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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史迷案：也谈《傅青主女科》和陈士铎《辨证录》 ——与贾得道先生的商榷 山西中医学院(030024) 李树德 关键词：傅青主女科 辨证录 陈士铎 近抽工作之隙，认真地研读了贾得道先生1988年在《山西中医》第6期上发表的《<傅青主女科>和陈士铎<辨证录>》一文，并查阅了一些史料文献，感到有些观点和结论还需要商榷。傅青主到底有没有女科著作？《傅青主女科》是不是傅氏医著？ 贾得道先生对此是持否定观点的。他在文中一开头，即转引陆定圃《冷庐医话》中王孟英的观点和谢诵穆《中医伪书考》中提出的怀疑，并列证据3条：⑴“特别是他的诗文已集结成一部《霜红龛集》出版，在这部文集中，也有一些论医之作，但却没有一字一句提到关于《女科》的问题。”⑵“与傅青主同时的许多学者，在他们与傅青主诗文酬答或书信往还中，也没有一字一句提到《女科》的问题。”“还有，傅氏死后，给他作传的学者不下十余家，在这些传记中也没有一字一句提到《女科》。”据此而得出“所有这些，都可以作为傅氏生前根本没有著过《女科》的有力旁证”的结论。那么，《女科》究竟是谁的著作呢？他“首先从著作时间看”，“其次从二者内容加以比较”，即得出“王孟英、谢诵穆等认为'《傅青主女科’系由陈敬之《辨证录》中录出的说法是完全可以肯定的”结论。很显然，他不仅否定了傅氏有《女科》著作的事实，而且同意《女科》是从陈士铎《辨证录》中录出的观点。他还对后世一些学者关于陈士铎《辨证录》实为傅氏医著的考证进行批驳。他提出“说三本书都是陈士铎整理傅氏的原作而成书的，但依据呢？一点也没有！理由呢？两条中只谈了一点，即'因反清斗争之需’！这三部书的内容，究竟和反清斗争有什么关系？有什么'之需’？……这样平平淡淡，并不很高明，假托岐伯、仲景等圣贤亲自传授的三部医学著作，除具有特异感觉的'专家’以外，恐怕谁也嗅不出一点反清斗争的味道！有什么必要'隐作者姓’，假托别人的名义刊行呢？”他认为说陈氏医著系傅氏医作的观点是“没有客观的史料为依据的”，是“心造的，想当然的臆测”，是“随心所欲，为所欲为”，“颠倒黑白”。 为了澄清事实，以正视听，现据所掌握的史料，先讨论以下两个问题。 1 关于傅青主有没有《女科》医著的问题 傅青主懂医，这大概谁都不会怀疑。有没有医著？在傅氏生前，确实也没有正式刊印行世本。这是事实。以傅氏名字公开命名行世的，最早还是其死后110余年的《傅青主男女科》。有清道光可亥７年(1827年)张凤翔刻本、有道光11年祁尔诚重校刻本、有同治2年陆懋修重订刻本。显然，这是后人整理的。这就有几个问题需要弄清楚，这后人整理公开用傅氏之名命名的《女科》，能说就是傅氏医著吗？就不会是后人出于什么目的，借傅氏之名而命名的伪书吗？陆定圃、谢诵穆不就是有此怀疑的代表吗？贾得道先生亦持此观点。怀疑尽可怀疑，但总不能视客观事实于不顾。 史料之一：傅氏同期朋友顾炎武，于康熙癸丑12年(1655年)为傅青主定稿的医著《大小诸证方论》作序称：“……予友傅青主先生，学问渊博，精实纯萃，而又隐于医。手著女科一卷，小儿科一卷，男妇杂症一卷，……诚卫生之善道，救死之良方也。……其意之切于救人者，岂有异欤？是为序”。《大小诸证方论》抄本，现珍藏于山西省图书馆，经专家鉴定，抄本用纸，确系康熙时期的制品。这一史料的发现，不仅证明了傅青主有女科医著，而且在康熙12年前即已定稿。 史料之二：傅氏同期友人曹秋岳，于康熙13年甲寅《送傅青主谒孔林》诗中说：“……山川留著述，龙蠖悟行藏；……拟获相知素，粗传避俗方。……”(见《仙儒外记》),进一步证明《大小诸证方论》传出时间是在康熙12～13年。 史料之三：据山西省博物馆保存的一部署名“松侨老人傅山稿”的“医学手稿”证实，虽仅是傅氏女科的一部分，经专家考校，其“内容与傅青主女科的调经部分相同”。其手稿用纸，又确系清初竹纸。更为重要的是，手稿中加味四物汤内有“玄胡”(《女科》、《辨证录》均改作“元胡”),说明手稿是写于顺治年间，因为那时还不避“玄烨”(康熙名)之讳。从内容和时间看，证明傅氏不仅有《女科》医著，而且在清初顺治年间就有了。 这些史料，都可作傅青主不仅有《女科》医著，而且在顺灯年间就己基本定稿的主证。另从下列旁证也可进一步佐证之。 旁证之一：山西平遥县道虎壁王培章九世祖王世能(卒于1637年),即康熙初年),为“大明良医”(见其墓碑),从其历代口授的妇科特点看，与傅青主女科一脉相承。家中世代供奉傅青主塑像，拜为师祖。可以说王氏祖所传之妇科，实得之同期傅青主之真传(其交往另述).不又从另一角度，佐证傅青主不仅有《女科》医著，且在顺治初年间就流传了。 旁证之二：道光丁亥7年5月张凤翔首刻《傅青主女科》称：“……向闻先生有手著《女科》，并《产后》(另当别论)书二册，……近得抄本于友人处，……故乐为序而行之，……。”此虽为傅青主逝世百年后后人整理，但祖本于傅氏女科抄本，恐不会假。 旁证之三：道光11年新正上元同里后学祁尔诚重校刻《傅青主女科》序称：“……然则今之《女科》一书，何为而刻乎？此书为傅青主徵君手著，……此书晋省抄本甚伙，然多秘而不传，……兹不揣冒昧，详校而重刊之。……” 上列旁证说明，其刻本不仅祖于傅氏女科的秘传抄本，而且也使人相信，这时公开傅青主真实姓名的可能性和可靠性。傅 氏强烈反清的政治身份和生活的时代背景，尤其是文字狱猖獗的康、乾时期，虽是没有一卷、一段、一节、一句政治内容的医著，就是傅青主三个字，又有谁敢公开具其姓名刊行其著呢？傅氏死后百余年，太平天国起义军占领南京，清朝统治大大削弱，在这种情况下，公开傅氏的《女科》医著和《霜红龛集》才是可能并令人相信的。 以上史料说明，傅青主不仅有《女科》医著，而且早在清初顺治年间就已定稿，这倒是可以肯定的。否则，就会掉入陈士铎“遇仙传书”、“伪托仙授”的谜魂阵中。当然更不可能是从后出的陈士铎《辨证录》中录出的了。 2 关于陈士铎《辨证录》是不是傅青主所授医著问题 陈士铎曾称他晚年于康熙年间，经吕道人介绍，在燕市(北京)玉河之南，拜岐天师、岐伯天师为师，传书甚多，有《石室秘录》、《辨证录》、《洞天奥旨》等医学著作。陈受岐天师之重托，慨然已出版为己任，“伏思圣师传我异术，秘而失宣，难逃罪谴，失救济心怀”(陈士铎《洞天奥旨·凡例》)。在康熙年间即将之先后出版问世，终于实践了自己的诺言。但作者公开署名都是陈士铎的“敬述”或“敬习”之作。 长期以来，一般认为上述诸书是陈士铎的医著，遇仙传书乃是伪托。由于是“托名仙授”，有的人就认为“拙 于作伪”，“殊为荒诞”。 解铃还得系铃人，不妨看一看陈士铎在这些著作中是如何透露机关的。在《辨证录·凡例》中说：“是编皆岐伯天师、仲景张使君所口授，铎敬述广推以传世，实遵师诲，非敢自矜出奇”。在《辨证录·序》中说：“铎尼山之弟子也，敢轻言著作乎？闻二先生教，亦述之而已，……而必谓是书非述也，得毋欺世以炫奇乎”？所谓“敬述”和“述”，述者，“述而不作也”，即是说非为陈士铎自己医作也！在《石室秘录》署名上，陈士铎署为“山阴陈士铎远公甫敬习”习者，乃“传不习乎”？即非陈氏著作也，因系“医圣”、“圣师”所传，所以要“敬习”之。在别人为序中也可看出，如《石室秘录·岐天师序》中说：“余出秘录示之，乃手抄行笈，……遂将《石室秘录》令其抄录一通，存之笥中。”吕道人为序说：“陈子不乐自秘，欲公之万世，不欲仅活一世之人已也。”金以谋为序说：“余与陈子远公，同里而神交，偶得是编读之，叹为神奇，……世之览者，不以为陈子所授之书，而以为华君未焚之书也。” 陈士铎的自白，已不止一处表明不是自己的著作，授书之人，在陈氏当时，绝也不会是真的与黄帝论医的岐伯天师，真的汉时张仲景和华佗，很显然是伪托。那末，这些人到底是谁呢？还得问陈士铎。 陈氏在《石室秘录》中附《脉诀序》中称：“铎遇云中逸老于燕市”的云中逸老者，乃山西之逸老也。云中，汉郡名，大同古称“云中郡”。傅青主世居大同，其六世祖始迁忻州，北有云中山，因而云中逸老，实即山西傅青主也。康熙年间，山西逸老而有医学著作者，除傅青主莫属。既如此，介绍人吕道人，也绝不会是道主吕祖、吕纯阳(见何高民《陈士铎遇仙传书考》)。 也可能认为这也还不足为据，不妨再看陈士铎在《辨证录·凡例 》中是进一步怎样说的，他说：“所传诸方，分量有太多过重之处。虽因病立方，各合机宜，然而气禀有厚薄之分，生产有南北之异，宜临证加减，不可拘定方中，疑畏而不敢用也”。 这不提示《辨证录》的作者，是“生产有南北之异”的北方名医吗？康熙年间北方名医用药量重的除傅青主莫属。配方主攻方向突出，用药奇特，君药多用一、二两或三、四两，佐使药却只用一钱或三、五分。这是傅青主医著中配方的独特特点。这种主攻方向突出，君臣用药量重的特点，不但在《辨证录》中各门疾病的处方是如此，而且在其他几部医著治法中处方用药也是如此，和傅青主《大小诸证方论》、《傅青主女科》等医著处方精神是一致的。说明《辨证录》也是傅青主医学著作不是没有根据的。 陈士铎虽是寒士，却有出版条件。因为他既有“同里而神交”家境富裕的金以谋，又有“高足弟子”广西道监察御史陶式玉，所以敢慨然以出版为已任。由于傅青主生前在政治上是危险人物，他的医著又都是“秘传”、“秘藏”、或“秘而不传”，因此，为了保证傅青主所传医著在康熙年间尽早出版问世，最好最妥当的办法，就是“隐傅青主姓名”，以“伪托仙授”的烟幕手法而行之。如果不能明白陈士铎的用心良苦，反而怪其“作伪”、“荒诞”，不是仍要冤枉死人了吗？ 总之，笔者根据史料、文献分析，《傅青主女科》是傅氏的医学著作，《辨证录》也应是傅氏的医学著作，只是不同时期，不同背景下，后人以傅氏医著为祖本，以不同的方式，整理出版的傅青主的医学著作。具名有具名的道理，隐姓埋名有隐姓埋名的原因。现在是可以为之正名，也可以正名的时候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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