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3年)三月定文武科取士之法时,特明确规定:

“得贤者赏,滥举及蔽贤者罚”

由于朱元璋重视选贤任能,因此在他的军队中,聚集了一大批文臣武将。既有能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军事谋略家,如刘基、冯国用；又有博学多闻,善于攻心战的政治家,如宋濂、李善长；既有智勇兼备、用兵持重的帅才,如徐达、李文忠,也有勇武绝伦,能征善战的良将,如常玉春、冯国胜、傅友德、汤和、蓝玉、沐英,可谓人才济济。在使用时,朱元璋坚持用其所长,避其所短,“老少参用”,使人人能尽展其才。

朱元璋在执政的后期,过分地运用监察组织,制造了许多血案,弄到“贤否不分,善恶不辨”的地步,致使许多功勋卓著的大将和谋士,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杀掉。这充分暴露了古代帝王选贤任能和历史的局限性。

朱元璋的军事才能是学习和实践的结果

朱元璋杰出的军事才能,是他在长期的战争实践中锻炼出来的,同时也是他从军后注意学习的结果。朱元璋年轻时没有机会上学。后作游方和尚,到处乞讨,明白了许多人情世故,但文化知识上的长进却不大。朱元璋从军后地位越来越高,权力越来越大,肩上的担子越来越重,在儒生们的影响下,开始努力学习文化。无论军务多么繁忙,他都要挤出时间看书,或者和刘基、宋濂等讨论经史,讲习兵法,或者和儒生们列坐赋诗。

朱元璋对历史特别爱好。《汉书》、《宋史》是他常读的书。其目的也是要吸取古人成败得失的经验教训,作为自己军事、行政的指南。经过十多年的发奋学习,到中年以后就不仅知道一些儒家经义,而且通晓前代战史、兵法,还能写通俗的文章、作诗,欣赏批评文学作品。

这是朱元璋能够从一个普通士兵很快成长为一名娴于韬略,善于运筹、指挥若定的优秀军事统帅和远见卓识的政治家的一个重要原因。

总结：朱元璋也有很多缺点,甚至是罪恶。他原是农民起义军的领袖,后来叛变了反过来镇压。他以猛治国,过分地运用监察组织——检校和锦衣卫,制造了许多冤假错案,杀害了许多无辜的勋劳卓著的文臣武将。在军事方面,朱元璋把管兵权与练兵权、练兵权与指挥权分开,使将帅不熟悉自己的军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军队的战斗力。另外,以亲王守边,加强了防务,但亲王的兵权过大过重,朱元璋死后,发生了燕王出兵反对建文帝的内战。但是,总的看来,朱元璋是功大于过的,他对社会的前进,对我国古代军事科学的发展,都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