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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前不久，他写下了一篇随笔，就叫《死》。这篇文章里最广为人知的一句话，后来成为他待人刻薄的罪证：在他生活的年代，有人失踪，有人遭暗杀，有人关进了牢房，他虽然也避难，也逃亡，但他步履从容，衣衫干净，最终死在自家的床上，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他的葬礼也是，虽非国葬，犹胜于国葬。覆盖他遗体的旗帜，写着三个大字——“民族魂”；虽然他叮嘱“赶快收敛，埋掉，拉倒”，“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情。”但人们把他的葬礼，办成了民国史上规模最大之一，万国公墓人头攒动，熙熙攘攘，各派人士借着他的死说着自己的话。当一个人的死，不再是一个人的死。我们谈论他，也许要从死亡说起。孔子说：“不知生，焉知死。”鲁迅的人生命题正好相反：“不知死，焉知生。”许多与他亲近、接近的人，或者死得早，或者死于非命。随便一罗列，就是一份长长的名单：鲁迅父亲不到40岁死于病，童年丧父的影响，不言而喻。早年挚友范爱农30多岁，死于溺水。鲁迅为之写下回忆性散文《范爱农》，并作悼亡诗。友陶元庆30岁出头死于急病。陶君死后，鲁迅自出三百大洋为之购置坟墓，情谊非同一般。友陈师曾41岁，死于急病。鲁迅一生有许多画家朋友，早年最要好的便是陈师曾，日后出版《北平笺谱》，特意提到陈师曾对于美术的贡献。五四战友李大钊38岁，死于绞刑。新文化运动时期的鲁迅，多次提到他的文章是“听将令”的，为的是“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李大钊被害后，鲁迅不顾危难，为昔日战友的葬仪捐款，并为其遗作《守常全集》撰写了题记。学生刘和珍20岁出头，死于镇压，鲁迅为此写下著名的《纪念刘和珍君》。忘年交韦素园30多岁，死于肺痨。鲁迅为其写下碑文，并撰写了《忆韦素园君》一文。友柔石30岁，死于死刑；友瞿秋白38岁，死于死刑。柔石与瞿秋白之死于鲁迅刺激之深，不必说了。听说柔石身中十弹，鲁迅只用了四个字：“原来如此”。而明明是在纪念，却说是“为了忘却”。留日同学兼同乡徐锡麟34岁、秋瑾32岁死于就义。他们对鲁迅的影响，我们可以借用张承志的说法：“抛开徐、秋二同乡的影子，很难谈论鲁迅文学的开端。套用日本式的说法，他们三人是同期的花；只不过，两人牺牲于革命，一人苟活为作家。我想他是在小说里悄悄地独祭，或隐藏或吐露一丝忏悔的心思。”留日同学兼老友杨杏佛50岁上下，死于暗杀。杨杏佛的死不见于鲁迅专文，或者如他所说，平辈死亡总不如晚辈的死那么令人哀痛，但他不避暗杀径赴悼唁的细节，反倒比杨杏佛的死更著名。还有左联五烈士中的殷夫、冯铿，与鲁迅也有交情，鲁迅在《为了忘却的纪念》一文里，细说了与这两个年轻人的忘年交……这些死者，于鲁迅而言，不是至亲，就是挚友、晚生，而其中死于暴力，被镇压，被枪毙，被谋杀的，竟占了大多数。这种遭遇，任何人哪怕只经历一次，都是刺激至深的创痛。正是这些生命的惨烈终结，彻底让鲁迅清醒：向死而生。今天，摊开现代文学，没人像鲁迅那样敢于直面黑暗，那样书写一团漆黑的死亡。在他虚构的小说中，许多主角死掉了。他的散文，则写到许多真的死者，真的死亡。什么是死亡？死亡就是消失、乌有，是死亡本身。它不讲是非，不问对错，不是阎罗王，不是上帝，不是命运，也不是哲学，死亡，就是死亡。在所有死亡中，最夸张的死法恐怕就是死刑。终其生，鲁迅反反复复纠缠于死刑之念——青年时代遭遇秋瑾与徐锡磷之死，是死刑的一课；目击死刑的围观，弃医从文，又是死刑的一课。当后来，朋友接连死于死刑——死刑，早就是他熟记于心的功课。后来虽有教科书来界定，并赋予这些死亡以这样或那样的意义。但我们想象一下，想象鲁迅在某一个下午忽然闻知又一位良友的死。他不是政客，不是革命家，他本质上就是一位学者，一个读书人，卖文为生。他手中没枪，他没有理由像专事死亡事业的人那样，随时准备接受同行的死。但为什么死神频频光顾鲁迅？依照教科书的解释，是他活在危险的年代。是的，那个时代之凶险，我们难以想象。只是危险与危险者，历来都是双向的。鲁迅本身就是个危险者，不然不会长期被通缉。即使鲁迅存活到解放后，也同样是一个危险者，这是伟人早就下定论了的。当历史走到今天，也有一位文化部长感慨：我们的作家当中有一个鲁迅那太好了，可是如果有好多鲁迅，我的天啊，那会引发地震的。也许鲁迅早在生年，就意识到自己于这个世界而言，是一个“异端”，所以他书写死亡，风格不同他人，格外毒辣，决不为死者说句软话，仿佛他就是死神：阿Q死到临头，他笑阿Q画不圆死刑签纸上的那个圆圈；《铸剑》里，写人头砍落，他惜墨如金，连文字都飞快得不及看清，而油锅里三颗脑袋的追逐厮杀，他却写得神采飞扬。我们若是细读鲁迅谈及的死亡，从秋瑾、邹容到徐锡磷，从刘和珍、柔石到瞿秋白——他每予“烈士”二字以痛切的怨责、热讽，以至无词。他痛惜人命无价，看破赴死不值；他从不书写就义的光荣，而竭力渲染漆黑的死亡。他这一生，分别历经清政府、北洋政府与国民政府。说实话，他实在不是这三路政权的天敌，作为晚清官费的海归派，他读书很刻苦；作为是民国初年的教育部官员，他工作很敬业，绩效考核年年拿优。但他不管旧朝新政、左右中间，他都有不同的说法和立场，对历届政权，他都冷眼旁观，保持自己的判断，从希冀、失望到绝望，从欢欣、参与到背弃。这个被死神追逐了一辈子的人，对死神比任何人的敏感，他拒绝死亡，尤其是无辜的死亡，年轻的死亡。他穷其一生，都在诅咒死亡，诅咒黑暗。教科书一再标榜先生的大无畏，可鲁迅分明没有像他同代的勇者那样，殊死抗争，而是一再表达自己的惊骇与恐惧：军阀时期，他就竭力呼吁不要请愿，不要去送死；广州清党时，他惊呼一辈子没见这么杀人，自称“吓得说不出话”；白色恐怖时，则每遇凶兆就逃亡。这是鲁迅怯懦么？当然不是。他有他的大慈悲：越过时局，绕过时政，去直接追问面无表情的死神——作者：甘草子，不小资，不文艺，不妖娆，不风情，恬淡自守，性如草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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