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品简介 作者：Tore Fougner，毕尔肯大学国际关系副教授。 编译：赵怡雯（国政学人编译员，山东大学东北亚学院国际政治系） 来源：Fougner, Tore. (2021) Engaging the “Animal Questio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doi: 10.1093/isr/viaa082  导读 本文将对动物和人与动物关系的探索引入国际关系研究，作者首先从多方面表明了动物在相关活动中不可忽视的存在及作用。通过对历史思想的追溯和理论视角分析，作者明确了国际关系领域确实是以人为本，并自觉性地忽视动物的存在，而这些隐含的背景和思想基础并未被承认。作者希望将众学者的目光集中在如何发掘动物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上，从认知伦理学等角度提出了路径，在法律、政治影响方面指出发展可能性。最后作者反驳了那些对将动物纳入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的声音，作者的呼吁具有先进性也值得思考。 摘要 通过提出国际关系中的“动物问题”，本文不仅为将动物和人与动物的关系列入国际关系议程做出贡献，并将国际关系领域推向非人类中心主义和非物种主义。首先，本文使动物在国际关系中的经典主题中凸显出来；第二，本文反思了国际关系对动物和人与动物间关系的忽视；第三，文章探讨了国际关系学者在研究中融入和重视人与动物关系的各种路径。 编译 导论 库尔茨在讨论人与动物间的交流时曾表示：动物是非常简单的生物，它们不关心世界政治。首先，该观点不仅忽略了人类也属于动物，而且忽略了不少的人类对于世界政治是漠不关心的；其次，尽管库尔茨强调非人类的动物具有社会性，并广泛参与物种内部和跨物种交流，但该言论再现了简单的动物与看似复杂或成熟的人类之间有问题的二分法；最后，作者认为加入动物的世界政治或许并没有那么复杂。[1] 时至如今，世界政治学者在研究中几乎没有对动物及人与动物关系给予关注。毫不夸张地说，国际关系这一学科的运作就像几乎屏蔽动物一样，而且大多数实践者似乎完全不了解这一学科和学科研究的人类中心主义和物种主义基础。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人类对动物的看法、与动物的关系和对动物的利用”越来越多地被其他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学者探讨。在世纪之交，对动物问题的不同研究促使“人类动物学”这一研究领域兴起，这是一个跨学科的领域，旨在探索动物在人类社会和文化世界中所占据的空间，以及人类与动物间互动。 本文提出了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动物问题”，并试图将动物及人与动物关系置于议程之中，而且将国际关系领域推往一个去人类中心主义和非物种主义的方向。 国际关系中的动物 在入门教材中，动物几乎只出现在涉及环境政治（系统性地被置于末端）的边缘章节中，且主要与自然资源耗竭和生物多样性减少这两个环境问题相关。关注重点往往是如何通过建立政府间协议和制度来解决问题，包括非政府组织发挥的作用，偶尔也会关注环境问题的管理与世界贸易等议题之间的联系。 抛开国际关系学术界相当狭隘的焦点不谈，动物显然被认为是与特定环境问题相关的政府间活动之外的外交对象。首先，动物似乎也与应对人畜共患病或从脊椎动物传染给人类的疾病有关，如疯牛病、禽流感、埃博拉病毒以及由冠状病毒引起的呼吸道疾病等。其次，尽管没有全球性的法律协议专门关注个体动物的福利和待遇，但一些国家已经进行谈判并引入了旨在服务于动物福利的法律文书。欧洲一直走在这方面的前沿，如欧洲委员会为保护用于养殖、屠宰、实验和其他科学目的以及宠物和国际运输的动物制定公约。此外，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已经逐渐超越其主要关注的“动物健康”，建立了“动物福利”的自愿标准，这些标准已被世界贸易组织承认为成员国采取卫生措施的合法依据。总的来说，探讨动物福利已经变成全球化的普遍现象。 此外，在外交场合将动物作为礼物赠送是一种可以追溯至古埃及的传统。时至今日，赠送动物仍然是当代外交的一部分。中国的“熊猫外交”就是重要例子之一。历史上将动物作为外交礼物的做法与在动物园展示动物密切相关，正如18世纪的法国植物学家雅克·德·圣皮埃尔所说，外交关系中需要有一个动物园。古代和近代的统治者都积极组织远征，并将异国动物带回本国，它们不仅象征着与遥远的土地有关的权力，也象征着与当地动物和人民有关的权力。 在外交方面，动物也以许多其他方式出现。这在2014年在澳大利亚举行的二十国集团峰会上有所体现，与会国领导人与其配偶们居住在龙松考拉保护区受到了媒体的关注，他们与动物的接触被称为“考拉外交”。 动物在国际关系中并不仅存在在外交领域，在战争或暴力冲突中，动物的作用也十分凸显，动物总是参与和影响着战争的准备和执行。肖沃尔特认为，历史上如果没有动物，我们所知道的战争是完全不可能发生的。强行被征召进入战争的动物们有着诸多用途，坐骑、武器、信使、吉祥物等，甚至一战中由于没有能够替代动物（尤其是马匹）而影响了战争结果。 上文提到的替代需求是一战期间大量动物死亡的产物，动物死亡的原因不仅是疲劳、疾病、饥饿和敌军行动，还包括撤退的军队选择处理掉动物以防止留给敌人，甚至有动物被用作测试伤害巨大的化学制剂。除此之外，动物们往往在人们逃离家园时被遗弃，野生动物的栖息地也在战争中受到侵害。 尽管人类战争中动物已不再处于核心地位，但仍作为战士、与化学战有关的“气体探测器”、信使等，并参与警卫搜救、武器测试、医疗培训演习等。同时，在战争中许多动物具有象征意义，如将己方军队喻为勇敢的狮子，将敌人描述为被激怒的野兽。这与许多民族国家的国旗和国徽中出现动物形象相类似，将民族国家与特定动物的相关活动联系起来。 在国际政治经济领域中，动物象征意义也十分普遍。作为世界政治经济中生产和分配商品和服务的关键角色，跨国公司在其身份构建和对外交流中广泛使用动物。追溯历史，从农业经济、商品经济到工业化经济，动物在维持人类社会方面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作为食物和各种商品来源，动物在当今一体化的世界经济中具有相当大的比重。 总的来说，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中，动物虽然无处不在，但所处的地位并不优越。与通常被隐藏的权力关系不同，人与动物的关系却是开放的。被驯化的动物成为了财产、物品、商品或资源，被人类在外交、战争、研究、食品生产和贸易中为了利益而使用。总而言之，有人认为，我们创造并生活在一个规模和严重程度都前所未有的动物虐待时代，而作为“地球第六次大灭绝的一个普遍组成部分”的 "人类世退化 "似乎将继续下去。 忽视动物的原因 为什么动物在国际关系中被忽视？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关于国际关系如何被定义为一门科学，这反过来又与理论视角有关。受各种版本现实主义理论的影响，世界政治通常被视为国家间的政治关系，对民族国家及其正式代表的关注限制了我们在世界政治中看到动物的能力。即便有所关注，也只属于低级政治，或是将动物视为自然资源参与国家间对抗。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许多国际关系学者对世界政治的理解包括了一套更包容的政治、经济、社会和国家之间的文化关系，这个社会包含了国家间体系，因此囊括诸多非国家行为体。但这并没有引发对动物的关注，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之一可能是，我们讨论的跨国关系主要是以人与人之间的角度来设想的，同时全球社会也被认为是仅由人组成。这种以人为本的思想必须在更广泛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背景下理解，以及这些广泛的研究领域和自然科学之间的传统分工。 大多数人拥有这样的共识，即国际关系是政治学不可分割的部分，因此二者情况相同。人们认为，当亚里士多德为政治的实证研究奠定基础并框定研究议题时，他明确地将动物排除在政体之外。对亚里士多德的提及既有助于将国际关系、社会科学和学术界置于“西方文明”这一更广泛的社会文化背景中，也有助于将社会科学忽视动物的传统置于许多人认为是长期的“西方传统”中，即不仅在人类和动物以及更广泛的自然之间建立分类区分，而且还将人类提升到自然和非人类世界之上。 英戈尔德（Ingold）认为，整个西方思想和科学的大厦是建立在将人类和自然视为两个相互排斥的领域的基础上的。比尔克（Birke）认为在西方文化传统中，长期的统治传统下动物仅为人类所用。就国际关系而言，大量动物被以各种方式用来为人类在多个领域的利益服务，而以对待动物的方式对待人类是完全不能被接受的。动物遭到的非人道待遇似乎并不需要被证明是合理的，仿佛是自然秩序的一部分。那么，国际关系学者是否只是不自觉地将人类置于关注的中心，未能意识到动物在国际关系中的存在？国际关系领域对动物的忽视是否意味着国际关系本身在总体上是人类中心主义的产物？ 人类中心主义并不是简单的概念，至少可以分为三种。第一种是伦理上的人类中心主义，认为“人类在道德上优于自然秩序中的一切事物”。第二种是本体论的人类中心主义，将人类定位于“创造的中心，作为物质世界中其他一切事物存在的目的或原因”。第三种是概念上的人类中心主义，即“人类只能从人类特有的角度，从人类的概念框架中理解世界”。 虽然有人认为国际关系是“完全以人为本的方法”或“被以人为本的范式所主导”，长期以来，对国际关系没有充分关注人类的批评更为普遍。自1960年代以来，这种批评一直是改变国际关系议程的几次尝试的内部原因，其中大部分批评是针对现实主义。一个典型例子是Preiswerk提出社会科学被“非人性化”，尤其针对国际关系中的以国家为中心的方法，强调“把人类和人的基本需求重新放到关注的中心”。然而尽管现实主义倾向于暗示人从属于国家和国家利益，但这无法简单地认为其是一个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理论框架。仅需强调两点：首先，国家是一个政治共同体，其通过公民身份使人类得到归属并受到限制；其次，尽管国家的生存常常被视为现实主义的规范性核心，但有一种潜在的保守政治哲学强调国家对其公民的工具性意义，即认为是国家将人类提升到自然之上。 抛开现实主义不谈，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关系议程的范围已显著扩大，其中重要一点是焦点从国家之间转移到人类之间。这不仅体现在“人类安全”和“人类发展”等概念对“以国家为中心的安全和发展概念”所发起的挑战，还体现在对人权、战争对人民的代价、移民、人类健康等议题的关注。同时越来越多的非国家行为体参与进来，边缘化群体，战争、贫困或殖民主义的受害者，妇女……所有人都成为单纯的结构和权力实践的对象，而非政治主体。 那么，国际关系是否是人类中心主义或物种主义呢？作者提出以下几点：首先，国际关系学者将国际关系设想为一个仅有个人或集体的人类行为体组成的舞台，而动物既不被视为主体，也不被视为“权力结构和实践的对象”；第二，国际关系学者隐含地将动物的价值附着在人类的需求、利益、偏好或权利之上；第三，如果仅在以人为本的背景下或多或少地关注动物，那么国际关系学者就暗中认同了一种观点，即动物仅仅是实现人类目的的手段，如对物种枯竭或灭亡的关注，往往是对人类在生态环境中的未来生存和繁衍的所需“自然资源”的未来供应的关注。 总之，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国际关系确实是建立在人类中心主义和物种主义基本不被承认的假设之上的。但与其猜测动物为什么在国际关系中被忽视的原因，不如关注是否有办法使国际关系领域和学者以更认真的态度对待动物和人与动物的关系。正如赫尔曼所言，在21世纪很少有现象不能被框定在国际关系的研究范围内。那么国际关系中应该存在研究动物的空间，而国际关系学者也应该积极参与其中。 研究动物的方法？ 研究动物意味着什么？首先，我们可以假设没有动物的情况下，情况会怎么样，这样就能明白动物在过去和现在的国际关系中发挥怎样的作用。无论人们是否认为国际关系是在世界社会背景下发生的事情，在独立的社会或国家之间的互动中，和/或在独立行动或代表他人行动的个人之间的关系中，复杂的人类与动物关系网可以被认为是其内部和部分构成的。而且，即使许多相关关系是权力关系，使动物对自己的生活几乎没有控制权，国际关系学者至少可以考虑真诚地尝试识别和承认它们作为共同参与者在国际关系的任何方面的贡献。 更重要的是，动物可以被认为是重要的，这源于对动物是有知觉或有意识的生物的承认，它们对自己的生活和世界有主观体验——例如，这意味着它们一方面有能力体验满足、快乐、喜悦和幸福，另一方面有能力体验挫折、恐惧、疼痛和死亡。当前认知伦理学中存在大量的研究，明确地证实了达尔文的进化连续性原则，并得出结论，动物有丰富的情感生活、先进的智力、复杂的交流系统和社会生活。 如果这一点得到承认，那么国际关系学者可能会努力将动物对国际关系的体验纳入研究中。虽然这颇具挑战性，因为动物不会用易于人类理解的语言进行分享，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无法从非人类的角度看待事物。认知行为学已经产生了许多关于其他物种及其行为的研究，研究人与动物关系的新方法也正在开发中，人可以通过多种交流方式得到动物的体验。 如果动物的知觉被承认，那么我们应该考虑动物是否在国际关系中占据地位。从边沁到辛格，功利主义思想家一直关注动物的痛苦，认为所有有情众生的利益应该在道德中获得平等的考量。尽管达成了越来越多的共识，但有关的伦理学派在认为动物有知觉所带来的道德义务方面存在分歧：一方面是在将动物作为实现人类目的的手段的背景下改善动物福利的义务，另一方面是废除人类对动物的一切使用的义务。 在以权力为基础的传统中，许多学者认为，道德权利与义务应转化为法律上的权利和保护。如今大多数国家在法律上承认动物是有生命的存在，但动物仍被与财产有关的法律所涵盖，这意味着动物被认为是可利用、可转让、可交易和可杀戮的，因此动物仅作为“活的财产”得到有限的保护。 除了可能的道德和法律影响外，一些政治科学家认为，动物的感知能力应该具有更全面的政治影响，是时候建立人与动物的研究领域了。亚里士多德在政治科学中定下的基础受到了强有力的挑战。这无疑是被称为动物伦理学中的“政治转向”的内部原因，它包括明确参与与所有有生命的人具有道德价值和权利的主张有关的政治层面，这些权利应得到承认和保护。例如在《Zoopolis》中，Donaldson和Kymlicka提供了一个框架：把“动物问题”作为如何从理论上确定政治社会的本质及其公民权、正义和人权观念的核心问题。他们对公民和主权的传统框架进行重新思考，认为家养动物应该被纳入现有的政治共同体，野生动物应该在它们自己的领土上被建立为主权共同体，居住在人类住区内的非家养野生动物应被认定为居民。 大多数参与动物伦理学“政治转向”的学者都具有共同的信念，即动物具有内在的道德价值，至少部分权利应得到承认和保护。国际关系学者也开始探索动物对国际关系各方面产生的影响。 虽然最近关于动物作为自然资源或生物多样性来源以外的东西的国际关系文献非常有限，但政治科学中对动物和人与动物关系的理论参与的多样性可以作为国际关系学者的灵感来源，考虑如何以能够在国际关系背景下囊括动物的方式重新塑造主流和非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此外，正如政治学家已经承认其他学科的学术研究已经“触及了许多政治主题，并将人与动物关系的许多自然化层面重新政治化”。在这种背景下，国际关系学者在考虑在研究中认真对待动物和人与动物的关系时，无论哪一方面，都有很多机会与领域外学者接触并从中获得启发。 结论 迄今为止，国际关系学者对动物和人与动物关系的关注很少，但本文认为并没有很好的理由解释为什么这不能或不应该改变。 作者强调他并不期望国际关系学者能够迅速采取行动，关注动物议题。甚至相当多的学者会认为这完全超出了国际关系研究的范围，似乎任何学科的范围都曾经或理应被固定下来，不受争论和改变。而另一些人则认为虽然动物与国际关系具有一定的相关性，但几乎不可能有重大意义，似乎在有关潜在意义被彻底探索之前，这种是否具有意义的思考是有价值一样。另一些人对动物议题的规范性层面提出质疑，一些人可能认为人类面对的痛苦和不公正才是首要关切，似乎我们不能同时关注多种痛苦和不公正，并探索之间的关系。 尽管如此，作者相信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动物和人与动物的关系迟早也会被认真对待。 注释 [1] 尽管“非人类动物”一词更能够有效地引起人类也属于动物的关注，但本文在提到人类以外的有生命的生物时，主要使用 "动物 "一词。 词汇整理 以人类中心的 anthropocentric 本体论 ontological 拟人观 anthropomorphism 自然至上 biocentric 审校 | 肖龙 罗洁 排版 | 屈媛媛 王慧瑜 文章观点不代表本平台观点，本平台评译分享的文章均出于专业学习之用, 不以任何盈利为目的，内容主要呈现对原文的介绍，原文内容请通过各高校购买的数据库自行下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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