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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地菲芳文学微刊 总595期 2022年02月28日
报告文学连载 虎 啸 你不能见我的面
夜寂静，静得似乎到处都是声音。 我躺在官道沟村村部的土炕上，一时无法入睡，满脑子都是真实的或抽象的老虎以及与老虎有关的诸多事情。想着，想着，思绪回到了现实之中，渐渐地，眼前就浮现出村民曲双喜那张木然但又虔诚的脸。 从17年前那个不可思议的黄昏开始，曲双喜心里就只有一个真神——老虎。虽然他被老虎咬伤的右臂到现在还留着一道触目惊心的伤疤，并且绵软无力、不听使唤；虽然他曾因为那只把它叼出20多米远的老虎而入狱两年，他却对那只老虎没有一点儿怨恨，非但如此，反而觉得自己这条命是老虎送给他的。 17年前的2002年，国家已经开始大面积禁猎，曲双喜却仍然以自己是一个出手不凡的猎人而自豪：“收了枪，不要紧，我还有别的办法；只要山上还有'山牲口’，准有我曲双喜吃的和用的。哪怕口袋里只剩下一把短刀，只要我到山上转一圈儿，也不会空手而归……” 那年冬天，珲春地区全境大雪，马迪达山上的雪更是大得出奇，平地齐腰，山上最厚积雪可达一米半。对野生动物来说，那是百年不遇的大灾；对猎人来说，却是百年不遇的大好机遇。这样的天气，山上的灌木、可食之草和植物的种子都被严严实实地埋在积雪深处，动物们无食可吃，只能在在林中无望地游走、寻觅。一些腿长而细的动物比如狍子和鹿，一旦误入“雪窝子”，就相当于跌入生命的陷阱。四只细细的腿深陷其中，向下探不到底，向上拔不出来，身体浮在雪上像一只没有桨叶的船，一动也不能动，只能在那里静静地等死。有时，一大群动物全部搁浅在雪地，等有经验的猎人来到山里，就会像拔萝卜一样，把它们从雪窝子里“拔”出来，一一宰杀。 那天下午，曲双喜的打猎伙伴尹石钟从黑龙江省五常县如约赶到官道沟。老“搭档”见面也不用客套，都知道应该干什么。简单吃过午饭，二人就迫不及待地拎起自制的滑雪板，急火火出门，要赶往山上“遛套子”。说是“遛套子”，这样的大雪，很多套子都已经被埋在了雪里，根本找不到，就算是套到了什么动物，也都无从寻觅。其实他们就是趁大雪封山去寻找那些被陷在雪中的动物。 刚刚走到门口，曲双喜和尹石钟心照不宣地对视一下，他们都想起忙乱中忽略了一件重要的事情。于是，两人同时返身回到里屋，曲双喜从“炕柜”里掏出一个一尺多高的小木头房子。小房子由六块松木板组合而成，两块斜搭成一个人字屋脊，两块立板相当于墙壁，一块背板还有一块厚一些的底板相当于房子的基础。前面没有门和窗，敞开着，里边立着一个小木牌，上书：“山神之位”。这是很多山里人家都有的山神庙，俗称“老爷庙”或“老爷府”。 按照当地的规矩，人们在进山前都要拜一拜“山神”。因为一进山，就意味着进犯了山神的领地，挖参也好，采蘑菇、挖野菜也好，行围打猎也好，砍伐树木也好，都相当于在山神“头上动土”，必须事前征得山神的同意或谅解，否则就得罪了山神，不但财路不通，恐怕还有安全和性命之忧。 曲双喜在地上铺了一块红布，找来一个馒头当香碗，插上三柱香，点燃，纳头便拜。两人嘴里念念有词，边拜边说一些祈求吉利的话；拜毕，起身再次匆匆忙忙地往外走。曲双喜边走边大声叮嘱妻子，等一会儿香“烧到头”时，把山神庙收好。 天色还早，但天空积了厚厚的云，似乎还有一场没有来得及下的雪，堆积在那里，等待一个合适的时机，再冲破云层，纷然飘落。曲双喜和尹石钟心里有数，这样的天气巡山的检查人员肯定不会上山来。如果不是像他们一样经常钻山的“老山狗”，上山就等于送死。只要大雪一下，天上地下一个颜色，这山那山一个模样，没有十年二十年的钻山经验，十有八九会“麻登山”（在山林里迷路），迷失在一片茫茫的白雪之中。结果就会像那些鹿一样，活活在山中“困死”。这山里，如今就是他们的天然仓库，想拿什么，去一个指定的地点拿来就是，如探囊取物一般。 进山不到一个小时，两人就在一道小沟塘里看到一头深陷雪中的马鹿。也不知这头马鹿在这里徒劳地挣扎了多久，见有人来，又进行了一番奋力挣扎，结果仍然徒劳。看那鹿的无辜、无助，一般人都会生出恻隐之心，但猎人不会，猎人本来有嗜血倾向，见到猎物就兴奋，就会狂热地起动杀念。在他们眼中，猎物都是供他们食用的“菜货”，只能任人宰割。二人不由分说，上前一刀结果了那头可怜的马鹿，拖到雪浅的地方，半小时内利落地完成了剥皮、肢解“工作”，每人分别背上一筐鹿肉踩着滑雪板“滑”下山来。“滑”到山下清过雪的林间道时，二人决定摘下滑雪板，“脚踏实地”把鹿肉背回家。 就在曲双喜刚刚卸下滑雪板，准备直身站起时，突然有巨大的恐惧从心里涌出，猛然抬头，一只老虎正从对面扑来，仿佛从天而降。只是瞬间，他还没来得及做什么和想什么，就觉得眼前一黑，耳边传来“咔嚓”一响，似乎骨头断裂的声音，紧接着浑身一震就觉得耳边起了风声，仿佛天空和树木一齐从眼前飞起来，晃成一片虚影。等他反应过来时，已身在20米开外。 侧目，一只巨大的虎头正死死地咬住他的右臂，此时此刻，这个一向胆大、无畏的猎人，一定是被吓破了胆，忍不住声泪俱下地向老虎哀求：“山神爷爷呀，求你饶了我吧！我从来都不想有意害你，我每次上山之前都给您老上供、磕头，求求您不要吃我呀！” 果然，那只老虎把他从口中“吐”出。恐惧、庆幸和巨大的疼痛一起向曲双喜席卷而来，让他在眩晕中不顾一切地向路边踉跄走去。他的右臂已经彻底折断，失去了知觉和控制，剧烈的疼痛从每一条骨缝里涌出来…… 从此，曲双喜再也没有重返山林。 见到曲双喜时，这个当年远近闻名的好猎手，已步履蹒跚、大腹便便，臃肿、笨拙的老态中，早已不见了当年的英武之气。他朝我抬了一下右臂，似是调侃：“你别看这条胳膊像好的一样，一点儿力气都没有。”我象征性地朝他的手臂看了一眼，不知接下来应该说点儿什么，似乎，他一生的心气和力量真的从这条手臂上跑光了。 在监狱里接受了整整两年生态保护教育之后，曲双喜彻底改变了人生观念，出来后与老伴儿以务农为生。由于右手失去力量，劳动能力大幅降低，只能干一些轻便的农活。春季采一点山菜，秋天捡一季蘑菇，过着清淡而踏实的日子。反思那场劫难，他认为自己是罪有应得：“祸害了那么多生灵，早晚是要遭报应的，老虎是山林里的神，替那些屈死的动物伸冤来了，要不是我诚恳地祈求山神爷保佑，这条命恐怕早就没了。” 其实，在东北地区的广大山林中，曲双喜的这些想法和认知并不算突兀。自古，这里就是游牧民族和游牧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与保留地，虽然可查可考的遗迹、文字不多，游牧文化底蕴却很厚重，山林里的山神崇拜更是由来已久。 俄罗斯人阿尔谢尼耶夫写《在乌苏里的莾林中》的时间，大约是上世纪初。他这部纪实性考察报告真实地记录了当时中俄边境的山水地貌、山林资源分布和边境居民构成及生活情况，书里也写到一个赫哲人叫德尔苏。德尔苏对阿母巴（老虎）的态度和行为，便是当时北方山民老虎崇拜的一例生动佐证。 当他以为阿尔谢尼耶夫会要寻找暗中跟踪他们的那只老虎并对它开枪时，一向温和、顺服的老猎人态度非常激烈地说出了这段话：“不行，我先要对你说，我永远不会同你一起对阿母巴开枪，你好好听着这话。对阿母巴开枪，我们朋友的就不是了……”当他得知阿尔谢尼耶夫因为没有看到那只老虎而感到遗憾时，再一次表明了自己的看法：“不要。看见它很糟糕。我们这样说，没见过阿母巴的人是走运的人。他会永远好好地活着。我见过很多阿母巴。有一回，不应该地对它开了枪，现在我很害怕。总有一天，我会倒霉！” 实际上，到德尔苏那个时代，东北山林里的“山神”崇拜文化已经很成熟。不但老虎的神圣地位得到确立，而且有了“山神爷”的尊号。就老虎崇拜的程度而言，这里似乎比其他地域都来得更深、更重。 究其根源，应该不难理解。在“天高皇帝远”的山林里，人和动物一样，单独或小群体面对难以把握、不可控制的自然，有时是无依、无助的。世间的事不论大小，落在不同人的头上，就会呈现出不同的份量。伟人宏愿，心系着一城一国；庸人小愿，无非柴米油盐和出入平安；量别不同，有如天壤；相对的级别却相同，都是重要的事情，甚至天大的事情。山野草民，命薄福浅，这山林里的“玄事儿”又多，一闪脚滚了崖；一迷糊走“麻登山”（迷路）；一不留意被蛇咬；一不提防赶上冒烟儿雪；一不走运遭遇大“牲口”（野兽）……这么多如影随形的“无常”，哪一样靠个人的心智、能力能应对得了，能担得起呢？他们只能把命运交给离自己最近的具有超能的“神”来照料。 可是，寻遍山林，谁最具有神的禀赋呢？最后，很多山民便不约而同地把目光和心愿投射在老虎身上。既然是神，就要有神的威严、能力、无所畏惧和担当，这些品质，老虎身上都有，最重要的，还是老虎的神秘和不可冒犯。 在长期相处过程中，人与虎似乎已经达成了某种默契，那就是互相尊重，互相回避。不但普通山民，包括以打猎为生的猎人，也自觉避免进入老虎的核心领地，千方百计不在山林里与老虎相遇或发生冲突。老虎也是同样的原则，很多有山林经验的人都知道，老虎经常会在丛林中走到离人很近的地方，但它们会巧妙地隐藏起来，不让人看到它、感觉到它。既然人虎相遇必有死伤，还是不遇为佳，只有不遇、不见才有足够的想象空间和尊崇余地，才与宗教里的人、神关系有更大的可比性和相似性。
离开官道沟村，告别曲双喜之后，我继续向北，边走边停，很像一个没有目标的漫游者。但我的心并不迷茫，隐约有一种神秘力量就在前方，牵引着我，让我一路坚定不移地走下去。一路视野渐宽，思维渐开，一些遥远的记忆和奇特的感觉，如沉睡在干涸河底很多年的鱼卵，在水流的冲击和浸泡下，正一点点苏醒。 关于人类，关于自然，关于这山林中的虎豹，以及几者之间的关系和命运的关联，我虽然一时还不能清晰描述，但有一些隐约的轮廓却在渐渐显现。就如一幅图画，由许多面和线构成，而那些线又由许多点构成，我现在已经抓到了那些坐标和色彩各异的点，并正在尽我所能使它们呼应、勾连起来。 第三天，我到达了距中俄边境很近的东兴镇村。在全国的地名中，以镇为村命名肯定是极少见的个例。这个村之所以叫这样一个奇怪的名字，主要是因为它曾有一段曲折、复杂的历史。 大约在公元1852年左右，清咸丰年间，大量边民渐渐聚集此地，有人以耕耘、狩猎为业，有人则来往于海参崴与吉林、宁古塔之间，从事贸易活动。一时，这里成为中俄边境上一个比较繁荣的集镇。至公元1922年（民国11年），开始划定市街，商贾云集，居民已达万余人，为珲春之外第一市镇。然后，日本人来了，东兴镇由方圆200里的商业中心转变为政治中心——日本宪兵队、警察署、税捐分局、鸦片专卖所、邮局、采金会社、伪中央报社记者站、基督教长老教会等等，应有尽有。这是东兴镇的鼎盛时期。再后来，出于战略和军事需要，日本人要另立集镇，便把一切机构迁至四公里外的西土门子村。从此，东兴镇开始走向衰落，逐渐冷清。此后的100年间，这里延续着颓势，一蹶不振，彻底由镇沦落成村。 镇子衰败之后，很多老房子的主人陆续离开，留下来的人却不能接管居住，年深月久，那些曾经威风、漂亮的房子不是坍塌就是被强行拆除。目前，只有一座100多年前的老房子，像一份不甘消失的记忆，坚守在村街旁。 1980年，李甲文从原房主手里把这座房子买来，成为最后的主人，居住至今。房子正面是青砖砌筑，其余三面山墙都是土坯，房顶则是在东北地区难得一见的“铁瓦”。虽然已历时一个多世纪，但在阳光的照耀下，仍然反射出幽幽的光芒。铁瓦之下，都是真材实料，从梁到檩，到棚顶的木板，到地上的地板，清一色是足尺足寸的红松料子。 不到70岁的李甲文认为自己已经足够老了，所以明显感觉到“腿懒”，不爱走路。李甲文虽说“腿懒”，嘴却不懒，讲起东兴镇的往事和山林故事，竟口若悬河，滔滔然，恣肆汪洋。 自从1951出生以来，李甲文就从没离开过东兴镇村。年轻时，他是远近闻名的“小老虎”，凭一身神力，驰骋山林。一挂小马车，他一扬手就能掀翻。他曾背着百十斤鱼一口气翻过一道岭，外加两道沟。不仅如此，他还经历丰富、神通广大，什么事情都干过，什么事情都能干。打过猎，挖过参，种过地，还越境去俄罗斯境内“摸”过鱼。 说起山林里的山神崇拜，似乎提到了一个比较复杂的难题，李甲文立即打住了水一样哗哗流淌的话头。他神色悠远，似在沉思，许久，慢慢向我说出了自己的想法。他认为，山林里的事情，从来不太容易说清楚。所谓的“山神爷”，有人认为是老虎；有人认为是一个神秘的老“萨满”；有人认为是山林民族赫哲人的“白那恰”；也有人认为是老把头孙良；还有人认为，“白那恰”、孙良和萨满就是老虎的化身。不管怎么说，“山神爷”是有的，只要你信，他就能带给你力量和好运，心诚则灵，管他是什么物象呢？他本来就是神，变化莫测，他愿意变成什么就变化成什么，可能是一只虎，可能是一个人，也可能是一棵树，人们看重的只是神性和神的作为。 “我也信，也敬拜，在林子里混，谁敢不崇敬山神？但我有我自己的方式，我一般不像别人一样非做一个'老爷府’或画一个小庙不可。我进山之前，只对着大山默默祈祷，相信山神是知道的，如果不知道，他也就不是神了……” 在东北的山林里，像李甲文这么想、这么做的人并不多见，多数人还是要借助仪式和供物来表达自己对山神的虔敬。当然，敬拜的方式和供品，一般也都不太拘泥什么排场和规模。大家有一个共同的想法，就是山神慈悲、大度，不会计较细节和小事。一切都要从实际出发，一切要量力而行。对于一个腰缠万贯的富翁，拿出百贯、千贯，也不算多；而对于仅有一个铜板的穷人，硬生生就掰下来一半敬神，也就不算少。所以，山林中随处可见的“山神庙”形式多样、五花八门，有的很隆重，建得如同永久居住的房屋；有的是由大木搭结起来的“木克楞”；有的就是像儿童玩具一样的微型小庙；有的在向阳处寻一棵高高大大的树，在树干南侧挂一块九寸九分宽的红布代之；有的干脆捡几块石头堆一个锥形石堆就算“山神之位”；也有用随身的刀具在哪棵大树上刮去一块皮，刻上一个屋子的图案，写上“山林之主”即成。 早年，那些放山挖参的人要一连多天在山里“打宿”。每天休息，把放山拔草用的“索拔棍”往休息地的东南侧一插，就算是供山神的“大香”了。第二天早起，对着“索拔棍”拜一拜，拔下“大香”又成挖参工具。 至于祭拜的供品就更是随意、随心、千姿百态。有的很讲究，杀只大公鸡淋上鸡血、供上鸡头；有的很是简单，摆上三个水果两个馒头；有的在山里盘桓多日已经“弹尽粮绝”，采几枚野果或摆上几颗香烟，虽然不成体统，也成敬意。 在过去很长一段历史时期，这一地区不仅个体山民，很多国营林场也明里暗里沿用着这个古老的风俗。每年开始采伐活动之前，都要举行“开山”仪式，拜完了山神再开始生产。否则工人们就会不安心，就会消极怠工，出工不出力。如果恰巧出了一些小小的插曲或意外，无论林场领导还是“领工”都觉得没法向工人们交待。 从表面看，这是“山神”的力量，实际上是文化的力量。在工人的观念没有改变之前，领导们采取了不肯定也不否定、顺水推舟的策略。定好了日期之后，没有通知，也没有动员，什么班组长、安全员、现场员、勤杂工等等,所有的男性职工纷纷“五更”早起，摸着黑，静悄悄地来到林子里，在事先选好的大树下，齐刷刷地跪了一地。焚香、上供，祈求山神保佑这一季的生产作业平安顺利。磕完头之后,还要在树干上的红布幅旁边轻轻砍上三斧头，按老规矩大喊一声“开山啦——”然后，便迈着轻松的脚步回到工棚，痛痛快快大吃一场，这是场长和书记特意为他们准备的誓师宴。 在离开东兴镇村之前,李甲文决定带我去山上看看。 山不远。出村口向南徐行20分钟即过山口。再向右，刚刚在一条隐约的人行小路上走不过百步，就遇到了一个已经长了一层青苔的大石堆。不知什么时候李甲文捡了一块石头拿在手中，趁我狐疑之际，挥手丢在了石堆上。这就是这一带山林里另一种形式的“老爷府”。过去人们进山，由于匆忙或不便，特别是那些大张旗鼓破“四旧”的年代，人们就只能采取这种简易的办法拜一下“山神”。也不知从哪里得来的秘笈，捡一块石头，往指定的地点一扔，就代表一次叩首和一个心愿，不用说什么，“山神爷”就心领神会。 保护区成立以后，进山的人骤然减少，偶尔有几个采蘑菇、挖野菜的山民，因为不走远，又没什么风险，没必要再祈求山神保佑，因此，山神祭拜之风渐衰，原来兴盛的“老爷府”基本成了遗迹。和其他的山民不同，李甲文认为，庙虽然不在了，神明还在，一切神圣之物都要始终放在心里，虔诚地敬拜，人有旦夕祸福，哪有不需要佑护的时候啊！ 我们又向前行走了一段路程，在一棵大青杨下，看到了另一处、另一种形式的“老爷府”。大树的一块树皮被铲掉，伤口边缘已经愈合，但仍然能看到那个小房子的轮廓。李甲文说，当年，“小房子”里边还要用刀刻上或用笔画上“山神爷”名号。 足矣！此行的收获已经够大。我决定趁天色未晚，赶回春化镇。 回来的路上，我们遇到了一小片松林，李甲文没和我打招呼，就径自拐了进去，在两块小石碑前开始了默立。我还以为那是另一种形式的“老爷府”，他又去拜山神，便跟了过去。但从那两块石碑上所刻的字看，显然不是山神。 碑上的字并不是很周正、很专业，但刻得深、很清晰。一块碑上刻了：“关荣海英烈之位”；另一块碑上刻着：“邢洁忱老英雄之位”。碑后并没有通常那样高高隆起的坟茔，只是用立砖围起来的一个小土堆。碑下仍残存着一些被雨水或雪水浸泡过的纸花、烟卷儿、酒盅之类的杂物，不是很整洁，但并不很“冷清”。 “这是什么？”我好奇地问李甲文。 李甲文说：“这是我们村出来的两个大英雄，一个叫关荣海，一个叫邢洁忱。其实，邢洁忱也不是我们村的人，但都与我们村有关……” 关荣海和邢洁忱，如果查珲春的地方志，就能找到这两个名字。他们是抗日战争末期牺牲的烈士，这两个人在“东满”抗日史上都不是很出名，但对东兴镇来说，却是十分重要的历史人物。 关荣海，珲春县英安村人，早年读过书，当过兵，加入过冯玉祥的抗日同盟军，后因抗日同盟军解体，关荣海所在的51军改为特警总队。1937年6月末，经批准，他回珲春探望病重父亲。料理完丧事后，重返前线，却发现已经找不到所在的部队，归队无望，只好回到家乡。可家乡英安村也被日本人强占，他便带着妻子儿女迁居到东兴镇。为隐避身世，他在春化村公所充当一名事务员。 1945年8月，日本侵略者已经到了大溃败的前夜，但仍然困兽犹斗，不愿意交出手中的劫掠。为了给日寇最后一击，苏联红军出兵珲春。8月9日，兵临珲春城下，因不明城内日军兵力和部署，暂驻扎城外。 8月11日上午，珲春街内各界人士在县城道院大厅集会，一致认为要积极行动，创造条件迎接苏联红军入城。但派谁为代表去红军驻地接洽？这个人至关重要，既要沉稳、机智，又要不怕牺牲，并且必须保证一次成功，否则，之后的难度会更加巨大。一时，现场的气氛异常紧张，如同凝固了一般。 突然，一个坚毅的声音打破了沉寂，关荣海从人群中站起来，一字一板地说道：“珲春城内没有我一草一木，但为全城人民免遭战火之灾，我去迎接红军!” 主持会议的王新达询问了他的姓名、住址和经历，放心地点了点头，然后问他还有什么要求。关荣海说:“我没有什么要求，现在已是燃眉之急，其它的事情已经无暇顾及，快把做信号的小红旗给我吧!”说毕，接过事先已准备好的小红旗转身就走。 “等一等！”这时，又有一个人站了起来，对着关荣海喊道：“我已70多岁啦，我不怕死，我陪你去！”二人紧紧握手，相视而笑。 老人叫邢洁忱。二人急行至东河堤，在河堤西侧，关荣海取出标有日军在珲春驻地、撤退路线、适宜进攻路线的略图，嘱咐邢老在原地等待。他负责上河堤观察，发现玉米地里藏有红军，便面向东方坐于河堤东坡上，点燃一支烟，故做镇静，扫视河堤南北，见无动静，从袖口内抽出小红旗，开始向东挥动。 骤然间，河堤西侧“砰”的一声枪响，接着枪声大作，日本人发现了情况，向他开火了。关荣海在密集的射击下，打了几个趔趄，显然已经负伤。但他坚持着没有倒下，不顾一切地纵身跃下大堤，涉过小河奔入玉米地。到达红军潜伏处时，他的衣裤已被血染红，两名红军战士搀扶他至一辆坦克侧面。坦克内出来一名军官与之对话，关荣海简单说了几句话，将图纸从怀里掏出后便倒在地上，两名红军战士到农家摘来一扇门板，将他抬至农家。按照他提供的略图，红军分两路攻入珲春城，全城解放，老百姓几乎没有什么伤亡。红军走后，邢洁忱老人到农家去看关荣海，他已经停止了呼吸。 关荣海牺牲后就埋葬在家乡东兴镇，当时的镇政府给立了块烈士碑。两年后，邢洁忱也过世了，由于他没有家人，立下遗嘱是要和关荣海葬在一起做个伴儿。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上边只打来一个电话，只让村里做一块石碑立在关荣海墓的旁边，遗体或骨灰并没有送来。村里就立了这么一个牌位。又过了几年，关荣海的墓迁到了烈士陵园，这里就只剩下邢洁忱的一块牌位，孤零零地站在那里。那些年，人们特别重视、敬重革命先烈和英雄。当时，有一个小学教师去找村领导，建议再给关荣海补一块碑，好用来当作学校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教育村里的孩子们懂得感恩和崇尚英雄。 事情没费什么周折，马上得到了落实。李甲文就是第一批来这里祭奠英雄的少先队员。从那时起，村里每年都有人来这里扫墓、祭奠；清明也来，过大年也来，相因成习，像对待自家的祖宗一样，年年祭拜，视若神明！ “山里人性子直、心眼儿实，认准了的事情几辈子不会改变……”李甲文的话像是自嘲，但表情却十分庄重，我能感受到他内心里蕴藏着某种凝重的情感。
摄影 /谷宝臣 (原创图片请勿擅自使用，如有需要请联系作者。) 农历三月十六。一大早，我和民俗专家李老师，准时赶往珲春市下草帽村。 这一天，是他们认定的“山神爷”生日。从村民王强爷爷的爷爷那一辈子开始，这个村就把这个日子当作一个特殊的节日固定下来。 关于“山神爷”的生日，我事先曾专门做过调查，全国各地有不同说法。彝族人认为，正月初八是虎神的生日；吉林永吉县天岗村在正月十六这一天给山神过生日；吉林蛟河县则把山神的生日定在农历六月初一。查考各地的地方志可以发现，三月十六这个日子，正是老把头孙良的生日。认为“山神爷”就是老把头孙良的山民，就在这一天举行祭拜活动。 据山里老人讲，“老把头”孙良是第一个进入长白山挖参的人。此人不但自己具有高超的找参、挖参的技艺，而且古道热肠，帮助很多来碰运气的穷苦人挖到了人参，解救过很多身处困境的山里人。只要他的身影出现在哪里，哪里就不会有受困的人。因此，山上挖参、采药、捡蘑菇、挖野菜和伐木的人们都十分敬重他。后来，“老把头”因执着地寻找失散的结义兄弟，因过度劳累、饥饿，死在蝲蛄河畔。 临终前“老把头”用最后一点儿力气写了一首打油诗：“家住莱阳本姓孙，漂洋过海来挖参，路上丢了亲兄弟，沿着蝲蛄河往上寻，三天吃了个蝲蝲蛄，不找到兄弟不甘心……再有进山迷路者，我当作为引路神。” “老把头”孙良这种坚韧不拔的意志和为兄弟、朋友两肋插刀的“义气”，正是那些远走他乡的“闯山人”心中的火把。“老把头”死后，人们在卧牛石旁为他修建了坟墓，又在山坡上修建了“老把头”庙，并尊他为“山神”，把他生日那天作为祭拜日。但下草帽村的村民们坚持说，他们祭拜的绝不是“老把头”孙良，而是虎神。在他们心中只有老虎就是天经地义的“山神爷”，从来没有过其他的歧义。 每一年，当这日来临，就要举全村之力，集体举行一个隆重的祭拜山神仪式。之所以叫“举全村之力”，是因为他们所选用的祭品——“全猪”，即便在最贫困的年份，大家也要集体出资，宰一口够全村人饱餐一顿的“肥猪”。作为牺牲和某种象征的猪，是有讲究的，不仅要膘肥体壮、饱满浑圆，而且一定是全身黑毛的公猪。 在这一天更早的时间，全村的精壮男子已经先我们一步齐聚在村庄的某一个庭院，开始为一个熟悉而又永远新奇的程序做准备。 时辰一到，几个壮实男子一齐上前，把那头系着红布条的大肥猪摁倒，抬到事先准备好的案几之上。伴随着一阵尖锐的嚎叫，太阳刚好从东方的山头上露出红色的脸。如果这也是一种特殊的召唤，估计隐在山中的山神也已经耳有所闻、心领神会。接下来的动作如行云流水，放血、褪毛、开膛、拆解……当猪肉扔进沸腾的开水中，全村的妇女儿童和老人也已经到齐了。 所谓“全猪”只是一种象征意义上的全。上供时并不会将整头猪都摆上，只需要一个煮熟的猪头，在猪嘴里插上猪尾，这叫有头有尾，最多，再摆上四个猪蹄，就意味着“全”了。此外，还要在山神的牌位前摆上雪白的馒头，烧上三柱香，敬上三杯酒，点响一挂鞭，全村的老少男人便一齐跪在山神牌位前祷祝，行祭拜礼。礼毕，趁“全猪”热气未消，即从供案上把供品搬下来，大吃一顿，名曰“吃神惠”。据说，吃得越干净，神就越高兴。大概，人饱了，他们的山神也饱了；人心满意足，他们的山神也随之心满意足。 如果说各种祭拜仪式表达了人们的虔敬、心愿等精神内核，那么接下来还得有必要的山林规矩和处事标准，规范人们的行为。山神的眼睛是明亮的，并不是随便哄哄就可以蒙混过关，它会从芸芸众生中甄别出谁是好人谁是坏人；神也是公正、清明、有原则的，只有那些心怀敬畏、知行合一、言行一致的好人，它才予以佑护，否则还会杀无赦。 在这个山林的文化生态体系中，最要紧的是诚信和善良，这是基础，是底线，其次才是一些表层的形式或行为。一个人如果想在“山神爷”那里得到佑护和关照，不但要“懂事”，还要会“行事”。必须保持始终如一的诚信，绝不可以有虚伪、诓骗、欺诈等口是心非的行径；一定要保持心地善良，绝不可做伤天害理、泯灭良心的事；进入山林后，不能坐在树墩子上休息；不能砍拜祭过山神的树；不能直呼老虎的大名；不能说不恭敬的话……如果有谁坏了规矩，就证明这是一个见利忘义或忘乎所以的人，并没有时刻把山神放在心里，就得罪了山神，不仅会殃及自身，还会连累同行的人。 一个不懂规矩或破坏规矩的人，在人群中是无法立足的。往往，这样的人、这样的行为一出现，便会立即遭到人们的“白眼”与呵斥。如果凑巧，这人在短时间内莫名其妙地肿了嘴、扎了脚、伤了手，或出现其它反常情况，人们就会认定，那是来自山神的惩罚，不但得不到同情，还要被人借题发挥狠狠数落一番。如果同行的其他人遇上倒霉事儿，毫无疑问，众人一定要把账算到坏规矩的那人头上，轻则将其赶回家去，重则拳脚相加以泄众怒。从此，再也不会有人与他结伴进山。 上世纪60年代，一场史无前例的运动席卷全国，很多传统风俗和文化都被列为封建迷信的“牛鬼蛇神”，统统被“革”了“命”。那些打着造反大旗的年轻人，走到哪里砸到哪里，走到哪里打到哪里。山外数百年的庙宇被拆掉了，家家户户摆在明面儿的“老爷府”被烧了，一些带着传统文化印记的文字、图画、器物被“砸个稀巴烂”，公开的或大规模的山神祭祀活动也被取缔了，但人们进入山林之后的个体活动却依然在悄悄延续。毕竟，谁也不愿意冒着个人生命、资财或运势的风险去维护一个空洞口号。就是那些“造反派”自己进山干活，为了安全起见，也还会偷偷搞一些祭祀和祷祝等“迷信”活动。至于山林里那些各种各样的“老爷府”从来没人敢动；那些画着山神爷牌位或拴着红布条的树木也没人敢去砍伐。 依凭着这幸存的敬畏之心，一些老树在生态遭到严重破坏的山林中幸存下来。东一处、西一处，高大伟岸但零零散散地分布着，成为森林中为数不多的“母树”。历尽沧桑与劫难，它们像一根根“定海神针”，屹立不倒，为山林、为后世，保存了可贵的生物基因和鲜活的生命样本。
任林举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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