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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西化发生在中国的隋唐时期，由日本的圣德太子发其端。他派出谴隋使节，聘来中土专家。采用中国的历法，提倡儒家学说。建立新式政府，推行隋唐的官僚制度。紧接着又是闻名于世的大化改新，更是依样画葫芦，几乎是中国有什么，日本就引进什么。废除氏姓制度，划分行政区域，实行户籍登记，模仿租庸调制。甚至天皇有年号，也是从大化开始。弄到后来连贞观年号也直接拿过去用，连端午、七夕、重九这种民族色彩极浓厚的节日也拿去照过不误，唯一未引进的节日是中秋，那并非因为考虑到日本国情的不适宜，而是唐朝人当时还不兴过中秋节。 举一个极端的例子说明日本学习唐朝力求惟妙惟肖的精神。公元六九四年，日本迁都于藤原京（今奈良县），但仅仅过了十六年，藤原京便被放弃，而再度迁都于平城京。藤原京在当时是以计划的宏大而著称的，为什么随随便便就不要了呢？其实原因很简单，只因为对唐朝首都长安的模仿还不够像！整个藤原京是以长安城为模特设计的，但设计时正是日本与唐朝关系紧张时，对于长安大明宫等新建筑的情报无法得到，只能辗转从新罗获得有关信息。等到迁都以后十年，一批谴唐使从唐朝回来才知道大错已经铸成，由于大明宫的建成，唐朝已经把国家的大礼与其他的仪式分别在太极殿与大明宫举行，而在藤原京，太极殿与朝堂院却合而为一。这怎么行？于是不惜人力物力，再建平城京，惟求与长安城毫无二致，而苦心建造的藤原京竟毅然弃于一旦。
在今天看来，这一举动似乎不可思议，但在当时却是天经地义！平心而论，当时的日本，国小民穷，完全用不着平城京那样规模宏伟的都城，然而，这样样样盲目模仿的结果却使日本从奴隶社会一跃而成为有完善政治制度的律令国家。假如当时日本当时处处考虑改革是否符合国情，这一跃未必能过龙门。 第二次西化就是近代史上著名的明治维新，但和第一次不同的是，这一次日本不遗余力模仿的是欧美的制度和文化。吃牛肉，撑洋伞，着西服，跳华尔兹。禁止男女混浴，不准随地便溺。旱烟改成纸烟，束发变作洋发。一切都在文明开化的口号下进行。为了让达官贵人的一举一动能与西方绅士淑女一模一样，还特意建造了一座维多利亚风格的鹿鸣馆，一招一式地教，亦步亦趋地学。到了今天，东洋人穿西装竟比西洋人还要地道。与此同时，开议院，颁宪法，翻译西书，留学欧美，义务教育，建造铁路，开通邮政。不但行西人之所行，且以西人之是非为是非。更甚着还要废除汉字，改良人种——通过与西洋女人结婚来实现。那种对于西方文明如痴如醉的狂热与冲动，也不是今人所能想象的。而狂热与冲动的结果是日本在几十年后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特别是西方的老牌列强们不得不对日本刮目相看。 几乎与日本明治维新同时期，中国进行了洋务运动；明治维新三十年以后，中国进行了戊戌变法。遗憾的是，这两次向西方学习的努力全部失败。明治维新五十年后，新文化运动的主将提出了全盘西化的主张，结果也是应者寥寥，无疾而终。 关于中国的戊戌变法和日本的明治维新一成一败的原因，许多人讨论过，教科书里也提供了“标准”答案，这里不再多谈。但日本那种全盘西化的精神不能不说是成功的重要原因。关于日本为什么“西化”一定要全盘，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日本首相吉田茂在他的《激荡的百年史》这本小书中作了浅显的分析： “这是因为，所谓文明本来是一个整体，并不能单独采用它的科学文明（笔者：而这正是洋务运动的最大毛病）。例如为了采用西方的优良的军舰和武器，就必须建设生产它的造船厂和兵工厂，而为了能够有效地发挥造船厂和兵工厂的机能，就必须使构成其基础的经济活动得到顺利的开展。于是，这便同以追求利润为不道德的儒教伦理发生了矛盾，因此，要拥有军舰就不能不使该国的文化深受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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