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海美 如果没有世界遗产保护，很难想象今天的世界会是什么样子。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立于1945年，是一个旨在促进和平、人道主义及跨文化理解的政府间机构；其备受瞩目的世界遗产项目，则致力于保护对人类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文化和自然遗产。然而，在该机构的实践中，这一使命时常遭遇困难与挑战。 学者林恩·梅斯克尔的《废墟上的未来》一书，通过回顾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试图拯救世界遗产的历史，考察了该机构世界遗产项目的运作模式及其得失，展示了该机构全球遗产保护使命的成就与面临的复杂国际环境，从而重新审视过去与现在的关系，重新理解世界遗产保护事业。  《废墟上的未来》 [澳大利亚]林恩·梅斯克尔 著 王丹阳 胡牧 译 译林出版社 努比亚运动 1942年，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肆虐之际，抗击德国纳粹及其盟国的欧洲国家政府在英格兰召开盟国教育部长会议。当时，战争远未结束，但这些国家已开始思考一旦恢复和平，应该如何重建教育体系。 1945年11月，根据盟国教育部长会议的提议，在伦敦举行了旨在成立一个教育及文化组织的联合国会议，约40个国家的代表出席了这次会议。在法国和英国的推动下，会议决定成立一个以建立真正和平文化为宗旨的组织。按照他们的设想，这个新的组织应建立“人类智力上和道义上的团结”，从而防止爆发新的世界大战。会议结束时，37个国家签署了《组织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从此诞生。 此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各成员国陆续在全球开展了多项文物保护行动，1960年的“努比亚运动”就是比较知名的例子。通过各方的共同努力，一大批有着3000多年历史的埃及文化古迹，避免了因为修建阿斯旺水坝而被尼罗河水淹没的命运，其中就包括著名的拉美西斯二世神庙。  拉美西斯二世神庙。1964年-1968年，为了免遭因建造阿斯旺水坝而上涨的尼罗河水淹没，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持下，神庙被切割成块，分别编号，在离原址不远、地势较高的地方拼合还原。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它的100余个成员国发出呼吁，请它们作为志愿者做出自己的贡献。这一呼吁也影响了众多的组织、公司和个人，改变了“人们的头脑”。 该组织存在巴黎的档案显示，它收到了来自全世界各地的信件，寄信人有小学生、女童军、摄影师、建筑师、工程师以及教师，他们都很真诚，愿意为文物保护工作尽自己的一份力。 很多手写的便条来自遥远的国度，比如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或者来自像塔图拉、海雷基诺这样的小镇上的普通居民。他们随信寄上一个美元，或是一个英镑，这一切让人十分感动。1966年，人们用从烘焙售卖和抽彩售物中获得的利润成立基金，虽然金额不大，但是他们还是通过《读者文摘》设立的信托基金，把钱寄送给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因为阿斯旺水坝水位不断上涨，还有人给该组织写信，提出从工程的角度用不同的方法升高庙宇的位置。在这些信件中，有许多都是主动要求贡献自己的力量。对于绝大多数的来信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工作人员会给他们写感谢信，并且引导他们联系各国的国家委员会。 在那个时代，保护努比亚古迹是少有的跨学科研究项目，因此非常引人注目。在许多团队的人员构成中，有埃及学家、艺术史学家、碑铭研究家、建筑学家、地质学家和生物考古学家，牵涉到空中勘测、摄影测绘学和地质考古学。 努比亚运动的成功备受推崇，随之而来的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收到了很多新的请求，希望它在文化遗产领域提供帮助。很多古代奇迹都需要挽救，比如雅典卫城、印度尼西亚婆罗浮屠巨大的佛教建筑群、泰国北部素可泰王国的首都、黎巴嫩南部沿海宏大的腓尼基提尔城。 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之间，大量保护文物的任务涌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是该组织向全世界发出各种呼吁，以确保对这些世界瞩目的历史遗迹提供经济援助和技术支持。 话语权失衡 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订立了《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该公约确定了名录制度，并进一步确立了该机构在设置名单、制定标准、实行监管和保护过去这些方面的技术目标。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领导下，国际社会创造了“世界遗产”这样一个文物保护体制，该体制把像普遍主义这样的抽象概念和像全球保护运动这样的具体经验融合在了一起。1972年11月16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成员国正式通过了把集体保护体制列入国际条约的决定。 在得到20个成员国认可之后，《1972年公约》从1975年12月开始执行。它代表着几个世纪以来，很多不同的、来自国家和国家间的智慧结晶，这些倡议中有许多是在欧洲形成的，也有些是在南亚和东南亚形成的，只是相对而言并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 由于历史原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长期存在话语权失衡的问题。在《1972年公约》的193个当事国中，有100多个国家从未在世界遗产委员会中占据一席之地，而有12个国家从一开始就控制着整个委员会。该委员会在构成上长期偏向欧洲。2013年，这种情况达到顶峰，当时的委员会中居然没有非洲国家，虽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非洲大陆作为整个机构的关注重点。 欧洲国家具备太多优势。它们拥有资金和能力来支付顾问的费用，能准备更多的专业档案，提名更多的历史遗址，派遣更多的代表去参加会议、进行游说。通过调配资源和影响来调动文化财富，欧洲国家在遗产名录上很容易获得不成比例的表现。例如，有一年意大利试图添加10处遗址，并且每年继续提名。这很令人震惊，因为《1972年公约》的当事国中，有166个国家列入遗产名录的遗址的总数少于10个。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会议现场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是一个政府间机构，因此，《1972年公约》的签约国，尤其是那些在世界遗产委员会中占有一席之地的签约国，扮演着最重要的角色。该委员会由大会选举产生的21个当事国组成，每个任期为4年。 今天，由国家任命的大使和政治家控制着国家代表团，而不是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方面的专家们。该委员会对《世界遗产公约》的执行负责，监管着世界遗产基金会的资金使用，按照当事国提出的要求，对财政支持进行调配。重要的是，该委员会对某项遗产是否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具有最终决定权。 这种架构的弊端非常明显。2011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吸收巴勒斯坦成为其成员国之后，美国第三次停止对该组织提供经济资助。据估计，美国的资助总数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部预算的22%。 然而，美国官方并没有撤出该组织，只是从它应尽的义务中撤回了资金，所以美国于2015年被选为执行局成员，任期4年，继续对遗产名录进行遗址提名。在《废墟上的未来》看来，“西方强权国家采取单边行动，成功地挟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梦想还是要有 为什么进入《世界遗产名录》变得如此重要？因为人们认为世界遗产是商品，是推动国家和国际社会前进的动力。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官方文件中，使用了“财产”这个词汇，可见这种想法从一开始就得到了宣示和认可。 如果一个国家的遗产能够获得世界遗产界的认可，那么这可能给该国政府和私人企业带来直接的旅游收益或其他经济收益。制定《世界遗产公约》的初衷是保护和保存世界上最重要的文化遗迹和自然遗迹，但是现在很大程度上，该公约意在帮助各个国家实现赢得品牌和经营品牌的目标。 人们从各种不同的学科角度，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品牌创建工作进行研究，其中最常见的研究角度是旅游、遗址管理和国际政治。比如位于法国南部的喀斯和塞文文化景观，该景观是法国举全国之力，历时五年，于2011年进入遗址名单的。其申请材料的基本观点是，该遗址体现“农牧系统和它们的生物物理环境之间的关系”，以及长久以来形成的夏季畜牧的传统，其主要特色是如画的风景。  法国喀斯和塞文文化景观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背书，为其带来了商业收益和资本收益。该景观很快成为旅游胜地，它为有钱的客人提供别墅食宿、远足和漂流项目、当地工艺品以及有机农产品。 《废墟上的未来》直言，法国在推动遗址进入《世界遗产名录》和向市场推广方面可谓行家里手，因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就在法国首都巴黎，在那里任职的很多官僚以及法国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合作协议等，都为法国申遗带来了巨大的便利。 这正是世界遗产保护的一大痛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成立及其理念有着重要影响。联合国第一任总干事、挪威政治家特里格韦·赖伊在任上提出，这个新成立的组织面临的任务是“对物质形态的灾难予以修复，重建文化遗址……重新建设适宜人类精神生活的环境”。 梦想很远大，现实很残酷。当时人们已经意识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许没有能力确保实现世界和平，但这个理念对人们拥有和平梦想还是有帮助的。该组织最初的工作任务中，有一项便是恢复和重建那些在战争中受到严重损毁的国家。保护文化遗产是一项重要工作，但改变“人们的头脑”被证明是很难做到的。赖伊称之为“世界上最不可能完成的工作”，事实也的确如此。 正如《废墟上的未来》所言，今天，人们不再局限于历史意义和文物保护这样单一、有限的视角，而是考虑文化遗产更加广泛的、非物质层面的问题，包括访问、利用、参与、权利、责任和利益。这也意味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面临着新挑战，对其成员国来说，改变势在必行。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