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巴尔干的火药桶：波黑战争

背景与起源

波黑战争发生于1992年4月至1995年12月，与科索沃战争、斯洛文尼亚战争等等一样，都属于上个世纪发生于前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的系列内战，而究其根源既是各种历史遗留问题的集中爆发，同时也是多种巧合和利益因素的共同作用。

从历史角度来说，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位于巴尔干半岛，该地从古希腊和罗马时代就是东西方势力重点角逐的战场之一。也因此，在巴尔干半岛的历史上一直鲜有大一统的国家，而更多是不同民族的混居，恰又因中世纪时期天主教和伊斯兰教的百年仇杀，为此巴尔干半岛可以说从文化里就埋下了冲突的种子。 

时至20世纪初的两次世界大战，由于彼时民族独立运动意识的觉醒，在巴尔干半岛上也兴起了各民族独立的浪潮，这其中塞尔维亚王国曾一度完成巴尔干半岛的统一，但事实上其结构却并未根本改变王国内民族自治的事实。于是乎，整个塞尔维亚王国就像一个期权结构严重缺陷的创业公司，表面上各个股东都看似公平的持有相同份额的股票，而公司的对外事业也确实是在处于不断的增长中。但问题的点在于，持有相同股票份额的各个股东们，其分管业务的权重是并不相同的。为此，每当在外有别的公司来竞争和威胁到股东们的全体利益时，股东们总能团结在一起一致对外。而每当外部威胁消失后，则他们就又会陷入严重的内耗中去。起初，有鉴于创业初期时局艰难，大家还只是办公室里相互挖苦两句，但随着公司底盘的不断发展，利益蛋糕的越发扩大，则相互使绊子，挖墙脚和亲切的问候对方直系亲属就成了常态。而这一切的结果是，虽然公司业务扩大了，但内耗随之也在不断扩大，最终愈演愈烈，终成另起炉灶的不了之局。 

铁托的功与罪话回正题，那么就近代来说，波黑战争或者说南斯拉夫的直接悲剧又来自哪呢？事实上这一点正是来自于南斯拉夫的缔造者-铁托身上。铁托，全名约瑟普·布罗兹·铁托，他于1892年5月7日出生于当时属于奥匈帝国的克罗地亚-斯拉沃尼亚王国的库姆罗维茨村一个农民家庭，其父亲名为弗兰约·普罗兹，是克罗地亚人，母亲玛丽亚，是斯洛文尼亚人。应该说，像许多著名的英雄人物一样，铁托的出生并不好，但也正是这种居于贫苦的家境使得铁托从小就锻炼了极强的心性。再后来，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铁托也像无数当时的青壮年一样被奥匈帝国征召入军，但让人未曾想到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奥匈帝国战败，塞尔维亚赢了得独立，而铁托也在命运的引导下接触到了布尔什维克和共产党，并最终在1920年成为了一名南斯拉夫籍共产党的正式党员。不过有趣的是，也像彼时其他国家内的共产党一样，南共很快也被自家的政府宣布为非法组织，为此铁托此时的经历可以说一如其幼年的贫困一样，充满了无尽的艰辛。而真正使得铁托乃至南共脱颖而出的是来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反纳粹战争。在当时，希特勒德国于1941年4月6日实施第25号计划，以十万大军大举侵略南斯拉夫，南斯拉夫王国政府仅抵抗不到11天就宣布投降。一时之间，整个南斯拉夫人都陷入了绝望，但就在这危难之际，铁托以南共中央的名义向全国人民发布了著名宣言，号召人民团结起来和法西斯干到底，这一振聋发聩的声音赢得了人民的支持。而在后来的几年里，铁托也确实践行了他誓与纳粹不死不休的誓言。最终，由铁托领导的南斯拉夫人民军在巴尔干成功拖住了法西斯数十万军队，不仅为整个反法西斯战争做出了伟大贡献，同时也赢了南斯拉夫的解放和列国的认同。 

但常言道，太阳底下无新事，二战后的世界并没有因为法西斯的灭亡而进入无限美好，随着美苏两个巨人在世界各处的明争暗斗，位于南欧东部的巴尔干半岛也再次像它在历史上任何时期一样变得举足轻重起来。恰逢此时，2战后的斯大林意气风发，乐于作为共产国际老大哥为各个小兄弟们指点迷津。于是乎同样是巨人的斯大林遇到了同样是强人的铁托，双方也就不免越来越不对付了。不过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南斯拉夫在1946年通过宪法，从王国变成了南斯拉夫人民共和国，基本确立了以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黑山和马其顿六个成员共和国组成的体系。其基本精神是在承认各民族平等的同时，继承和服从于南斯拉夫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领导下的体制，这在相当程度上是一种巨大的进步，也因此使得铁托领导下的南斯拉夫在巴尔干半岛获得了巨大的声誉。但也或许正是铁托过于谋求南斯拉夫模式在巴尔干半岛推广，没多久他便与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体系发生了分歧，而这其中一个最直接的例子发生在1947年8月。此时，新南斯拉夫与保加利亚达成了系列双边协议，由季米特洛夫执政的保加利亚同意将原属该国的争议地区皮林马其顿并入南斯拉夫内的马其顿共和国，并就此还与南斯拉夫进行了多次关于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合作。斯大林在听闻后十分光火，因为这不仅意味着手下的小兄弟在背着自己乱搞，同时强化后的巴尔干半岛强权无疑也会对苏联的安全带来了一定不稳定的因素。为此，斯大林致信给两国领导人，并在其中措辞十分严厉。但与其他人不同，铁托的一生概括起来说就是战士的一生，他当年仅有数千人尚可在希特勒的疯狂围剿下谈笑风生，何况此时的南斯拉夫早已不是吴下阿蒙。为此，苏南两国的裂痕也在不断扩大。在1949年秋天，局势更是演变到苏联在南保边境陈兵十几个师以备随时动武的地步，并且斯大林还曾多次派出杀手暗杀铁托，可见这两个本是同宗同源的布尔什维克已经到了不得不彻底决裂的矛盾顶点。 

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苏南关系也曾得到过缓和，但紧随着后来匈牙利事件的爆发，双方再次陷入冰点。因为本质上，无论是斯大林还是赫鲁晓夫，无论是姓资还是姓共，苏联的国土安全始终都是苏联执政者内心中更为优先级的存在。但苏南的决裂对于南斯拉夫的一个直接问题却在于，这使得南斯拉夫面临着一个信仰重塑的尴尬境地，因为对于信奉共产主义是人类终极成就的共产国家来说，苏联从来都是最早的发源地以及共产主义发展道路上的带头大哥。如今与苏联的决裂，是否意味着南斯拉夫从此已不再信仰共产主义了呢？再其次，如果说上述问题对于铁托仅仅是宣传上的烧脑游戏的话，那么接下来失去苏联的经济援助则对于百废待兴的南斯拉夫来说，却是最为影响直接的。在这个问题上，铁托苦思良久，他明白问题不能从一个极端倒向另一个极端，如果说因为和苏联决裂而就一味投入欧美等资本主义的怀抱，那么本质上并没有与信奉斯大林的共产国际有什么根本不同。为此，铁托最终确立了南斯拉夫特色的社会主义，其核心精神是不结盟和不一边倒的独立自主发展政策，在后来这也被称为铁托主义。 

铁托的经济政策话说到这，是不是有朋友会发觉这个政策几乎不就是后来中国改开的翻版吗？事实上，铁托主义的确与后来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有许多相似的地方，比如双方都最终放弃了以大规模国有计划经济为主体的发展模式，转而鼓励民间经济向市场经济靠拢。但在深层次里，与中国不同，南斯拉夫抛弃计划经济更为彻底，他在法理上几乎取消了一切用于宏观调控的措施，而将中央权力下放地方，工厂交由工人组成的委员会管理。这一系列措施在初期很大程度上刺激了南斯拉夫经济的蓬勃发展，其成就我们仅用一则例子即可证明，如电视机在20世纪80年代尚在中国属于少见的奢侈品，而南斯拉夫早在20世纪60年代的电视机普及率就已高达50^%，基本上每1.8个家庭就拥有一台电视机，可见铁托主义经济政策在早期为南斯拉夫带来十分惊人的活力。然而经济繁荣的背后，事实上这一系列政策也潜藏着当时人很难看清的隐患。首先，铁托无疑是一位十分出色的领袖，也正是在他的领导下使得南斯拉夫内的几个成员国彼此携手合作，共同开创了南斯拉夫的大好局面。但铁托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又削弱了中央政府的权威，是，铁托本人的人格魅力和手腕可以使得各个成员国心甘情愿的为南斯拉夫共创辉煌，可问题是如果铁托不在了呢？对于自己不在后的局面，很难说铁托没有预见，事实上在他执政之时即着手处置了多次民族问题，而这一系列成功使得铁托有理由相信，即使自己百年之后，由他所一手带出的管理班子仍旧可以照着先前的成功经验应对任何危机。然而事实上铁托低估了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最终融合为一体的艰难，尤其是这些民族在历史上从来就是相互敌视和各自为政。 

于是乎，非常有趣的是尽管铁托本人是一个倾向于民主的共产主义者，但他本人的实际统治却是趋于独裁和专制的，而与此同时铁托又极端厌恶君主制。这就使得这个政权陷入了一个十分怪诞的境地，即它相当多的成就是建立在铁托一人之上，而这个人却并没有一个君主制的脑袋，这一点也可谓是南斯拉夫最终分裂的根本原因之一。与此同时，政治上的先天不足也最终反作用在经济上，本来说南斯拉夫的特色社会主义经济鼓励人民自治，在很大程度上开创了南斯拉夫的繁荣，但事实上经济繁荣背后的地区不平等和贫富差距却仍在扩大。比如早年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由于更靠近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历史上也是历代巴尔干统治者的经营重心，为此其自治经济便发展得十分良好。以80年代初的斯洛文尼亚为例，彼时该国领土和人口仅占全国的8%，但生产总值却占到了17%，而与此同时像马其顿等内陆山地国由于地理环境特殊，却在经济上十分疲软。为此，南斯拉夫政府不得不试图通过让富国补贴穷国的政策来缓和内部不同的经济发展。但诚如上述所说，这一系列举措之所以能生效，主要所凭借的仍是铁托的个人魅力，而非一套完整的制度设计。南斯拉夫深层的经济问题还在于它的经济结构，由于该国也像新加坡一样，严重缺乏石油等能源，为此高度发达的同时也使得它对外部输入有严重依赖，但南斯拉夫本身是明确了中立政策的，这就使得在领导人具有非凡外交智慧时，南斯拉夫尚能游走两边尽收好处，而一旦后继者不具有铁托那样的能力或者说威望时，则这种游离性的中间政策就往往只能两头得罪了。 

民族政策而如果说经济上的发展不平衡埋下了南斯拉夫分裂的隐患的话，那么民族政策和军队结构的漏洞就更是为这场大火储备了燃料。众所周知，铁托一直是奉行南斯拉夫内各民族独立平等的，但事实上铁托并不是一个纯粹的南斯拉夫人，因为他在一方面强调民族平等的同时，另一方面又亲自打破了自己一手建立起来的政策。那就是在对待国内各民族时，铁托其实有明显更倾向于自己家乡克罗地亚的偏向，而在对待经济发展得较好的斯洛文尼亚和人口比例相对较高的塞尔维亚方面，铁托并没有做到真正的从大局出发。前者的问题我们上面说过，主要是反映在经济上的矛盾，而后者则是铁托杜绝人口更多的塞尔维亚来作为南斯拉夫的主体民族，比如在南斯拉夫成立后，铁托先后从塞尔维亚族系中分离出了信奉伊斯兰教的穆族和马其顿族，而仅就后者来说，其实塞尔维亚人和马其顿人也很难区分彼此。当然，也有学者指出，铁托事实上并没有因为分离塞尔维亚人而使得克罗地亚一家独大，在他执政期间其实不仅压制了大塞尔维亚的独立，同时也反对大克罗地亚主义的兴起，不过这种看法也为下述一个事实所打破，那就是在铁托执政期间，比如1970-1974年前后，由铁托清理掉的塞尔维族干部高达4万多人，取而代之的却多是来自克罗地亚的族人。而无论如何吧，铁托的一系列举措使得原本人口居于多数的塞尔维亚人失去了作为南斯拉夫主体民族的条件，而南斯拉夫又缺乏相互认同和融合的历史文化基因。为此可以说，铁托看似公平的民族政策其实并没有他所设想的那么美好。 

相对应的，民族政策又反作用于军队，在早年南斯拉夫的军队(JNA)体制中奉行义务兵和志愿兵双轨运行的政策，原则上这是为避免民族军队一家独大。为加深这点，JNA更是会让不同民族间的部队相互调换防区，比如塞尔维亚族军人前往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军人前往塞尔维亚，以此寄望于大家彼此忌惮相互平衡。但事实上JNA日常在管理上并没有一套被广泛认可的南斯拉夫民族政策，各民族士兵依旧在心理和文化上更趋向于“我来自于塞尔维亚，而非我来自南斯拉夫”。 

而这一政策之外，更为致命的事件发生于1968年，当时由于爆发了华约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多瑙河行动，为此南斯拉夫在面对可能的入侵前不得不着手于在JNA系统外打造另一支武装力量（边防军Teritorijalna odbrana，简称TO），以便于配合JNA来更好的应对来自华约的军事威胁。支持这一举措的理由还在于，历史上南斯拉夫一直是属于山地作战环境，其无论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应对奥匈帝国，还是二战中反纳粹战争的胜利很大程度上都建立在广泛的山地游击战上。为此，建立和武装边防军事实上是立足于先辈们的成功经验的。

 但这一在当时看似唯一合理的选择却也埋下了不小的祸根，那就是因为要实施有效的山地游击作战，一般来说必须更依赖于直接招募本地人，毕竟谁不是对自己所在的家乡更熟悉呢？而为方便这一管理，同样需要更为有效的本地管理机构，于是乎自1970年开始南斯拉夫国防部开始确立地区性质的各大军区以便于战争时能更好的进行作战指挥，拿后来的塞族名将拉特科·姆拉迪奇来说，其在波黑战争中就曾一度在贝尔格莱德的第一军区和萨格勒布的第二军区任职。不过真正意义上的转折点发生于1974年，在该年南斯拉夫确立了边防军不再向南斯拉夫国防部负责，而转由各地区共和国独立运行的体制，为此等于变相承认各地区共和国可以拥有属于自己的武装力量（此前仅有武装警察），这相当于于确立了南斯拉夫国防军外的另一支军队（准确说则是好几支）。这一致命昏招可以说为后来的波黑战争来自南斯拉夫系列内战铺平了道路，但不得不说在当时至少成立之初却是颇具理由的，毕竟谁又能说仅凭JNA能使得南斯拉夫在面对华约或北约的入侵时能成功捍卫国土呢？除此而外，南斯拉夫早年的民间枪械管理政策也为后来的民族冲突留下了隐患，即在当时虽然说南斯拉夫谈不上民间枪支贸易高度发达，但二战留下的枪械和地方警务系统的弊端，却导致流落在南斯拉夫民间的枪械难以计数，外加上述我们提到的TO边防军体制，这也就为后来波黑战争中各民族能十分迅速的动员和武装准军事部队奠定了基础。直至1992年萨拉热窝塞族人婚礼枪机事件的爆发，双方遂终陷入了全面战争的境地。  战争爆发必须说明的是，实际上在波黑战争正式爆发前，整个南斯拉夫已经发生了诸如斯洛文尼亚10日战争，以及克罗地亚战争和包括1991年10月的波黑会议公投等等事件（当时波黑在塞尔维亚议员抵制缺席的情况下，强行通过了波黑主权声明）。可以说，发生于1992年的波黑战争前的双方已经塞满了战争的动力，其如何爆发早已不是什么问题，问题只是在什么时候爆发已经爆发到什么程度。同时必须指出的是，正是发生于此前1991年的斯洛文尼亚10日战争标志了作为南斯拉夫内战最后一道安全锁的崩坏，而那就是国防军JNA的正式垮台。正是在这场经常被忽视的战争中，南斯拉夫内的各个成员国忽然发现，原本作为精锐的国防军由于转型机械化反而不如TO边防军更适合这种全面的山地游击战。与此同时，这也使得各成员国忽然都硬了起来，因为彼时他们财政大权在握且已独立运营多年，而TO边防军似乎也还比JNA国防军来得有效，那还等什么呢？于是乎也在这一系列的战争中，JNA作为一个完整的实体开始分崩离析，其军中的各民族战士纷纷抛弃了他们号召精诚团结的JNA军旗，而最终以不同形式加入了各自民族的武装力量，战争也就在这种日趋激烈的环境下变得越发残酷和血腥。 

波黑战争第一阶段整个波黑战争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与传统战争有所不同是，波黑战争混合了正面对抗、领土驱逐和游击战争为一体的混合战争形态，故而可以说是即传统又充满了各种新式战争理念。在大多数时候，双方军队除了控制地理上的交通要点外，还需要承担强制驱逐占领区非己方族人的任务，而无疑，这仅靠少数正规军是无法完成的，与此同时全民皆兵本也就是南斯拉夫的立国传统。 

战争的第一阶段发生在1992年4月-1993年4月，这是整个波黑战争中最为激烈的阶段，其中由穆族和克族构成的联军对抗塞族一方。在战争初期，波黑穆族拥有包含各种民间武装团体在内一共13万人，坦克10余辆（均为老式T34和T55型），大口径火炮10余门和约300门各式迫击炮。而克族方面则有7万武装力量，70多辆坦克（型号也是T34和T55系列），火炮200门以及6架米8直升机。而塞族方面，塞族继承了南斯拉夫时期人民军中较好的正规力量，但即使加上由民间组织的非准军事团体，其总兵力也不过10万人。但塞族的两大优势是，它拥有多达300辆坦克（包括少数当时较为先进的M84型坦克），同时其空军也较穆克联军有巨大优势（共计60余架由MIG21、海鸥战斗机和米8构成的空军力量）。 

战争初期，塞族依靠从南斯拉夫继承下来的军官团以及强大武装力量获得巨大优势和主动权，但塞族的战略并非是击败对手，而是完成对领土的夺占，为此整个塞族初期的战略布局是以正规军快速突入目标地要点完成夺控，然后再以随行的民兵武装执行占领点内的人口驱逐计划。一定程度上这种方案得到了实现，至1992年底，塞族就已经控制了波黑全境约70%的土地。 

自此后，塞族开始满足于对既定领土的控制权，为此他们不再继续侵入，而是在现有领土上精心构筑防御据点。外加上塞族本来就拥有更强大的空中火力和重武器，故而每当穆克联军乱哄哄的向塞族阵地发起进攻时，总会被优势火力予以打击。渐渐的，穆克联军开始放弃正面的大举进攻，而转以小股游击部队对塞族实施偷袭和伏击作战，这些作战在很多时候均是不加区别的对塞族据点放上几枪或是打上两炮，这就使得塞族的重武器无从发挥。而为了报复，塞族同样也有样学样的慢慢开始使用远程炮火对穆克联军的据点进行火力打击。这一系列交战的转变，使得双方所控制的主要据点都没有特别大的变化，而同时彼此的军事实体也没有遭到严重损害，但因为彼此不加区别的报复性交火，却使得民族间的对立情绪加剧，各种由官方组织的半民间武装团体开始越来越活跃在各个战场。 

波黑战争第二阶段然而就在战争陷入这种奇妙境地之余，穆族和克族间却忽然爆发起激烈冲突，至1993年4月，这两个本是盟友的种族围绕着中部双方的接壤地带爆发了一系列激战，此时尽管双方的正规部队尚具有一定的克制，但其领地内的各种民间武装力量却自发展开了各种较量。但所幸由于双方都没有更为系统的作战计划，而民间武装又缺乏这种实力，为此在波黑战争的第二阶段（1993年4月-1994年3月），穆克两族打了近1年却发现彼此领土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而他们原来的对手塞族则更是如日中天。此时在塞族武装力量中，以黑豹为名的正规部队充当了绝对的精锐打击力量，该部作为精锐，不仅拥有大量装甲部队加成，同时也混合了特种作战的特点可以执行多种作战任务。而另外一方面，像“毒蝎”这样的非准军事团体也越发活跃在各个驱逐战场，在很多时候这些半官方性质的武装力量对彼此的平民都犯下了许多不可饶恕的罪行。在早期，双方均是试图以鸣枪警告来驱逐占领地的其他族人民，但随着越来越多的伤亡，随意的残杀、抢劫、强奸也就变得越发频繁起来。而对高层来说，尽管这一系列举措使得他们名声大受损害，但使交战双方又不得不承认的是，正是这种非人道的行为使得他们所占的领土也变得更为“纯粹化”。 

但不论如何，由本是穆克联军对抗塞族的两虎相争，变成现在的三方混战，是同样关注巴尔干局势的其他大国所不能容忍的，因为相比起穆族和克族来说，他们都更忌惮于实力强大的塞族来统一巴尔干。届时这样一个战争中成立起来的国家，会比前南斯拉夫更为强势。为此，以美国为代表的北约，在1994年4月促成了穆克两族的和解，并重新建立起了联邦关系。与此同时，北约对更是设立了禁飞区和各种援助来协助穆克联军对抗塞族。其中最为著名的是1992年10月由联合国安理会颁布的781号禁飞决议，以及由824、836号决议确定的6个受联合国维护部队提供保护的安全区，这六个区域分布为斯雷布雷尼察、泽帕、戈拉日代、图兹拉、比哈奇以及著名的萨拉热窝。事实上，这6个区域在地理上已被塞族分割成为了相互孤立的飞地，本来覆灭在即，但联合国这一手却使得这些地区有了特殊性。而单方面的禁火更是使得穆克联军可以依托这6块飞地进行修整和喘息，塞族痛恨之余尽管利用法律漏洞攻陷了其中2块，但其他地区却依旧限制了塞族的进一步军事胜利。为此，不仅是塞族，双方均开始采用各种伎俩来增加对彼此乃至联合国部队的压力，比如塞族方面就曾一度装扮成维护部队来发起袭击，后来更是直接抓获维护部队官兵来向联合国施压。这些举措使得当地维护部队压力倍增，一度使得维护部队无法正常进行维持运作，而与此同时也加剧了地区普通民众的艰难处境。在著名的萨拉热窝，这里几乎在波黑战争一开始就处于双方部队的包围中，其身处城中的平民百姓更是在大街上被双方肆意屠杀，而这一惨状一直持续到1996年2月，其围困之久甚至远超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斯大林格勒战役。 

波黑战争第三阶段1995年中旬，塞族在其司令姆拉迪奇的领导下发起了一系列主动进攻，斯雷布雷尼察和泽帕被相继攻陷，但此时一则发生在斯雷布雷尼察的事件却使得塞族即将到手的胜利化为泡影。那就是在占领斯雷布雷尼察期间，塞族对当地的穆斯林进行了精心策划的屠杀，除妇女和儿童外约有数千名穆斯林男子遭到杀害，其遗体更是被丢弃在十几个大型墓坑中。 

这个震惊世界的消息使得塞族从此陷入了一片唾弃声中，而联合国也正好经由这个借口正式发动对塞族的致命一击。同年8月4日，穆克联军出动共计10万人在北约指导下发起了代号为“风暴”的全面反攻，此时经过长期武装，穆克联军已非3年前的吴下阿蒙，在外海更有北约3个航母编队随时准备提供空中遮断。8月30日，北约发动了代号为“精选力量”的空中打击行动，约200余架最新型号的战斗机对塞族的防空阵地、雷达基地和指挥中枢进行了精确打击。 

至9月中旬，波黑中西部约4000多平方公里被穆克联军占领，而此时原本强大的塞族军队已损失过半，其可用于指挥的现代通讯系统更是遭到了彻底破坏。1995年11月21日，塞族最终被迫签署了由美国人主导的《代顿协议》，而波黑战争也最终告下了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