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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自“挂缰钩”说提出以来，大多数学者都接受了弓形器用于绊挂缰绳，以解放御者双手的观点。“挂缰钩”说成立的前提是弓形器专属于御者，因为只有御人才掌握缰绳。但车马坑及墓葬的实例，说明了一车多器现象的客观存在。多件一组的弓形器，显然分属于车上包括御者在内的所有成员，而并不专属于御者。推测弓形器是一种“安全钩”，系在腰间，用于钩挂绑缚在前阑或辕、衡上的“安全绳”，以克服马车突然起动、加速时产生的惯性，防护驾、乘者的安全，其很有可能是金文中的“ 弓形器是一种长条形器身，两端带弧形臂，多为青铜质地的小型实用器[1]，殷周时期广泛流行于中原及南西伯利亚地区[2]（图一）。这种具有暗示单地起源的奇特外观，且为两大青铜文化中心所共有的器物，对解决中原与南西伯利亚地区古代文化的关系等一系列重大历史问题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该背景下，若将弓形器作为关键史料之一种，必先解决其用途问题。对此，我们曾作简单的探讨[3]。现补充新的材料和证据，结合古代文献记载，再谈弓形器的用途以及定名问题。
图一 中原及南西伯利亚地区发现的弓形器 1.小屯M238出土；2、3.小屯M20出土；4、5.米努辛斯克盆地征集； 6.苏哈尼哈M15出土；7、8.库宁山M1出土 （1～3改自石璋如，1970；4、5改自ХлобыстинаМ. Д., 1970；6改自Leont'evN., Parzinger H., Nagler A., 1996；7、8改自KotozekovK. G., 2000） 一 弓形器的用途 关于弓形器的用途，各家说法不一[4]，但自1980年林沄、1984年А. В. 瓦廖诺夫（А.В.Варёнов）分别提出“挂缰钩”说以来[5]，中、俄的大多数学者都接受了弓形器用于绊挂缰绳，以解放御者双手的观点（图二）。该观点的合理之处在于，“挂缰钩”符合已经为考古发现所屡次证实的，弓形器可佩戴于腰间的车马器的属性。然而，正如我们已经指出，“挂缰钩”说所推定的弓形器的用途恐怕并不全面。其原因在于，弓形器很有可能并不为御者所专属。在考古上，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图二 “挂缰钩”的使用方式 （取自Комиссаров С.А., 1988） 其一，考古发现有一车多器的现象，即一辆马车配备两件弓形器。如殷墟2007水利局M13出土两件形制、大小、纹饰明显不同者[6]，大司空M175出土两件形制、大小、纹饰十分相似者[7]，这说明一辆马车可以配备形制、大小、纹饰不同的弓形器；形制、大小、纹饰相似的弓形器有可能属于一辆马车（图三）。
图三 大司空M175弓形器的出土位置 此外，1997年俄罗斯哈卡斯国立大学考古队发掘了位于切尔诺戈尔斯克附近的库宁山墓地（Подкунинские Горы）1号墓[8]。该墓为二人合葬墓，两位墓主在腰部位置各随葬一件青铜弓形器（图四），二者不仅形制、大小和纹饰完全相同，而且在表面均发现有氧化铁的残留（图一，7、8）。由于在同墓出土的其他器物上未发现氧化铁，发掘者排除了有机物分解等偶然因素造成此现象的可能性。这一特点说明，两件弓形器很有可能系同时制造。不仅如此，该墓的特别之处还在于，墓主甲颅骨右后方因受钝器击打而碎裂，研究者推测二墓主为在一次战斗中牺牲的战士（类似的情况亦见于苏哈尼哈M15，详下）。如是，这两件弓形器便极有可能是来自于同一辆马车，而二墓主分别为御人和乘车者。
图四 库宁山M1弓形器的出土位置 （改自KotozekovK. G., 2000） 其二，考古发现有弓形器分组的现象，即高等级墓葬中随葬的多件弓形器往往可以分出一组或多组，每组包括2件或3件形制、大小、纹饰相似者。如殷墟妇好墓[9]，花园庄54号墓[10]，灵石旌介M1、M2[11]等[12]（见附表）。岳占伟和孙玲注意到，墓葬中的弓形器多出在棺椁之间或棺上，而不在棺内，说明其“并不是墓主人生前直接使用之物，而是墓主人可以拥有马车的象征”[13]，换言之，随葬弓形器的数量反映了墓主拥有或在丧仪中可支配的马车的多寡，而不是弓形器自身的多寡。我们认为，以上墓葬中出土的2件或3件一组的弓形器，很有可能是用以表示一种两人乘或三人乘的马车。
车马坑及墓葬的实例暗示出弓形器分属于车上包括御者在内的所有成员，而不专属于御者，这与“挂缰钩”说不符。在“挂缰钩”说的基础之上，根据弓形器车马器的属性，置于驾、乘者腰间的使用方式，及其外观所反映的“钩”的特质，我们曾提出这样的假设：弓形器是一种“安全钩”，系在腰间，用于钩挂绑缚在前阑或辕、衡上的“安全绳”，以克服马车突然起动、加速时产生的惯性，防护驾、乘者的安全[14]——当然也不排除御者兼挂缰绳的可能性。 目前尚没有图像等直接的证据支持我们的假设，但南西伯利亚的墓葬材料有助于对该问题的深入讨论。1995年夏季，德国考古研究院欧亚考古研究所联合俄罗斯米努辛斯克地方志博物馆，在叶尼塞河中游的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水库右岸，对苏哈尼哈-4遗址（Суханиха IV）的卡拉苏克文化墓地进行了发掘[15]。墓地内的M15为3名成年男性一次合葬墓（图五），其中墓主丙腰部随葬一件弓形器（图一，6）。
图五 苏哈尼哈M15弓形器的出土位置 （改自Leont'evN., Parzinger H., Nagler A., 1996） М.Б. 梅德尼科娃（М.Б. Медникова）对保存较好的墓主甲、丙人骨进行了重点研究[16]。根据她的研究结果，甲人骨属于30～34岁的男性，其最为明显的病理现象是，膝、踝部位发生退行性关节病（Degenerative joint diseases）；保存较好的第1～3、7颈椎，全部胸椎及腰椎发生骨软骨病（Osteochondrosis）。丙人骨属于20～29岁的男性，其最为明显的病理现象是，肘、腕部位发生退行性关节病；第2～6颈椎，“保存下来的第1～6、10～12胸椎”，以及第5腰椎发生骨软骨病。另外，该具人骨第3腰椎右侧嵌入一枚骨箭头，未发现愈合及发炎状况。据此，梅德尼科娃推测M15的三位墓主为在一次战斗中牺牲的战士。 梅德尼科娃采纳了瓦廖诺夫的弓形器是“挂缰钩”的观点[17]，她根据丙人骨腰间出土的弓形器认为，该墓主生前为一名驾驶马车战斗的“车兵”，而不出弓形器的甲墓主属于“步兵”；丙人骨关节病变主要发生在上肢，甲人骨关节病变主要发生在下肢，是由各自的职业特点所导致。在我们看来，虽然梅德尼科娃注意到了甲墓主和丙墓主肢骨关节疾病与其可能从事职业之间的联系，但她忽视了对脊椎骨软骨病的讨论。 脊椎骨软骨病又称扁平椎，其最明显的表现是脊柱后凸畸形。医学上认为，该病的发病原因比较复杂，但长期受外力作用是一个主要的因素，因此易发生于椎体活动较大、各种不同方向应力相互作用的节段，常见于早期从事体育杂技、戏剧和舞蹈等腰部活动频繁的人群中[18]。根据梅德尼科娃的描述，甲人骨除了不可观察的第4～6颈椎外，全部椎骨均有骨软骨病。与甲人骨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丙人骨除不可观察的第7～9胸椎以外，第2～6颈椎，第1～6、10～12胸椎以及第5腰椎均有骨软骨病，而第1、7颈椎和第1～4腰椎无病理现象（图六）。值得注意的是，丙人骨无病理现象的1～4腰椎，恰好是弓形器佩挂的位置。我们认为，丙人骨1～4腰椎未发生骨软骨病，应与墓主长期佩戴弓形器有关：由于弓形器的牵引，绑缚弓形器的鞶带（详下）在腰后部位产生水平向前的压力，这有效地抑制了腰椎后凸畸形的发生。若是如此，苏哈尼哈M15的丙人骨及伴出弓形器很好地证明了我们的假设，即弓形器主要用于钩挂绑缚在前阑或辕、衡上的“安全绳”，而不是单纯用来钩挂并非总是受力的缰绳。
图六 苏哈尼哈M15丙人骨未发生病变的椎骨 二 弓形器的定名 在西周的赏赐铭文中常见车马器的内容，作为常见车马器的弓形器可能在赏赐铭文中有所体现。现根据上文得出的结论，检索金文材料，并结合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讨论弓形器的定名问题。 在赏赐铭文当中，有一种器物，隶作 賜女（汝）秬鬯一卣、祼圭瓚寳、朱芾、悤（葱）黄（衡）、玉環、玉㻌、金車、 賜女（汝）秬鬯一卣、金車、 賜女（汝）秬鬯一卣、金車、 賜朱芾、悤（葱）黄（衡）、鞞 賜女（汝）秬鬯一卣、赤芾、五黄（衡）、赤舄、牙僰、駒車、 賜秬鬯一卣、玄衮衣、赤舄、金車、 賜女（汝）秬鬯一卣、玄衮衣、赤舄、駒車、
图七 金文中的 1～8. 《集成》2841、4302、4318、4326、4467、9898、9723.2、4463 关于 首先从辞例看，
图八 弓形器在车马坑中所处的位置 1. 前掌大M40 2. 前掌大M132 除 賜 畫 “ 以上诸说虽有异，但所论与“
图九 后迁义M5出土弓形器、铆钉、“冂”形器的出土位置
图十 后迁义M5部分遗物 1.弓形器；2、5.“冂”形器；3、4.铆钉 其次从
图十一 秦始皇陵一号铜车之绥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腰带上钩挂“安全绳”、起安全保护作用的弓形器可以称为 结语 弓形器之车马器属性的确认，证实了青铜时代晚期马车在南西伯利亚地区的客观存在。这为研究马车在欧亚大陆上的传播，以及殷商文化与南西伯利亚青铜时代晚期文化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已知条件和可靠的讨论基础。 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二轮轻便式马车最早产生于欧亚草原西部地区的辛塔什塔文化（Синташтинская культура）[38]，之后随着彼特罗夫卡文化（Петровская культура）和安德罗诺沃文化人群的扩散而向南、向东传播[39]。最新的研究显示，殷墟二期左右，二轮轻便式马车由欧亚草原传入中原[40]，其背景是安德罗诺沃文化共同体的解体，以及哈萨克斯坦中部、南西伯利亚地区包括出有弓形器的卡拉苏克文化[41]在内的一系列“后安德罗诺沃时代”考古学文化的兴起[42]。若在该背景下理解，商周文化的弓形器与南西伯利亚的弓形器一样，显然都有可能是来自草原地带——虽然未发现实物，但考虑到草原上的马车鲜见青铜车马器（比如草原上常见的角质和骨质马镳在殷墟有着几乎完全相同的青铜仿制品[43]），可以合理地推测，草原地带的弓形器由有机材质制造而未得保存[44]。值得注意的是，小屯M238[45]出土的弓形器与南西伯利亚征集的一件弓形器在外形上十分相似（图一，1、4），比如中部器身呈弧形（这个特点常见于中原地区）、两臂头端低于器身（这个特点常见于南西伯利亚地区）等[46]，二者因其共有的特点而与各自地区其他的弓形器迥然有别，这很有可能代表了弓形器自草原地带传入两地的最初形态。如是，草原地带弓形器的形制即应如此。 但需要指出的是，除了弓形器以外，还有别具特色的兽首、蕈首和带有三个凸钮的环首刀、剑等，亦主要见于中国北方（包括中原）、蒙古和南西伯利亚，而不见于包括西部草原在内的欧亚大陆的其他地区。因此商周文化弓形器与南西伯利亚弓形器的关系，也存在其他的可能性。 附记：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项目（XQ2020003、2021KGYJ012）成果。谢礼晔博士帮助查找了相关资料，谨致谢忱！  注释 向上滑动阅读 [1]2012年宝鸡石鼓山西周墓葬出土了一组两件完整的青铜曲臂，中间器身无存，应为竹木等有机质，见石鼓山考古队：《陕西宝鸡石鼓山西周墓葬发掘简报》，《文物》2013年第2期；2013年岳占伟、孙玲先生披露一件发掘所获玉质者，但未指出具体信息，见岳占伟、孙玲：《也论商周时期弓形器的用途》，《三代考古（五）》，科学出版社，2013年。 [2]a郜向平：《略论商周青铜弓形器的形制演变》，《华夏考古》2007年第1期。 b Савинов Д. Г.,ПНН: новые материалы и наблюдения, ЮжнаяСибирь в древности,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1995. [3][4]a王鹏：《商周弓形器用途再议——对“挂缰钩”说的一点补充》，《中国北方及蒙古、贝加尔、西伯利亚地区古代文化》，科学出版社，2015年；b Ван Пэн, Еще раз обиспользовании инь-чжоуских изделий в форме лука, Вестник новосибирского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Серия: История, филология. 2015. Т. 14, вып. 4. [5]a 林沄：《关于青铜弓形器的若干问题》，《吉林大学社会科学论丛》（2），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编辑部，1980年。b Варёнов А. В., О функциональном предназначении моделейярма эпохи Инь и Чжоу. Новое в археологии Китая.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и проблемы. Новосибирск, 1984. [6]见岳占伟、孙玲：《也论商周弓形器的用途》，《三代考古》（五），科学出版社，2013年。 [7]马得志、周永珍、张云鹏：《一九五三年安阳大司空村发掘报告》，《考古学报》第9册，1955年。 [8]Kotozekov K. G., Ein bronzezeitlicher Grabkomplex aus dem GraberfeldPodkuninskie Gory. Eurasia Antiqua, Band 6, Berlin, 2000. [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妇好墓》，文物出版社，1980年。 [1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殷墟花园庄东地商代墓葬》，科学出版社，2007年。 [11]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灵石旌介商墓》，科学出版社，2006年。 [12]出有多件弓形器的墓葬还有殷墟王裕口村南地M94、鹿邑太清宫长子口墓。前者出土2件弓形器，其中一件为铃首，铃首铃首间长31.7、宽3.7厘米，器身中部一圆形凸起，两侧饰“ [13]岳占伟、孙玲：《也论商周弓形器的用途》，《三代考古》（五），科学出版社，2013年。 [14]王路清亦曾提出类似的看法，见王路清：《世界最早的安全带——论青铜弓形器的安全保护》，《黑龙江史志》2010年第13期。 [15]Leont'ev N., Parzinger H., Nagler A., Die russisch-deutschen Ausgrabungen beimBerg Suchanicha am mittleren Enisej. Vorbericht der Kampagne 1995. EurasiaAntiqua, Band 2, Berlin, 1996. ЛеонтьевН. В., НаглерА., РаскопкиподгоройСуханиха, 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иеоткрытия1995 года, Москва, 1996. [16]Mednikova M., Description of three human skeletons from the burial siteSukhanikha, Southern Siberia. On the social status of chariot-men among thepopulation of the Karasuk culture. EurasiaAntiqua, Band 3, Berlin, 1997. [17] Варёнов A. В., О функциональном предназначении «моделей ярма»эпохи Инь и Чжоу. Новое в археологииКитая.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и проблемы. Новосибирск, 1984. [18]a 吴福同、朱子平、贾荣祥：《体操运动员的脊柱椎体骨软骨病》，《体育研究》1980年第2期。 b 颉强、杨柳、张文智：《少年性椎体骨软骨病的病因及支具与手术矫形治疗对其病情的控制》，《中国临床康复》2005年第26期。 c 张宇、孙振辉等：《腰椎椎体后缘骨软骨病的临床特点与手术治疗》，《中国矫形外科杂志》2009年第5期。 [19]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宝鸡市考古工作队、眉县文化馆：《陕西眉县杨家村西周青铜器窖藏发掘简报》，《文物》2003年第6期。 [20]a 郭沫若：《郭沫若全集·考古编·第八卷·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63页。 b 赵平安：《西周金文中的 c 王立新、白于蓝：《释軧》，《于省吾教授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吉林大学出版社，1996年。 [21]郭沫若：《郭沫若全集·考古编·第八卷·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63页。 [22]李峰：《青铜器和金文书体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第104页。 [23]滕铭予：《也谈弓形器的形制及相关问题》，《考古》2011年第8期。 [24]值得指出的是，另有一种观点将“ [25]郭沫若：《长安县张家坡铜器群铭文汇释》，《考古学报》1962年第1期。 [26]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上），中华书局，2004年，第204页。 [27]马承源：《商周青铜器铭文选》（三），文物出版社，1988年，第206页。 [28]吴红松：《释金文中的“裼”字》，《古籍研究》2006年第2期。 [29]赵平安：《西周金文中的 [30]冯时：《西周木屐考》，《考古》2019年第6期。 [31]张文瑞、翟良富主编：《后迁义遗址考古发掘报告及冀东地区考古学文化研究》，文物出版社，2016年。 [32]Kotozekov K. G., Ein bronzezeitlicher Grabkomplex aus dem Graberfeld PodkuninskieGory. Eurasia Antiqua, Band 6, Berlin, 2000. [33]我们认为后迁义M5墓主腰部的弓形器、华丽的腰带及腰带所附之衣，很有可能就是“ [34]郭沫若：《郭沫若全集·考古编·第八卷·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63页。 [35]秦始皇陵兵马俑博物馆、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秦始皇陵铜车马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98年。另见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秦始皇帝陵出土一号青铜马车》，文物出版社，2012年。 [36]吴红松：《西周金文赏赐物品研究》，花木兰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18年，第53页。 [37]郜向平：《略论商周青铜弓形器的形制演变》，《华夏考古》2007年第1期。 [38] Генинг В. Ф., Зданович Г. Б., Генинг В. В., Синташта, 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ие памятники арийскихплемен Урало-Казахстанских степей. Часть 1. Челябинск, 1992. [39] Кузьмина Е. Е., ПредысторияВеликого шёлкового пути. Диалог культур Европа-Азия, Москва, 2010. [40]王鹏：《周原遗址青铜轮牙马车与东西方文化交流》，《考古》2019年第2期。 [41]南西伯利亚发现的弓形器多为征集品，笔者所知发掘出土者仅十数件，其中少数属于典型的卡拉苏克文化和卡拉苏克文化之后的塔加尔文化，多数属于卡拉苏克文化晚期的石峡类型（Каменноложскийэтап，或称为卢尕夫文化，лугавскаякультура）。 [42] Ван Пэн,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е культур бронзового и раннегожелезного века Южной Сибири, Синьцзяна и Северного Китая, Вестникновосибир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Серия: История, филология. 2018.Т. 17, вып. 4. [43]王鹏：《周原遗址青铜轮牙马车与东西方文化交流》，《考古》2019年第2期。 [44]比如石鼓山西周墓出土的弓形器，其中间部分即为有机材质，见石鼓山考古队：《陕西宝鸡石鼓山西周墓葬发掘简报》，《文物》2013年第2期。 [45]石璋如：《小屯第一本·遗址的发现与发掘丙编·殷墟墓葬之一·北组墓葬》，历史语言研究所，1970年。 [46]更多南西伯利亚发现的弓形器见Хлобыстина М. Д., К изучению минусинских культовыхдревностей, Советская археология, 1970, №3. （作者：王鹏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原文刊于《南方文物》2021年第5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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