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言
民国时期，教育宗旨、教学体制、教育机构和教学内容，与清朝相较，有了根本性变化。政府倡导以发展普通教育、实业教育、社会教育、女子教育和培养健全人才来满足社会的需要。康平县新式学校的兴起，倡导男女平等受教育的权力，推行平民教育等，使民国时期的康平教育具有相当的先进性。即使以今日的眼光看，政坛更迭频繁，兵荒马乱，教育事业依旧获得很大发展。
包括北洋政府乃至地方军阀在内，民国时期对教育经费的保障格外充足。1912年(民国元年)，民国刚刚建立，孙中山先生即强调中国实行免费义务教育。随后，教育部明文规定：“初小、师范、高等师范免收学费。”
在民国的宪法草案以及正式通过的宪法文本中，常有教育经费占每年预算总额比例的规定。可以看出，那个时代对教育寄托了很大的希望。
1936年（民国二十五年）5月5日，由吴经熊等法学家参与起草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正式公布，这就是有名的“五五宪草”。1937年（民国二十六年）5月18日作了一次修正。这个宪法草案的第137条明确规定：
“教育经费之最低限度，在中央为其预算总额百分之十五，在省区及县市为其预算总额百分之三十……”
之前，1931年（民国二十年）6月1日南京国民政府公布的《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规定 ：“中央及地方应宽筹教育上之必需之经费，其依法独立之经费并予以保障。”1930年（民国十九年）10月27日汪精卫、阎锡山等在太原议决的《中华民国约法草案》，关于教育这一章则规定：“国家以法律指定全国固有之大宗税收为基本教育经费；其不足时，并得征收教育税补充之。”虽然没有明确教育经费占预算总额的比例，却明显放在优先地位。
按照1927年（民国十六年）国民政府公布的《大学教员资格条例》规定，大学教员月薪，教授六百元到四百元，副教授四百元到二百六十元，讲师二百六十元到一百六十元，助教一百六十元到一百元。大学教授六百元的工资待遇相当于国民政府的部长。
中小学教师的月薪在二十元到一百元之间，同期上海一般工人的月薪约十五元，北京的厨师是八到十二元。即使与同时期的公务员相比，中小学教师的工资也不算低。抗战胜利后爆发通货膨胀，才使得教师薪水赶不上物价上涨速度。
民国时期的教育宗旨和教育方针一直是随着时局的变化而变化的。
1912年（民国元年）9月，教育部根据临时教育会议决定，颁布了国民教育宗旨：“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
1922年（民国十一年），教育部颁布实施《壬戌学制》，规定了七项标准：适应社会进化之需要；发挥平民教育之精神；谋个性之发展；注重国民经济力；注重生活教育；使教育易于普及；多留各地方伸缩余地。
1928年（民国十七年）以前的民国时期，实施的是“党化教育”。所谓“党化教育”，就是在国民党指导下，求得教育的“革命化”“民众化”“科学化”“社会化”。
1928年（民国十七年）以后，推行“三民主义”，替代了“党化教育”。1929年（民国十八年）4月26日，南京国民政府正式颁行《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通令，宗旨表述为：
“中华民国之教育，根据三民主义，以充实人民生活，扶植社会生存，发展国民生计，延续民族生命为目的。务期民族独立，民权普遍，民生发展，以促进世界大同。”
抗日战争爆发后的1937年（民国二十六年）8月，国民政府提出“战时须作平时看”的教育方针：“一切仍以维持正常教育”为基本要求，强调维持正常的教育和管理秩序；为“适应抗战需要”和“符合战时环境”训练培养抗战所需的各种专门人才；进一步加强政治思想教育。这一方针政策是一项并不短视的重要决策，它既顾及了教育为抗战服务的近期任务，也考虑了教育为战后国家建设和发展的远期目标，使得教育事业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仍能苦苦支撑。
在教育机构的设置上，南京临时政府和北洋政府都成立了教育部，各省设教育厅，各县设劝学所，后改称教育公所、教育局。在教学内容和教学体系方面也做了重大调整。1912年（民国元年）3月，《临时政府公报》公布：凡各种教科书，务合乎共和民国宗旨，清学部颁行之教科书，一律禁用；小学读经科一律废止。1912年（民国元年）9月，教育部又统一了小学、中学、大学、师范和职业教育等完整的国民教育体系，并规定：小学实行义务教育、男女同校、设立女子中学及女子职业学校等。又颁布半日制学校规程，大量开办师范及各种职业学校，补充正规教育的不足。因此，学校数和学生数较清末有大幅度增加。
1882年（光绪八年），康平县设置了主管教育事宜的“训导”一职，建了“儒学衙署”（也称训导衙署，俗称老师衙门，在今康平一中处），“谕令有子弟者，延师教读”。由训导主持“县学”，这是区别于私塾的“官学”。“训导衙门”就是“政教合一”的康平县最高学府。
1885年（光绪十一年），经知县祥瑞请准，在文庙内设“秀水书院”，招收学员数十人。之后的几年，知县高暄阳、涂景涛、忠声都曾捐款修葺“秀水书院”。高暄阳每三五天就亲自到书院，给学生们上课。涂景涛亲手为书院悬挂“启藩学堂”匾额，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12月，他呈请省“大学院”批准，将“秀水书院”改为小学堂，“山长”改称“堂长”，这是康平县新式学堂创办之始。知县忠声，在秀水书院内创立两等小学堂。
秀水书院
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康平在城隍庙（在今素质教育学校处）内设半日学堂一所，招生一班，附设师范传习所一所，又设劝学所、宣讲所，还有劝农所和医学研究所，县内各乡共设高、初等小学堂二十一所，学堂为之一兴。
张作霖统治东北时期，要求地方岁出的百分之四十用于教育。康平没有达到这个比例，但对教育的投入也是除内务行政费之外的最大支出。
康平的教育行政机构，一直是随着上级的变化而变化的。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3月，康平县设劝学所，总董李绍纲，下设13个学区，各设分董1人。1923年（民国十二年），康平县劝学所改称康平县教育公所。1929年（民国十八年）5月，康平县教育公所改为康平县教育局。当时康平还有两个教育学术团体，一个是康平县教育会，郑世兰、毛鸿纶、李野庵等都当过会长。另一个是瞽盲通俗教育研究会，看名字就知道是针对特殊教育的学术研究团体，孙万江当过会长。
私塾在这一时期仍然有顽强的生命力，学校教育作为新兴形式呈现出勃勃生机，发展很快。1913年（民国二年），康平办本科初级师范，学生五十三人，校长为高庆庸。1915年（民国四年），办县立乙种农业学校一级，学生三十八人，与师范学校设在一起，校长由郑世兰兼任。1923年（民国十二年）2月，成立县立初级中学一级，学生七十四人，教师四人。1924年（民国十三年），在县街城隍庙院内建砖平房二十四间，第二年春天，县立第一小学搬了过来。1928年（民国十七年），成立康平县女子师范讲习科，学生二十四人。
康平教育界人士悉心筹划、力谋进展，教育事业有了长足发展。以小学教育为例：民国元年（1912年）时，康平仅有高级小学一所，初级小学二十八所，学生一千一百五十人，教员三十四人。到民国十年（1921年）时，就发展到有高级小学三所，初级小学六十七所，学生二千二百八十五人，教员七十八人。
康平除了学校教育外，还创办了民众学校和通俗讲演所，并成立民众教育委员会，面对学校教育以外的民众，以提高全民的受教育水平。
任何成绩的取得，都离不开背后的付出。教育界人士郑世兰、杨森林、王悦海、费振翮（hé）、张鹏万、刘惠、李宜春……为康平的教育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是康平新式教育的先驱。他们不辞辛苦，殚精竭虑，甚至积劳成疾。1931年（民国二十年）8月，因办学成绩突出获“汉卿奖章”的康平县女子师范学校校长王悦海呕血而死，年仅三十三岁。
我们从辽宁省档案馆馆藏康平公署档案中，可以清楚地了解，民国时期康平教育事业发展的背后，是时局动荡，匪患严重，水灾不断，地方财政支绌（chù），百姓生计艰难的情况下，康平热心教育人士的勉力支撑，步履艰难。
选自康平文史资料总第二十三辑《追寻历史的足迹——民国档案中的康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