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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3年的中国，当家作主的是一小撮满族亲贵。彼时的大清王朝风雨飘摇，积贫积弱，内外交困，摇摇欲坠。 上海昌寿里一间偏僻的阁楼里，蜗居着两个20多岁的年轻人，章士钊和他的好友陈庆同整日待在屋子里，足不出户，夜以继日的筹办一份报纸：《国民日日报》。 这份由章、陈二人发行的报纸，竟风行一时，当时被称之为《苏报》第二。 《苏报》可以说是大名鼎鼎了，但却被清朝廷视作眼中钉，当作是公然宣扬革命的“反动”报刊。
1903年5月，一本名叫《革命军》的书由上海大同书局正式出版，作者邹容在书中指出，要用革命手段推翻清朝黄泉，建立民主国家，言论激烈，大动人心，堪称是一篇反帝反封建的檄文。 此书一出，顿时引起全社会的轰动，引得孙中山盛赞。 颇具影响力的《苏报》，言论也日趋激烈，连续刊载十几篇具有强烈民主革命色彩的评论即文章，刊登《读革命军》、《革命军序》等文，多次推荐邹容《革命军》一书。 清朝廷惶惶不安，震恐不已，他们勾结帝国主义对革命党人进行残酷的迫害，查封了爱国学社和《苏报》，逮捕了章太炎和邹容等人，掀起了一场震惊中外的“苏报案”。
《苏报》有此待遇，《苏报》第二的《国民日日报》想来也是差不离的结局。 短短一年后，清朝廷以“昌言无忍“、”怂人视听“、”扰害大局“的罪名将《国民日日报》封杀，禁止售阅。蜗居在阁楼的两位青年只好互道珍重，各奔东西。 章士钊随黄兴赴长沙筹建华兴会，陈庆同则背着通缉犯的名头潜回了故乡安徽。 陈庆同，也算是个官家子弟，由官居四品的叔父养大，这个天性叛逆的青年，可从来就没有消停过。
17岁考中秀才后，有感清廷衰败，便东渡日本，接受新思想的洗礼，数月之后回国，成立青年励志社，开设书报室，在朝廷的眼皮底下，公然宣传民主政治思想，他也第一次引起了朝廷的注意，朝廷派人追捕，陈庆同设法脱险后，再渡日本。 再次到了日本，陈庆同依然不安分，他伙同邹容、张继等人，剪了清廷驻日学监（负责管理留学生的清廷官员）的辫子，并将其挂在留学生会馆上，这下子，原本想报考日本军校的陈庆同直接被驱逐回国。 回到国内的陈庆同，继续宣扬革命思想，成为了清朝廷的通缉犯，这才东躲西藏到了上海，与好友章士钊躲进阁楼，筹办《国民日日报》。 报刊被封禁后，回到故乡的陈庆同自然闲不住，便又和朋友创办了半月刊《安徽俗话报》，这是一份白话报，一份32开，40页，内容涉及时历史、地理、教育、实业、文艺等，目的就是要让家乡人民，通晓时事，增长见识。 这份报刊共出版20多期，陈庆同以“三爱”的笔名撰写文章，鼎盛时期，订阅者达到3000余人。
直到辛亥年，武昌枪响，身为老资格的革命党，陈庆同被任命为安徽省都督府秘书长和高级顾问，不过好景不长，孙中山领导的“二次革命”被袁世凯镇压之后，新任命的安徽省都督上任，陈庆同默默让位。 1914年5月，一份名为《甲寅》的期刊横空出世，在日本东京出版发行，当年为农历甲寅年，也是虎年，期刊的封面是一只老虎，主编为“孤桐“，主要的撰稿人，笔名叫“独秀”。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没有人想到，他们就是当年的章士钊，和陈独秀。 此后，陈庆同，有了一个更广为人知的名字，叫陈独秀。 陈独秀力促共和，并希望通过办杂志来改变人的思想，毫无意外，这样的杂志，必然是要跟当时的当权者袁世凯唱反调，所以，也毫无意外的，杂志很开遭到查禁。 陈独秀并未死心，第二年9月，名为《青年杂志》的期刊在上海发行，这是一份综合刊物，发行的第一卷共计刊载27篇文章，陈独秀一人撰写了13篇，杂志发行后，却被上海青年会找上门来，原因是因为《青年杂志》与他们所创办的《上海青年》有混名嫌疑。
简单的说，就是名字重合度较高，商标不符合规定，于是乎，陈独秀在第二卷发行时，将杂志更名为《新青年》，一份影响中国近代百年的杂志就此诞生。 《新青年》的影响力从陈独秀加入北大开始，一发而不可收拾。 那一年，接手北大的蔡元培正是求贤若渴，陈独秀受邀带着《新青年》进入了北大。 随后，胡适、周作人、周树人、钱玄同、刘半农、李大钊等人，加盟《新青年》成为了撰稿人，群星拱月，诸位进步青年轮番做主编，《新青年》成功吹响思想和文化的号角。
1918年，发刊四年的《新青年》全面改为白话文，采用新式标点，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白话文运动。 横空出世的《新青年》，犹如一道闪电，硬生生地在晦暗中撕开口子，将亮光撒向人间，成为了一代青年的思想圣经。 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周树人的《狂人日记》、周作人的《人的文学》、陈独秀的《本志罪案之答辩书》、李大钊的《庶民的胜利》，无不是振聋发聩，启民智，推改革，高高扬起了自由解放、科学民主的大旗。 平地起惊雷，一呼而百应，无数理想青年群起响应，终掀起新文化运动的浪潮。 星星之火终成燎原之势，如今，我们不禁回想，那点星火究竟从何而来呢？ 或许，是多年以前，身穿旧衫的陈独秀在昏暗房间里，埋首案前时点起的那盏烛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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