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延安时期，是毛主席在哲学领域里劳作最勤、收获最丰的时期。在写作《实践论》、《矛盾论》和整个《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的前后，他在读过的许多哲学书上留下了大量的批注。 当时的延安，书籍奇缺，哲学著作就更少了。 他读的哲学书，有经过长征带在身边的，有中央书记处图书资料室提供的，有向周围同志借来的，也有别人赠送的。现在保存下来的他读过的一些哲学书，有的上面至少有两三个笔迹不同的人写的批语。毛主席在到处寻找哲学书阅读。 毛主席在延安阅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主要有：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列宁的《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列宁《关于辩证法的笔记》，普列汉诺夫的《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等。 此外，他还读了不少中外哲学和哲学史著作，如中国古代的诸子百家，古希腊的哲学家，斯宾诺莎、康德、黑格尔、费尔巴哈和苏联哲学家西洛可夫、米丁以及李达、艾思奇等人的哲学著作。令人惋惜的是，经过战乱，他读过的这些书有一部分已经散佚，不可复得了。 系统研读哲学教科书根据目前所掌握的情况，现在保存下来的毛主席在延安读过并且留有文字批注的哲学书籍，有下列七种（八本）：《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第三版和第四版），《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础理论》，《社会学大纲》，《思想方法论》，《哲学选辑》。 上述八本书中，批注多且重要的有五本。根据批注的内容、笔迹的先后、版本的日期及毛主席本人在书后及“读书日记”中记载的批读时间等多方面综合考察，它们的批读顺序应当是： 《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第三版），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一九三七年四月，这是毛主席本人在该书末页的背面上写下的时间。 《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米丁等著），一九三七年内，八月以前。 《社会学大纲》，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七日——三月十六日，这是毛主席在“读书日记”里记下的读书批注时间。也有可能在这之前，即一九三七年五月出版后不久就读到了此书，但目前留下的批注是这个时间的。 《哲学选辑》，一九三九年五月该书出版以后。 《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第四版），从毛主席读该书的批注内容来看，其中提到“三三制”、“三月参政会”等，因此，读这本书当在一九四一年三月以后。 五本书的批注，只有头两本，即《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第三版）和《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在文字和内容上与《实践论》和《矛盾论》有直接的联系。 毛主席的批注，可分为文字批语和读书符号两大类。在五本书篇页的天头地脚、边白中缝和段末行间，他总共写下约两万字的批语。  其中尤以《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第三版）为最多，在一万二千字左右。这本书中最长的一条批语，有一千二百字左右。 这些批语，有对原文内容的复述、提要、归纳、概括及发挥，有对原文观点的臧否和疑问，也有自己提出的独立见解。 例如，毛主席从《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的原文提取和复述了这一句话：“认识物质，就是认识物质的运动形式。”这表示他注意到这个观点，这句话后来也写进《矛盾论》里了。 批语中较多的，是他联系中国革命实际写下的学习心得和研究成果。 阅读了教科书上关于外的矛盾和内的矛盾，即后来他在《矛盾论》中表述为外因和内因关系的原理后，毛主席用以总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教训，在《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第三版）上的批注中说，五次反“围剿”失败，敌人的强大是原因，但当时的军事冒险政策是主要原因，机会主义是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外的力量需通过内的规律性（机会主义等）才能曲折间接的发生影响。中央苏区、鄂豫皖苏区被破坏。主要的是内的原因。 毛主席抓住《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一书中提出的“矛盾的主导方面”的概念，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作了发挥。 他认为不仅矛盾的主要方面起决定作用，而且在一定条件下，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会互相转化。 他据此在这本书第三版上的批注中指出：“在中日对抗的局面中、中国的因素正在由次要地位向主要地位转变中，因为民族统一战线如果广大的与坚固的建立起来，加上国际的因素（苏联、日本民众、其他和平国家），就有造成优于日本方面之势。” 后来，在其名著《论持久战》里，他进一步阐述了这个思想。详尽地分析和对比了中日双方的特点和双方的强弱程度，优劣形势随战争过程延长发生的变化，做出了抗战是持久的，并必将获得最后胜利的结论，对全民族坚持抗战到胜利起了巨大的指导作用。 毛主席在所读的书上还留下了许多符号，它们有：△、○、－、×、√、斜线、方框、竖和波浪线、单杠线、双杠线甚至三杠线，还有顿点和问号。 这些符号往往也反映出他在读书当中的某种意图和倾向，对于理解他的思想是有帮助的。特别是问号，直接显示了他对某个观点的怀疑或反对.深思与不解。 《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第三版）中有一段话：“否定的本质，否定之否定的本质，都在于它是过程之充满了矛盾的发展中的动因。”毛主席在这段话旁边打了个问号，对这种说法表示怀疑。 毛主席批在书上的问号非常之多，有的一页多达四、五个。有些问号已被他用短斜线划去，这表示他后来已理解或肯定了书上的说法。 毛主席的批语和符号，是用铅笔和毛笔写的；书上很多地方圈点细密，杠划不断，字句连绵；圈旁有圈，杠外加杠，字上叠字（铅笔字上叠写毛笔字）。 毛主席的这些批语和符号使人明白，他是多么认真仔细、逐字逐句地多次阅读了这些书，他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多么的刻苦精勤！  毛主席的批语，主要是写在几本哲学教科书上面的。由于教科书的全面性、系统性和基础性，他的批语也追踪到哲学的许多方面、许多观点和问题。 各本教科书大多讲述着同样的原理、范畴和规律，他在不同书上的批注，有时也重复涉及同一个内容，使我们能够集中地了解他对某个哲学问题的观点，甚至看到在这个问题上他的观点的变化发展。 毛主席的许多批语包含的观点和思想，是他公开发表的哲学论著中没有或少见的。如他总结哲学史上的众多派别、思想，在《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第四版）的批注中，认为可以区分为唯心辩证、唯心形式、唯物形式、唯物辩证四种。四者之中，只有最后一种是正确的。 对于中国哲学史上儒家的“中庸”观念，他在《哲学选辑》的批注里指出其合理性在于肯定事物质的安定性，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辩证法的一要素。 但“中庸”整个地是反辩证法的，因为它害怕量变引起质变，用两条战线斗争的方法维持旧质不变，把旧质绝对化。 所以“中庸”是维持封建制度的方法论，是孔于主义即儒家思想的基础。关于认识的两个过程、他在《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第四版）的批注里提出：“在认识过程，个别决定普遍；在实践过程，普遍决定个别。” 这种运用矛盾问题精髓的原理来分析由认识和实践这对矛盾运动变化产生的两个认识过程的做法，也是十分独特的，值得人们进一步探讨。 关于辩证法的一些范畴，毛主席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例如他在《哲学选辑》的批注里认为，“根据即基本矛盾”，“次要矛盾与外的矛盾都是条件”。从矛盾的角度如此给根据和条件这对范畴下定义，是过去无人做过的。 此外，对质量互变规律、过程和阶段的问题等等，毛主席都有不少新看法。这些批语对全面、深入地认识毛主席哲学思想的全貌及内涵，是弥足珍贵的。 从毛主席在延安时期留下的两万字的批注内容来看，大致包括哲学基本理论、中国哲学史和西方哲学史上的问题。 继续探讨哲学问题 毛主席在读了艾思奇著的《哲学与生活》一书后，作了约三千字的辑录。 从辑录可看出，他并非原文摘引艾思奇的观点，而是在文字叙述上有变化，内容上有增改。对艾文中“差别不是矛盾”的观点，他有不同看法，却十分客气地称是“略有疑点”，写信给艾思奇，准备登门面商。 在给艾思奇的信中毛主席还指出，“你的《哲学与生活）是你的著作中更深刻的书，我读了得益很多”。艾思奇当时年仅二十七岁，毛主席作为一个全党领袖，如此认真阅读一个青年同志的理论著作，充分表现出他谦逊好学的精神。 在《毛主席书信选集》里还发表了毛主席给张闻天、陈伯达的三封信，都是评论陈伯达关于中国哲学史的论文的。 其中论孔子哲学思想的一篇，毛主席在一九三九年二月一日到二十二日前后很短的时间内看了三遍。这三封信共有四千多字，谈了不少对中国哲学史和哲学原理上的一些问题的看法。 信中谈的中庸问题，两条战线斗争问题，质和属性的关系问题，与他在同年五月出版的《哲学选辑》上的批注，有密切的联系。 毛主席在延安时期的哲学批注和辑录等，是他留给我们的一份宝贵的哲学遗产，它是毛主席为革命发愤读书的生动的历史见证，是他在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道路卜不断前进成长的一个记录和缩影，也是毛主席哲学思想宝库里一笔重要的精神财富。 解放后，毛主席仍然挤出时间，孜孜不倦地阅读各种哲学书籍和期刊。 毛主席读任继愈主编的《中国哲学史》（第三册）时，非常注意该书对于华严宗思想的分析。该书认为，华严宗承认个别与一般有内在联系，有一点辩证法；但它又唯心主义地夸大、吹胀了个别与一般的联系，把这种联系绝对化，抹煞个别的存在。毛主席在这段话旁边批道：“何其正确”。他还批道：“相对中有绝对，绝对只存在于相对之中，普遍只存在于个别之中，永恒只存在于暂时之中，离开这些来谈什么客观辩证法，岂非自相矛盾。” 在李达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唯物辩证法》（一九六五年内部讨论稿）的第三章第一节开始，他写下了一条较长的批语，表达了他对唯物辩证法体系的看法。 他指出：“辩证法的核心是对立统一规律，其他范畴如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联系、发展等等，都可以在核心规律中予以说明。盖所谓联系就是诸对立物间在时间和空间中互相联系，所谓发展就是诸对立物斗争的结果。至于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应与现象本质、形式内容等等，在核心规律的指导下予以说明。旧哲学传下来的几个规律并列的方法不妥，这在列宁已基本上解决了，我们的任务是加以解释和发挥。至于各种范畴（可以有十几种），都要以事物的矛盾对立统一去说明。例如什么叫本质，只能说本质是事物的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如此类推。”他的以对立统规律指导说明其他规律和范畴的思想，在延安时期的读书批注中已有突出的表现，这里把他的这个思想明确上升到理论原则的高度提出来了。在这本书谈两种发展观的根本对立的问题的旁边，他批道：“不必抄斯大林”。 联系到延安时期他在博古译的斯大林著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的批注少，疑问多，标出原文的要点多，自己的说明发挥几乎没有等情况来看，他对斯大林的这个哲学体系评价不是很高。 对于哲学期刊上的文章，毛主席也时常留意。在读了赵纪彬发表在《哲学研究》一九六五年第四期上一篇有关孔子思想的文章后，他在文章题目的上方批下“孔门充满矛盾论”七个字。 四十多年前，毛主席在读书批注中慨叹党内主观主义、教条主义思想严重，阻碍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正确理解和创新发展时说：“中国的斗争如此伟大丰富，却不出理论家！” 毛主席通过发愤读书，理论联系实际，概括和总结中国革命斗争的经验，写出《实践论》、《矛盾论》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这样杰出的哲学著作，成了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读书学习的态度和方法，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的东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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