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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我军很长时间是“小米加步枪”。正因为装备简陋、缺乏重炮等攻城拔寨的强大火力，八路军和解放军虽然长于游击战和运动战，但是面对墙高沟深的堡垒、据点和城市，往往办法不多，多数情况下只能选择“绕着走”。在这样的背景下，“爆破攻坚”就成为八路军和解放军的攻城利器。1948年6月，徐向前攻打太原多次无功而返，主席建议采用山东部队的“爆破攻坚”战法，迅速、伤亡小、节省炮弹炸药。而“爆破攻坚”的首创，是八路军山东纵队1旅2团。1940年9月，八路军山东纵队5万余人整编成5个旅。其中1旅旅长王建安、政委周赤萍，2旅旅长孙继先政委江华（后王叙坤接任），3旅旅长许世友政委刘其人，4旅旅长廖容标政委汪波，5旅旅长吴克华政委高锦纯。1旅下辖4个团，其中1团、4团来自一支队，团长李福泽、刘毓泉；2团、3团来自4支队，团长吴瑞林、陈明。王建安率旅部和2团、3团驻泰山一带，1团、4团在沂蒙山。1旅所在鲁中是山区，北有泰山、东有沂山、南有蒙山。驻扎鲁中的日伪军筑工事有天然便利，可以就地取材。村村有碉堡、寨寨有围墙，1旅几个团几乎一有战斗都要和堡垒、寨墙打交道。抗战时期八路军装备寒酸，“小米加步枪”也不是人人有份，很多团甚至有半数以上战士没有枪弹，只能用大刀、长矛和土造猎枪，八路军普遍使用的红缨枪还一度被日军称为“刺杀神器”。但是，游击战一旦转化为“攻坚”战，八路军面对坚固的碉堡和围墙就办法不多了。穷则变，变则通。面对“攻坚乏力”的短板，有一个人不死心。这个人就是来自四川巴中的1旅2团团长吴瑞林，当时老2团政委是来自辽宁辽阳的李伯秋，副团长是来自河南罗山的陈奇，参谋长是来自山东临淄的于淞江，政治部主任则是来自天津的孟英。让吴瑞林不死心的，是一个留学归来的“海龟”王凤麟。王凤麟是黑龙江宁安县，上过私塾。“九一八事变”后参加了义勇军，做到了连长。1935年，被组织派到苏联学习爆破技术，“七七事变”后回国在延安当军事教员。1938年4月，黎玉一行5人历时近一个月，从山东来到延安，请求主席派红军干部到山东。最终，张经武率100余名干部前往山东，王凤麟就是组织部副部长李富春亲自推荐的“爆破专家”。到达山东根据地以后，王凤麟被分配到王建安的鲁中军分区。吴瑞林听说来了一个苏联留学归来的“爆破”能人，不顾腿伤几次三番跑到王建安跟前，软磨硬泡指名要人。既然是“爆破”能人，自然是各个团眼里的香饽饽，最后好歹把王建安打动了。过了王建安这一关，吴瑞林又动员王凤麟，答应给一个团级干部待遇。由于2团班子刚搭建不缺编，吴瑞林把王凤麟安排到3营当营长。过了一段时间，副团长陈奇升任3团团长，王凤麟递补副团长。1940年夏，2团把伪军一个营包围在蒙阴县小张庄。这是兵力三比一稳赢的战斗，结果，缺乏重武器、机枪也很少的八路军一连攻了四五天，伪军依托坚固的围墙负隅顽抗，最后还突围逃跑了。这下可把团长吴瑞林气坏了，老2团丢不起这个人，马上在全团召开“诸葛亮会”，出主意想办法打破“乌龟壳”。吴瑞林把研究“爆破攻坚”的任务，给了副团长王凤麟和参谋长于淞江。从11岁就当“煤黑子”的战士刘厥兰，参加过军区工兵训练班和破路战斗，他向王凤麟建议：“既然炸药连钢轨都能炸断，为什么不能炸塌围墙呢？”王凤麟正有此意，调刘厥兰任工兵排的班长。
于淞江是土生土长的淄川人，熟悉当地煤矿。2团不少战士出身煤矿工人，懂得使用炸药。在王凤麟和于淞江策划下，工兵排用以前几个煤矿出来的战士偷偷带出来的几条炸药，做成一个炸药包，把一个废弃的碉堡炸上了天。试爆成功，现场的王凤麟和于淞江非常兴奋，如果说王凤麟是八路军“爆破攻坚”第一人，于淞江就是第二人。两个人亲自当教员给工兵排上课，并开设爆破培训班，教授“内爆法”。所谓“内爆法”，就是靠近作业，把炸药包塞进炮楼和围墙下面，优点是威力大，缺点是容易造成人员伤亡。为减少伤亡，参谋长于淞江设计了一种“土坦克”挡子弹和手榴弹。实际上就是一个屋脊状的有三个轮子的“木头柜子”，上面盖上几层浸湿的厚棉被，可以挡一些子弹和手榴弹的碎片。1941年1月9日，王凤麟、刘厥兰师徒带着“土坦克”进攻张家栏子据点。这个据点位于山东新泰，四周有高大的围墙。“土坦克”第一次实战，虽然炸毁一个碉堡，但是工兵排李鸾举排长、萧副排长、一班副班长老孟不幸牺牲，日伪军援军很快也到了。不久，2团又奉命拔掉博山、章丘、莱芜交界的徐家楼据点。这一次还是用“内爆”法，围墙更高更厚距离更远。于淞江改进了“土坦克”，但还是有几个爆破员没接近目标半路就牺牲了。王凤麟仔细观察找到了据点破绽，让刘厥兰去炸毁炮楼和围墙的接合部。刘厥兰点燃导火索，抱着炸药向围墙和炮楼跑，可是匆忙间找不到目标。情急之下，只好把导火索即将燃尽的炸药摆在墙根下往回就跑，身后炸药一声巨响，一瞬间硝烟弥漫，什么也看不见了。等硝烟散尽，远处的王凤麟和趴在地上的刘厥兰发现，炮楼纹丝不动。原来，刘厥兰匆忙之间没把炸药放对位置，等回到王凤麟跟前，副团长“师傅”王凤麟第一次对最得意的“徒弟”刘厥兰发了火：“咋搞的嘛。叫你去炸炮楼，你炸墙干啥呢？”可是奇怪的是，高大的炮楼里机枪也停止了射击，攻击部队趁机突入围墙，冲上炮楼。战士们这才发现，炮楼里的日伪军由于距离爆炸点很近，全被震晕了过去，刘厥兰也算是歪打正着。刘厥兰误炸围墙，无意间解决了两个难题：一是，“外爆法”只要选对位置，也可以摧毁高大坚固的围墙；二是，爆破员只要进退路线选择合理、进退迅速，完全可以不用笨重的“土坦克”掩护。1941年4月14日，为迎接115师老大哥，王凤麟和刘厥兰师徒再次合作，拔掉了泰安徂徕山南麓的茅茨据点。此战进展顺利无一伤亡，炸毁一座坚固大庙，全歼日军一个小队60余人。战后，团长吴瑞林大呼过瘾：“这玩意儿以后就是咱们的大炮，比开炮还准。”抗战时期，山纵1旅6个团都以“爆破”见长，老2团则是其中的佼佼者，副团长王凤麟、参谋长于淞江、刘厥兰、马立训都是有名的“爆破英雄”。王凤麟后来在马鞍山牺牲，刘厥兰侥幸生还。抗战胜利后，老2团和兄弟部队转战东北，把爆破技术带到了白山黑水，“爆破攻坚”与队列、射击、刺杀、土工作业并称我军的“五大战术”。而老2团，后来演变为四野40军118师353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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