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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有读者问小话：如何评价“东坡居士”苏轼？ 开篇明义：苏轼，自号东坡居士，这是他的诸多名号中最为人们熟知的一个，也是流传最广的一个。 苏轼是宋代杰出的文学家，也是整个中国文学史上具有深远影响的文学家，他因为在文学方面取得的杰出成就而位列“唐宋八大家”之一。 苏轼多才多艺，才华横溢，同时，他也是园艺师、美食家、品酒师、酿酒师。苏轼的诗歌、词作、散文、书法、绘画引领时代潮流，他取得了他那个时代文学艺术的最高成就。可以说，苏轼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文学艺术大师。  宋仁宗景祐三年（1036年），苏轼出生于四川省眉山市，宋仁宗嘉祐二年，时年苏轼21岁考中进士，从此进入仕途。 在苏轼四十五年的仕宦生涯中，有二十四年却是在贬谪的岁月中度过的。 虽然苏轼仕途坎坷，但是在贬谪期间，他的忠君报国的思想，以及为国家尽一份绵薄之力的想法，甚至建功立业的志向从未间断，这也正是苏轼对家国忠诚的表现。  在中国古代文学家中，能够持久地跟他生活的时代建立起亲切动人的关系的文学家并不多见，能够持久地跟后世人们建立起“异代相逢成知己”的亲切动人的关系的文学家更是凤毛麟角。 李白的天马行空、浪漫洒脱，固然使人倾倒，但不免因为高远而让常人难以企及；杜甫忠爱诚笃，感时伤世，人们不能无动于衷，但学起来又太苦太累。 而苏轼则是将现世性与超越性水乳交融地灌注在一起的一位智者，他总是拥有一代又一代的众多读者，永远令人怀想，永远给人启迪。  所以，对于这一位文学艺术大师，该如何进行准确的评价呢？或者说，评价的切入点在哪里呢？ 这里有一个很好的参照，那就是苏轼的仕宦生涯，从苏轼进入仕途到去世，在他四十余载的仕宦生涯中，有三十多年却是在贬谪的岁月中度过的。 既然贬谪的经历生活占据了苏轼大部分的人生履历，那么，要评价苏轼，还是从他的贬谪之路说起吧。  宋神宗熙宁二年，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并提出了一系列旨在富国强兵的革新主张，熙宁变法由此拉开帷幕。 由于苏轼的思想和变法主流不相一致，苏轼认为变法要平缓地进行，不应急于求成，他的这一态度引起了支持变法者的不满，于是在熙宁四年，苏轼自求外任，以通判身份来到杭州，这一年苏轼36岁。 熙宁七年，苏轼转知密州。熙宁十年，苏轼出任徐州知州，当时黄河决口，苏轼亲自率领军民抗洪抢险，最终成功治理了黄河决口，守护了一方平安。  两年后苏轼又到湖州担任知州，此时的变法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苏轼一到湖州，他就给宋神宗写了一封《湖州谢上表》，但因文中有“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还有“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的话语，这给了某些人可乘之机。 其中御史李定、舒亶、何正臣等人利用这些文字对苏轼进行人身攻击，他们还说苏轼的这些文字是对新法的不满。 于是一场以弹劾苏轼为主的论战愈演愈烈，“乌台诗案”由此形成，此时的苏轼在湖州上任才刚满三个月，就被御史台逮捕，这就是北宋有名的“乌台诗案”。 “乌台诗案”成为苏轼人生与仕途的一个转折点，经过多方营救，苏轼才幸免于难。苏轼出狱后，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这是苏轼仕途上的第一次贬谪。从此苏轼过上了颠沛流离的贬谪生活，他的心灵经受了极大的磨难。  宋哲宗绍圣四年，支持变法的新党再次主导政坛，苏轼在新党的打击报复下，横遭贬谪。次年四月，苏轼从定州知州任上贬谪到英州。中途又加贬为宁元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这是苏轼在仕途上的第二次贬谪。 宋哲宗绍圣四年，苏轼又被贬为琼州别驾，昌化安置，其实就相当于流放，时年苏轼已经62岁，这是苏轼在仕途上的第三次贬谪。 1100年，苏轼仍以琼州别驾的身份移知廉州。宋徽宗即位后，大赦天下，苏轼在北归途中，于1101年7月28日在常州病逝，享年66岁。 时光匆匆，步履不停。在北归途中，苏轼经过真州，他带着欣慰的心情游览了真州名胜金山寺，金山寺的墙壁上绘了一幅苏轼的画像，这是多年前由著名画家李公麟绘制的。  苏轼在金山寺见到自己的画像，突然有种恍如隔世的感觉。他在金山寺自己的画像下追忆了自己一生的经历，一时间感慨万千，于是写下了一首《自题金山画像》：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在这首诗中苏轼将贬谪生涯视为“功业”，其中有一丝自嘲的味道。其实也写出了贬谪生涯在他一生中的位置，而黄州、惠州、儋州这三个地方无疑成为苏轼人生与仕途上最重要的三个地方，这三个地方给苏轼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苏轼初遭贬谪时，心情是很低落的，这既是人之常情，也是士大夫阶层的普遍心理。苏轼虽然有孤寂与落寞之情，却没有任何的幽怨。 相反，苏轼却有一种审美的诗意境界，这是苏轼豁达乐观心态的体现，此时豁达乐观的心态已经升华为苏轼的一种审美的人生境界。 比如，苏轼初到黄州时写下的诗篇： 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 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 逐客不妨员外置，诗人例作水曹郎。 只惭无补丝毫事，尚费官家压酒囊。  失去的是仕途一时的荣宠，得到的却是生活的真谛。从诗中不难看出，苏轼已经对自己因为好论是非，因言贬谪的事情坦然面对了，他喜欢上了黄州鲜美的鱼和岸边鲜嫩的竹笋。 其实，苏轼初来黄州时，他的生活一度陷入困境，他在黄州的好友马正卿及时伸出了援助之手，从郡里为苏轼申请了一块旧地，这块地在黄州城东。 于是苏轼便带领一家人开垦荒地，在地里种上了庄稼，苏轼亲自躬耕其间，这样一来，苏轼一家人的饮食暂时得到了保障。因为这块地位于城东，而且是一块坡地，所以苏轼便以这块地的方位和特点为名，自号“东坡”。  解决了饮食住宿问题后，苏轼带着释然的心态遍游黄州山水。 在游览黄州赤鼻矶时，他写下了《前赤壁赋》、《后赤壁赋》。他在黄州与朋友同游兰溪，还写下了有名的《游兰溪》：“山下兰芽短浸溪，松间沙路净无泥，萧萧暮雨子规啼，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 这不仅体现苏轼寄情山水的乐观心态，也体现了苏轼豁达乐观、笑对人生的积极态度。 在黄州时期，他渐渐地从贬谪的阴影中走了出来，他内心的失落和痛苦实现了超越。在此期间，他还从传统哲学思想中汲取了精神力量，苏轼在贬谪期间用庄子的哲学思想和佛家思想来修身养性，他一生深受儒、释、道文化的熏陶，汲取并融合了三家的思想精华。 这样不仅可以让他在饱经沧桑的岁月中静心修养，以便实现对现实的超越，同时还能提升精神境界，达到养生的目的。  在惠州，苏轼说“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在海南儋州，苏轼说“我本海南民，寄生西蜀州。忽然跨海去，比如事远游。” 此时的苏轼，经历了时光的沉淀和岁月的洗礼，他变得更加豁达乐观，他积极向上的人生状态逐渐地反映了出来，这与其思想不断提升有着密切的关系，他追求一种不为世俗所累的境界，向往一种既入世又洒脱的生活。 如苏轼到儋州之后，生活条件是相当清苦的，他以为自己在有生之年无法再回到家乡：“并鬼门而东骛，浮瘴海以南迁。生还无期，死有余责。” 苏轼到海南后，情况比想象的还要艰苦，连书籍都看不到，苏轼一开始无法适应海南的气候：“此间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 随着时间的推移，苏轼还是慢慢地适应了这里的条件，他在海南自给自足，亲自从事生产劳作，他从别人处租了一小块地，自己种植蔬菜。 如果说来海南之前，苏轼内心还有一些担忧的，此时这种担忧早已一扫而空。 这不光因为苏轼已经习惯了这里的生活，他已不在意清苦的物质生活条件，而能很平静地接受它们，更是因为他豁达乐观、积极向上的思想性格和随遇而安的心态起了重要作用，这是苏轼思想境界提升的体现。 同样，苏轼在初贬到黄州时，内心还是有一定的起伏的：激愤不平的情绪在他的文学作品中也有体现，但是这种心态随着苏轼极强的自我调节而逐渐消失，思想也逐渐实现了自我超越。 在惠州与儋州期间，苏轼的思想比起在黄州来更加成熟与稳定，更加从容淡定，苏轼能坦然地面对生活与工作，豁达乐观，积极向上的心态成为了他克服困难、面对生活的强劲动力。 在长期的贬谪生活中，苏轼学会了从更高一层的角度看问题，这极大地缓解了自身所承担的种种压力，他的胸怀也更加宽广了，视野也更加开阔了：他不再计较于荣辱得失、境遇的好坏，此时的苏轼已经具有了超然的情怀。 苏轼曾说“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在苏轼心里，人人都是平等的，没有什么高低尊卑贵贱之分，玉皇大帝也好，卑田院乞儿也好，在他心里都是一样的，他都可以陪他们聊陪他们玩，这其实是苏轼仁厚宽容的博大胸怀的体现。 苏轼在仕途贬谪的岁月里，他并没有因为仕途沉浮而意志消沉，相反，在贬谪的岁月里，他始终保持着乐观豁达的心态。 在任职的每一个地方，他都积极地投入到工作中去，为当地的经济、文化、教育事业都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也正是在贬谪的岁月里，苏轼因为保持着乐观豁达的心态，他的文学创作呈现出井喷式的状态，从而攀上了文学的另一个高峰。 苏轼随遇而安、豁达、积极、向上、乐观的心态，让他从贬谪的低谷甚至阴影中走了出来。 他在每一个地方都能很好地和当地的同事和百姓融合在一起，找到归属感，找到精神的家园，从而获得精神层面上的畅适自足。 不同的地方，不同的风土人情，开阔了苏轼的眼界，让他饱经沧桑、历尽忧患，也升华了苏轼的人生境界。对人生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和感悟。 黄州、惠州、儋州，是苏轼人生与仕途中低潮期，却成就了他思想、心态的最高境界，他在这里也谱写人生的华章与文学艺术的巅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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