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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看到一张名为《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第17届西画系的学生与裸体模特合影》的图片，就很难让自己的眼睛离开：图片上，正面着衣的上海美专男女学生的面孔显得轻松，而夹在其中的赤裸女性模特则是面孔转向一侧的窘迫，这一正一侧的身体行为传递了不同的心理处境。特别是女性模特直面观众时亦露亦藏的身体行为，让勇气与羞涩交织的内心之苦衷、之困惑溢于画面。根据史料记载，这是上海师专男女学生和中国一位女性裸体模特迟瑶的合影。此照片拍摄于1933—1935年间的一次课堂上。 1912年11月12日，17岁的刘海粟与友人创办了中国第一个艺术院校——上海师范专科学校，并采用西洋方法进行美术教育，其中包括人体模特写生。1920年7月20日，上海美专学校聘请到的第一个中国女性裸体模特陈晓君，三天后便遭到了家人的暴力伤害。与此同时，学校的“裸体课程”也遭到政府的禁令封杀。在中国传统的父权、夫权社会中，贞洁牌坊、三寸金莲（小脚）是女性价值标准的符号。即便到了20世纪初的民国时期，儒家倡导的女性“三从四德”的社会伦理，依然是社会的主流意识。女性从出生那天起便遵从“三从四德”的封建礼教，既不能出现在公共场所接受教育，更不能有悖封建礼教，赤身裸体出现在公共场合下。然而时任上海美专校长的刘海粟启用女性模特，以及女性自愿作为裸体模特，一定意义上凸显了女性与权力的话语。陈晓君要选择裸体模特这一职业不仅是对自己的挑战，同时也是对中国2000多年来“三从四德”的封建礼教的挑战。 实际上，做了上海美专校长的刘海粟挑战封建礼教，并为美术界的男女平权早已做了准备。1913年上海《申报》的招生广告写道：“男女”兼收，“男女”同校。成为中国美术史上的第一次招收美术女生的“宣言”。虽然只录取了一个女生，但是刘海粟敢于冲破旧势力束缚、背叛旧观念的精神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在后来招收的女生中，有一个叫张玉良的女性，因为无意中透露了自己曾“卖身为妓女”的经历而遭“开除”。这是刘海粟与社会世俗的一次妥协，同时也成就了张玉良的艺术。张玉良在芜湖海关监督——潘赞化的资助下去了法国学美术，随后改名为潘玉良。艺术史学家们通常把艺术家的作品视为作者的第二“肖像”，在潘玉良的作品中，女性裸体的每一个细节的真实，都凸显了潘玉良执着而质朴的艺术气质。东方线条勾勒中的女性胴体色彩或柔和或热烈，让从容而淡定的女性裸体模特直视每一个观者。比起亦藏亦露的女性裸体模特迟瑶，潘玉良的裸体艺术作品多了自信和自赏。艺术家的女性自我意识的流露，让自己的作品成为不受外界和内心干扰的一种艺术圣像。 无论是陈晓君、迟瑶还是潘玉良，作为个体的女权意识的萌发，源于自身命运的悲惨与抗争，并且成为20世纪初的中国女性主义艺术运动的肇始。加上民国时期逐渐开放的社会氛围，个体的女权意识也成为了集体女性意识觉醒的社会动力。1934年4月29日，美术界以社会名媛、名流为主体的女性画家，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女子书画会”。女性权力意识从草根到名流、名媛，不仅为女性带来了文化生存的尊严，也为中国带来了女性主义艺术运动的一缕清风。时至今日，中国女性主义艺术的发展已经非常成熟了，但是否能走进社会的公共视野成为全民的文化共识？只能说，坎坷与机遇同在。 （本文选自艺术批评家佟玉洁《中国女性主义艺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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