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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以食为天，是自古以来不变的真理。在不少人心目中，中国自古就是一个产量爆棚的农业大国。但他们往往忽略了不同时期的气候、技术、耕地面积与同时代人口多寡的关系。因而也很少有人会注意到，那些雄踞亚洲大陆东侧的帝国们，往往很早就开始进口粮食。唐宋的起源
秦汉帝国的实际控制区 基本就是当时的有效耕地分布区域 起初，东亚陆地对于任何开拓者而言，都是地广人稀的存在。从先秦到普六茹家一统江山，限制粮食产出的是自然环境与技术条件。一块先秦时无力开发的沼泽，到隋唐就可能成为良田。但凡事都有拐点，异常依靠土地和老天爷脸色吃饭的农业生产，自然是再明显不过。这一切的征兆在隋唐的制度建设上，已经初露端倪。尽管都城依然是过去可以图谋天下的老基地关中，但隋唐两代都在中原腹地的洛阳也设立东都。如果说以长安为中心的关中，仍然是帝国保持对外交通线与技术输入的口岸。那么以洛阳为中心的中原，就是皇族和官僚们定期光顾的大食堂。在关中因过度开发而无力供养不断扩编的官僚阶层后，东都的丰厚储备粮就成为了帝国的倚重支柱。 隋唐两代的洛阳对帝国有着非凡的意义
但即便如此，帝国版图的增大与管理层的一再扩编都预示了新财源输入的必要性。隋炀帝时兴修的大运河走势，就向我们标明了一切。逐步得到开发加强的江淮流域，成为了维系帝国的必要产粮区。在著名的安史之乱中，大燕皇帝的叛军就不忘一路南下，截断大运河与汉水流域的漕运管道。由他们引发的难民朝，也将大量人口推向南方的长江流域，大大推动了唐末江南经济地位的崛起。 安史叛军的战略之一就是截断粮食输入关中和巴蜀的管道
当然，在这个阶段里，大唐帝国还不需要大量从境外进口粮食。割据各地的藩镇有控制不再受国家记录管理的“隐秘人口”为自己耕作，涌入江淮的难民也被组织起来进行屯田生产。唐朝皇帝却更喜欢吃一种来自东北黑土地的卢城之稻。这种米被认为美观而口感更好，成为了渤海国经常进贡给皇帝的特供。这件事也同样预示着在中原之外的地方，有着不少更好的产粮区和品种更优越的作物。 安史之乱开始的人口大规模迁徙
宋朝在结束五代的各自发展后，重新统筹起偌大的版图。几个因素都一起发挥作用，促使宋朝成为了第一个需要大规模引进粮食的王朝。一方是城市经济在宋朝的发展，让人口更为集中，粮食需要被提升了不少。其次，宋朝军事力量的羸弱，让朝廷需要定期招募更多流民服役，军粮和军费压力剧增。此外，还有缴纳岁币与发展经济作物所带来的隐性压力，让宋朝人都开始考虑如何提高农业产量。 宋朝的城市发展要求更多粮食供应
于是，在技术条件暂时无法支持耕地面积扩大的情况下，进口新品种粮食就成为了必然。首先被宋朝人注意的是来自越南南部国家占城的占城稻。当地培养出的新稻种，在适应性方面有着巨大优势。宋朝人在引进稻米的同时，也开始自行种植。很快便在耕地面积有限的福建开始推广，随后又在极短的时间里传播到了两浙和江淮。一些原本不适宜种植的干旱高地，首先用于播种占城稻。之后再在低洼湿地遭遇干旱时，得到面积更大的普及。到了军费和财政压力更大的南宋，失去北方大批耕地的宋朝人又从朝鲜的高丽王朝，进口了黄粒稻。这种稻谷粒饱满，是优良的稻作品种。除了进口后直接食用的部分，不少种子也被用于培植。
明朝的无奈
终结宋朝的元朝，表面上并没有农作物引进做过什么贡献。这倒并不是因为元朝时的城市经济不发达，恰恰相反是更为宽松自由的贸易环境和更少的官吏队伍，让粮食在大部分时候不会成为问题。随着明朝高压统治的建立，粮食问题也慢慢再次浮现。这不是说明朝皇帝对农业生产不重视，恰恰相反，他们在推动农业地产方面是不遗余力的。尤其是大量人口被限制在军籍后，所产粮食被直接用于军队，在理论上避免了耗费民脂民膏。但普通军户的逃亡和效率低下，让理想制度很快就出现裂痕。很多过去生活在的沿海贸易发达地区的人口，则因为海禁而失去了很大部分的生活来源，移居内陆屯田。但这些地方的土地并不适宜当时技术条件下的开垦，产量很低。再加上各地藩王宗室占据的庞大地产和地方官府的腐败，明朝在中期就开始遭遇了粮荒。
幸好在明朝东南沿海的周边，大大小小的产粮区并不在少数。从最近的越南和占城，再到远一点的暹罗和吕宋，最后是更远的爪哇、南印度和锡兰，都有足够的低价粮食可以进口。这些地方的外商通过参加朝贡和走私贸易这两种方式，将大量的粮食输入东南沿海地区。尤其是耕地面积偏少的两广和福建，在贸易受限、产量过低的窘境下，依靠进口粮食维持了自身稳定。到了隆庆开关时期，从月港出发的漳州和月港商船，也分头去暹罗和吕宋进口粮食。大约同时代的走私海商巨头林道乾，也大量从暹罗进口粮食，成为当地重要人物。相传都发展到与暹罗国王歃血为盟的地步。可见进口粮食对于东南地区及原产国的重要性。以至于明朝自身都给从月港输入的进口粮食以免税政策，鼓励中外商贩们的粮食输入。
或许你会问，明朝时的江南已经成为了天下粮仓，为何不就近支援南方各省果腹？这主要是因为当地的粮产和赋税，都要优先供应两京的皇族与官吏队伍。其次是南方的多山地形让陆地交通运输不便，成本高于从吕宋等地输入的粮食。朝廷更不可能在南方再多挖几条亏本运河。向北输出的那条，已经对曾经是量产区的淮河流域造成了巨大破坏。可以说是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明朝的粮食危机。
明朝后期，大航海时代的全球物产交流，为东亚大陆带来诸如土豆、玉米、番薯之类的新兴作物。但这些新品种的推广需要时间，口感也很难比肩以为传统农业社会精英所认可的大米与小麦。所以一直到清朝建立后，这些作物才发挥了当初意想不到的作用。
大航海时代建立的新国际贸易体系 开始大量输入农产品满清的必须
清朝建立开始，进口粮食就成为了帝国的必须。明末开始的一系列战乱风波，严重破坏了东南地区的正常生产活动。加上沿海在之后很长一段时间的不稳定，海禁政策与内陆人口的迁徙进入，都让当地的口粮供不应求。于是，大量进口粮食就成为了应急手段。在著名的康乾盛世时代，清朝通过取消人头税的政策，希望大力发展农业地产，收取更多赋税。这样的结果就是海量人口降生，但相应的生产技术却没有得到提高。随着人均田地面积的萎缩，每个人能获得的单位粮食也跟着下降。加之明朝时就存在的一系列不合理设计被继续保留，更让粮食危机爆发出来。哪怕是有土豆、番薯和玉米的大面积推广，也抵不上耕地增涨缓慢、税赋增涨迅速的可怕节奏。
清朝的人口爆炸让人均耕地面积与粮食占有率都跌到了谷底好在清朝时的进口粮食渠道，比明朝时更为方便。在海禁被取消的时期，不少英国和荷兰的商船会将印度和南洋的粮食输入进来。一些移民暹罗等地的华人后裔，也会继续以外商、贡使身份，来出售口粮。这些运量船不仅可以在广州卸载，也能去往舟山的市舶司交货。清廷不仅给予粮食免税政策，更一度对大宗输入粮食的商船，减免其他货物的税收。到了英国人纵横四海的年代，仅福建一地的粮食进口，就从最初的2300石涨到了42900石。最后更是增加到了120000石以上。可见康乾盛世的人口爆炸与繁荣，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国际贸易体系与皇家海军。哪怕是到了鸦片战争前夕，广州一地也需要通过英国输入210000石的粮食。至于只在沿海有零星贸易的美国，都输入了770000石粮食。
鸦片战争后，开明人士魏源著书《海国图志》，就按照具体情况制定了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贸易战策略。一方面希望停止进口印度鸦片，以防对国产鸦片产业的冲击。另一方面则希望要求英国人将鸦片田都改种粮食，并继续给予粮食进口的免税政策。当时的华商也还大量赶赴南洋进口粮食。魏源希望朝廷用战船为之护航，直接从海上运抵天津大沽口卸货。这样一来就可以避免输入北方的粮赋，被低效的漕运设卡盘剥，提高效率和京师的粮食供应。
当然要做到这样，就需要缓和同英国的关系，并会裁撤运河两岸的大量官吏。清廷对内对外，都难立刻实行。类似的措施到光绪年间才姗姗来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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