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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有职业病，也有职业习惯。如果你遇到一个人，说话像报时一样，总喜欢讲几点，他一定当过领导，起码是某个“所”或“站”的头儿。
我在国社当记者时，有位名记传授了一个写作秘笈：讲话作报告，最好是“三点式”，超过三点，大家都记不住。他认为任何事情，三点足矣，如果三点还概括不了，那就是你的概括力有问题。他说得有些绝对，但不无道理。超过三点的确让人头疼，特别是遇到毛泽东批评过的那种“甲乙丙丁，开中药铺”的情形，就算做笔记也容易记乱，大点中点小点搞混。相信这不只是我一个人的体会。我从写小说到写杂文到写新闻再到写公文，一路过来，愈发觉得同事的话符合天道。老子说“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超过三就成了万物，怎么可能记住。“三点式”提纲挈领，像捕鱼一样，“纲”一举“目”就张，足以“一网打尽”你要说的话了。
我喜欢看历史，想找这“三点式”的出处。偶尔看到唐太宗李世民的两个故事，明白这“三点式”原来是有源头的，李世民讲话就喜欢“三点式”。唐太宗和“组织人事部部长”（吏部尚书）唐俭下围棋，唐俭争占了位置，唐太宗非常恼火，下旨将他贬到潭州，但还是气不过，把另一位大臣尉迟敬德——就是后来成为门神的那位尉迟恭——叫来，对他说：“唐俭不把我放在眼里，我要杀了他。你给我证明他曾对我说过怨恨的话。第二天上朝对质时，尉迟敬德却说自己没有听到唐俭说过这样的话。太宗问了几次，尉迟敬德都说没有。唐太宗气得将手里的玉笏在地上摔得粉碎，拂袖而去。过了半天，肚子饿了，太宗也冷静下来，叫人把三品以上的官员召来一起用餐，太宗在吃饭前谈了对当天发生事件的看法，肯定了尉迟敬德对质时的表现，认为三个“有利”：一是作为大臣，唐俭没有含冤被杀；二是身为皇上，没有冤枉杀人；三是尉迟敬德没有违背本心曲承自己的旨意。他从“得益”方面也总结了三点：皇上得益，有原谅过失的美德；唐俭得益，有死里逃生的幸运；尉迟敬德得益，有忠心耿直的美名。两个“三点式”搞掂了一场风波，太宗特别赏赐了尉迟敬德一千匹缎子。大家齐呼万岁。
唐太宗还有一个故事：唐代初年，有个叫党仁弘的高官，能力很强，战绩政绩都斐然，但打仗不怕死的党仁弘却十分贪财，在广州“军区司令”（都督）任上收受了一百多万赃款，被人举报，依法应判处死刑。唐太宗心里不忍，最后判处将他“撤销一切职务，开除公职”，发落到钦州（“贬为庶人，流钦州”）。为了统一思想，唐太宗专门召集“副部级”（五品）以上官员到太极殿开会，发表了一个讲话，他指出：法律就是天命，对党弘仁作出不判处死刑的决定，是以情乱法，因此自罚到郊外睡三天草席，每天只吃一顿饭，以此向老天爷请罪。房玄龄等大臣纷纷劝说，认为生杀予夺是人君专享的权力，不必要这样自责。唐太宗就是不听，大臣们跪在殿前磕头，从早上到太阳下山仍僵持不下。这件事的结局，是唐太宗向众大臣宣读了一份“检讨书”，从三个方面反思自己的过失：“一是知人不明；二是以私乱法；三是对好的只是喜欢，却没有奖赏，对坏的只是厌恶，却没有诛罚（意思平时规矩不严，发生了党仁弘这样的贪腐案）。”话说到这份上，大家终于散去。其他相关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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