淡墨写出无声诗：随陆蓓容一起，揭开古画中的诗意面纱

星河岁月 2022-0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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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近年有一项编日历的工作。其事不难，只需顺应四季时序，将唐诗宋词与历代绘画匹配起来，酌加注释，再略作点评。这工作颇令我喜悦，因为能够不断回头补课，翻阅各种画册，温故知新。

起初着手时，就想着应该下点儿功夫，让诗词与绘画严丝合缝，成为一部新的《唐诗画谱》。那是晚明的版画书籍，先由画家遵照唐诗名作起个画稿，再经刊刻上版，统汇成书。于是我想，应该多多利用古人自己创作的诗意图。祖师爷教导我们，人只能看见自己想看见的东西。若无寻觅它的意识，竟不知道传世的诗意图如此之多，更不会把它们放在一起看，琢磨着是不是应该想想这背后的事，顺便做点儿研究。

《书画船边》

开卷有益，虽然五年之后，结论是这研究大概做不成。首先就因为数量太多。宋元作品今已罕见，但明清艺术家实在喜欢画唐诗。绘画形制不同，诗意的表现就不同。无法讨论是谁创了稿，也不知道后来者究竟是在画粉本，还是真正在画诗。

《琵琶行》的诗意图极是流行，可以为例。明代三件，郭诩（1456—1532）画一立轴，人物只在低处。女子怀抱琵琶，自陈身世，而白居易端坐聆听。自天头往下三分之二的空间，全部为书法占去，是画家信笔抄下了原诗。

[明]郭诩《琵琶行图轴》

仇英（约1494—1552）《人物故事图册》中有一开，裱边题《浔阳琵琶》。虽是后人所书，应该无误，因为画面上一大一小两船相并，岸旁有主人下马，船上正添酒回灯。人物皆唐时装束，女子背对观众，手拨檀槽。全幅工细而富丽，确是仇氏本色。

[明]仇英《人物故事图册·浔阳琵琶》

宋旭（约1525—1606）所作是个扇面，一样是右下方行人系马，两只船儿却已荡在江中。船身圆圆胖胖，小人儿也圆圆胖胖。她抱着极微小的琵琶拨弦转轴，正对着船尾的风灯。近处枫叶红，荻花黄，远处天色含灰，夜山凝紫，实在可爱极了。

[明]宋旭《白居易诗意图扇》

郭诩这精彩的人物画，后来只见到明人一本，意匠全同；但水中两船相并，岸边行人系马的构图，传本较多。清初吴历（1632—1718）的名作《白傅湓江》，也是如此。不过画是水墨长卷，两艘船只在左端。右侧大段空间，是节写“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以至“住近湓江地低湿，黄芦苦竹绕宅生”种种景致，虽然本幅只题绝句以赠人，并未点明原作意蕴。

轴、册、扇、卷，传统绘画的主要样式至此俱全。诸家意匠虽有些不同，可三位都在“移船相近邀相见”上大费笔墨，好教人一阵踌躇。《琵琶行》这样著名，画家们必定都读过。而他们挥毫之际，真的还需要从头想起吗？又或者司马青衫已是通俗故事，画稿早就传遍人间？仇、宋、吴诸位都是响当当的大人物，即使粉本存在，也不会亦步亦趋。但流行的粉本意味着某种图式。未必人人都“像它”，可它会规训大家的心和手。最后任谁下笔，都在描摹同一个名场面。

画诗，照着粉本画图式，或者连粉本都没有，只追随一个模模糊糊的“传统”，都不是一回事。总想讲清这段艺术与文学的孽缘，到底笨嘴拙舌，不知从何说起。杜甫有一首名作，题为《佳人》，写一位经历战乱的女性，与侍婢一同避居深山。这位姑娘是否真正在人间生活过，历来评论家争议未休，但诗句真实动人。她苦苦承担命运，柔韧而几近刚毅；虽不知容貌如何，舞台落幕时有一个剪影——“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

北京故宫藏有一件宋人图页，便题为《天寒翠袖》，作者不详，题名也是后加。画中女子作唐人装束，绿衣红裙，双手下拢，眉眼低垂，无悲无喜。她站在小小的坡陀上，身后有修竹数枝，姿态各异。数年以前，黄小峰老师曾经指出，费城美术馆的一件南宋仕女团扇上，同有绿衣女子小立竹下。旧题《修竹仕女图》不够合适，也应改题为《天寒翠袖》才是。

[宋]佚名《天寒翠袖图页》

早期作品传本有限，尚可挨个儿分析。问题是，当修竹与仕女的组合日渐固定下来，直到画家只是在沿袭业内传统，观众只是在看漂亮姑娘的时候，明清两朝那么多的《修竹仕女图》，也都可以这样改题吗？如果使个笨办法，只要画里果真有一双“翠袖”，便承认为杜甫诗意图的话，水墨画便只能一概不管吗？

倘若煞有介事一点，就该大包大揽，故作深刻地问：诗意图的起点，自然是诗，可它的终点在哪儿呢？

贰

很少听到文科学者承认研究失败。从我做起，便要坦承“诗意图的图式研究”美梦破灭，因为回答不了那些问题。后来念头一转，从《佳人》出发，想到大家都偏爱杜甫。饮中八仙，竹深荷净，涧水柴门，统统是画册中的常规节目，更不必说各种五律七律小册页，成了画家们隔代打架的竞技场。

那时想，也许可以借此看看人们究竟有多喜欢他。不久便得到一个机会，在北京故宫访问数月，可以查阅藏品数据库。时当深冬，屋里温暖舒适，而完全未曾公布的藏品们如同冰砖，一块块砸向脑门。前哲的名言铿然响起：“你的问题在于读书不多而想得太多。”

[清]王时敏《杜甫诗意图》

确实，出版过的名作太少，没见过的普通作品却太多了。小画家们能读到怎样的诗集，挑哪些句子入画，根本无法统计。杜甫特别受欢迎吗？似乎不是。因为有些画儿是礼品，要投受赠人所好；另外一些却是商品，要让大家都看得懂，都喜欢。有时候，选诗不是为了表达心志，而是在看人下菜碟。

各地博物馆也添了一把火，教我知道：本幅题诗的作品尚且难以统计，本幅不曾点明的小画儿，同样可能画中有诗。康熙年间有一批二三流的名家，都擅长创作设色册页。倘若对开没有题诗，或本幅未曾写明上款，很难知道它们究竟有怎样的意图。

有一位画家名叫叶欣，总是细笔淡彩，画萧疏小景，甜美可爱。但他不喜欢题字，总留下简单空阔的画面让人猜。曾见到一套小册页，就中一幅近处画着垂杨系马，中景是两个红衣小人儿在桥上攀谈。其中一位只手按剑，另一只手遥遥伸出，引人看见曲水边，白墙外，有座高楼。那时当然想起了《唐诗画谱》：其中一页由盛可继题李白名篇《少年行》，画里同样有垂杨系马，不过是两匹；也有两位主角，不过已经在高楼里对饮，随侍着一个童儿。

“相逢意气为君饮，系马高楼垂柳边。”叶欣也是在画这句诗吗？我想答案几乎就是如此，但无法作出证明。又有一位王云，也留下富丽精工的册页。最后一幅冬景，画冰天雪地之中，渔翁撑船直到客人窗下，手里提着鱼正要交接。“就船买得鱼偏美”，这必定是在画杜荀鹤《冬末同友人泛潇湘》中的句子。可册中其他几幅就不能保证了。高楼下红桃绿柳，一只船儿离岸远航，是“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吗？秋山红树，天色黄昏，两个小人儿不在楼中，却到高岗上去目送征帆，是“劳歌一曲解行舟，红树青山水急流”吗？我都很想知道。虽然也大概能够想象，真正的答案一定又介于“画诗”、“画粉本”和“画传统”之间。

《唐诗画谱》里的《少年行》，就是“系马高楼垂柳边”

叁

“文人画”这个说法，谈论明清绘画史时有点儿不合用。一位受过良好教育的布衣平民，可能与举人进士们读过同样的书，共享某些知识背景。一些以笔墨为生计的画家，在公卿门下游走久了，也不可能用全无“文人气”的作品打动东家。艺术家当然有追求，不过同时也要生活。有时候，他们懂得根据情境需要来规划每一件作品的面貌。

因此，诗与画的结合有许多种可能。画面也许忠实于整句，同时也忠实于全篇；画家也许只摘出一联来尽情刻画，但那一联只写风景，与整体诗意不甚相关；也许虽然画诗，却全然是旧瓶装新酒；也许本来并不刻意要画诗，只是恰好在山光水色里与诗相逢。

董其昌似乎特别擅长捕捉这样的瞬间。他有一套设色的《仿古山水册》，其中一开近处苍松杂树掩映小桥，远山中部为白云遮掩，高处被返照映得一片斑斓。这幅作品十分有趣，明明画了无锡一带的黄昏风景，却是在强烈地要求观众撇开风景，正视画。而它的题语也很残酷：“石壁过云开锦绣，疏松隔水奏笙簧”，明明是杜甫七律中的两句，却因为挥毫在先，题跋在后，不能当作普通的诗意图——作者说，这是“辛酉九月惠山道中写所见，因补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