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毛主席提名李济深当副主席惹众议，周总理：听他的不用长征

1949年9月下旬，新中国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正在举行。

此次会议除了议定国旗，国歌等事项外，还有非常重要的一个事项，就是选举中央政府的主席和副主席。

很快，选举结果出来了，毛主席以高票当选中央政府主席，同志们都报以热烈的掌声。

可随着6名副主席人选的公布，气氛顿时变得尴尬起来了。

当选副主席的人选，分别是朱德，刘少奇，宋庆龄、张澜、李济深、高岗。

在他们6人之中，朱德、刘少奇，高岗是党内的同志，没什么争议。

宋庆龄先生的声望和对革命的贡献很大，也没什么争议；著名的民主人士张澜，一向与我党关系很好，也没有争议。

但对于李济深担任中央政府副主席，同志们便有不同的意见了。

虽然当时没有让人下不来台，但对此不服气的党内同志，大有人在。

细心的周总理很快发现了问题，而且意识到，在距离开国大典只有不到10天的背景下，这种不服气的情绪，很可能破坏新政府的团结，带来极为不利的负面影响。

为此，周总理解释道：“如果当时听了李济深的建议，也许我党就不用长征了。”

此话一出，反对派便心悦诚服了。

那么，李济深为何会惹人议论？李济深的建议真的有如此大的作用吗？

李济深，1885年11月生，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中国“民革”的主要创始人，领导人之一。他早年追随孙中山先生革命，作战英勇，指挥出色，很快成为国民党高级将领。

李济深在北伐革命期间，曾任粤军第一军军长，广东省政府主席等职务，在国民党党内，部下众多，影响力很大。

也因为亲自指挥过作战，手底下有自己的兵马和地盘，在战争年代被视为各路“军阀”之一。

这些经历，正是1949年第一届政协大会时，有人不服气他当中央副主席的原因之一。

此外，第一次政协大会选出来的6位副主席中，我党和民主人士各占一半，党内有些同志对此不满，认为民主人士的占比太高了。

而在张澜，宋庆龄，李济深三位中，李济深自然就成了矛头所指。

其次，也是最重要的一点，1927年，蒋介石发动“4·12反革命政变”，对我党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展开大屠杀，公然背叛革命，给我党造成了很大的伤亡。

与此同时，蒋介石在国民党内部，拉拢李济深，让他去广州组织政变“清党”。

李济深误入歧途，听信了蒋介石的鬼话，跑到广东发起了“4·15政变”。

根据后来的统计，在“4·15政变”中，至少有2000名我党先烈，被残忍杀害。

到1949年，无数先烈和解放军战士抛头颅洒热血，终于打败了蒋介石政权，迎来了组建新中国的胜利成果。

毛主席提名李济深担任中央政府的副主席，有人表示不服气。

那么，毛主席为何要在第一届政协会议上，提名李济深，担任中央政府副主席呢？

历史是有记忆的，李济深在“4·15政变”时，镇压我党革命先烈，这是谁也否认不了的事实。但与此同时，他对中国革命乃至新中国建立，是有自己的功劳和贡献的。

首先，在辛亥革命时期，为了推翻腐朽的清王朝统治，孙中山先生领导无数仁人志士，掀起了一次又一次的革命起义，在这过程之中，也受到来自清政府的残酷镇压。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当天晚上，还在上学的李济深，为了支援革命，和同寝室的同学一起，自发组织，破坏了保定附近的漕河铁桥，干扰了清政府派兵镇压起义军的军队，为起义军争取了时间。

那个时候的他，自然算得上是忧心国家命运，敢于牺牲的热心青年。

而在其后的北伐过程中，李济深投笔从戎，成为了北伐革命军主力部队广东军军长姚雨平的作战参谋，奉孙中山的命令开启北伐。

期间李济深展露出杰出的军事才华，帮助姚雨平整编部队，提高战斗力，乃至于亲自指挥作战。

在徐州大战中大败清军，立下了赫赫战功，极大地鼓舞了北伐军的士气，并最终迫使清政府倒台，结束了中国2000年的封建历史。

如果站在辛亥年间，去评价李济深的话，他毫无疑问是对国家和民族，做出过重要贡献的。

李济深对中国革命的功劳，还不止于此。

抗日战争中，李济深作为国民党元老，反感蒋介石提出的所谓“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主张“联共抗日”，为我党提供了很多便利。

到了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解放战争爆发，此时的李济深因为被蒋介石排斥，躲在香港。

1948年，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政权败亡之势日渐明显，连背后支持他的美国，都不看好他了，想要寻找代替蒋介石的人选。

李济深就这么走入了美国人的视线中。

此时，蒋介石已经被美国抛弃了，李宗仁也不太靠谱，因此美国人把目标选在了李济深的身上。

如果他按照美国人的意见，答应组建所谓的“第三政府”，那么很可能就给美国直接出兵给了借口，严重损害我国利益。

这个时候，李济深表现出了一个中国人强烈的爱国情怀。

他言辞拒绝了美国的提议，不同意他们所谓“划江而治”的方案。

从这一点来看，李济深对国家和民族，也是有功劳的。

除此之外，毛主席之所以提议李济深担任副主席，除了考虑他历史贡献之外，还是处于当时国内现实的考虑。

简单来说，到了1949年新中国准备成立的时候，蒋介石政权基本上已经败亡了，但还有一些地方，比如西藏，南方的一些省份，没有彻底解放。

更重要的是，多年战争打下来，国民党政府虽然被打没了，可那些被打残打散的国民党军队，依然散落在全国各地。

根据50年代的剿匪记录显示，国民党刚刚败亡的那几年，全国各地有各种山贼马匪，足足100多万。

这些人中，很大一部分，都是溃逃的国民党军队。

真要把他们全都消灭了，费时费力不说，最终伤亡的，还都是中国自己人。

这个时候，就需要有一个有足够威望的人来作旗帜。告诉那些国民党溃败的军队，新中国是一个包容的，全体中国人的国家，只要他们放下武器，就会被新中国接受，跟所有人一起迎接新生活。

而李济深，就是一个很适合的人选。

所以说，毛主席提名他作中央政府副主席，是综合各方面因素考虑的结果。

那么，在反“围剿”时，听了李济深的建议，我党真的就不用长征了吗？

因为蒋介石与国民党内部其它军阀的纷争，1929年以后，李济深被扣上李宗仁、白崇禧“同伙”的罪名，软禁起来了。

一直到9·18事变后，才重获自由。

此时日本已经开始侵华战争，而蒋介石却执着于围剿红军，置日本侵略者于不顾，坐视3000万东北同胞被日寇蹂躏。

国民党内部，也是一片反对。

李济深正是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的代表人物。

李济深在1933年，公开与蒋介石决裂，与蔡光鼐等人率领的19陆军，发动反蒋军事政变，在福建组建“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

在此期间，李济深曾派代表与红军接触，共同签订了《反日反蒋初步协定》。

此时红军正面临着蒋介石的重重“围剿”，境遇艰难，如果能跟李济深合作，则可以获得很大的发展空间。

但最终没有实现合作，由此红军不得已踏上了长征的征程。

毛主席一直认为，这是红军错失了一个“良机”。

周总理把这段历史说出来，一方面是告诉那些不服气李济深当选中央副主席的同志：

李济深此人在历史上是与我党有过很多次良性互动的。

另一方面，也是隐晦地表明：新中国要建立发展，就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毛主席提名李济深当选中央副主席，除了他对中国革命的历史贡献之外，还有现实层面的考虑。

这是为了尽快地稳定国内局势，团结国内各方力量，尽一切可能，把工作的重点尽快转移到重建经济，改善人民生活水平的道路上来。

老一辈的革命先烈，他们最希望的、最重视的，就是让人民过上好日子。

听完周总理这么说，自然明白了其中的道理。

用唯物主义哲学的话说，就是永远要抓住事物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只有做到这一点，才能实现国富民强的目的。

从此之后，没有人对毛主席提议李济深做中央副主席不服气了。

1949年3月23日，在西北坡举行的七届二中全会后，毛主席和周总理，乘车离开中国革命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西柏坡。

出发时，毛主席幽默而又形象地把去北京，说成是“进京赶考”。

的确，自古以来，打江山容易，守江山更难。到1949年9月底，第一届政协会议召开时，关于提名李济深中央副主席这个职位，在党内引起的不服气，就可以看作这场赶考的第一道大题。

他看似只是一个任命职位的问题，但背后所牵扯的，是包容问题。

周总理巧妙而精炼的，用李济深和红军长征之间的关联，说服了不同意见，保证了团结，可以说得上是满分回答了。

但最终的结果，是周总理说服了他们。这一方面是因为他老人家接触的智慧，但另一方面，也是老一辈革命先烈，一切为了人民，一切服务于人民的崇高精神所决定的。

正是因为有了这么一群不计个人荣辱得失，总是把人民和国家的利益，摆在最前面的先辈，才有了我们今天幸福的生活。

人民英雄永垂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