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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戏台是演出的场所，在宋代以前，戏台多为临时搭建，称做“瓦市”、“露台”，或“乐棚”等。戏台设顶，成为固定建筑，应该是金元以后的事。 目前金元时期的戏台，保存完好的全国只有八座，全部坐落在古老的河东地区，也就是今天的山西临汾运城两地。这里是昔日的蒲州梆子发源地，梆子戏即起源于这些台口。往后一些，到明清两代的戏台，两地那就多到了不可胜数的程度。据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的调查，仅运城十三个县市，现存的明清戏台有107处。山西是全国地面文物建筑最多的省份，古戏台，是其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风雨侵蚀，倾倒塌毁，城市改造，无情地拆除，古戏台的命运让人担忧。也就是乡村，大规模拆迁改建来得迟，风头也小，一部分古戏台，还能够躲过劫难，侥幸保存下来。现在你要看戏台，只有去乡村。 能有一个机会在乡村行走，就在眼前看一看古老的戏台，抚摩一下他们走过千百年风雨的身躯，该是多么赏心的事情。 2 其中有一些戏台，即使你到现场，也只能看到一些遗物遗址了。 万荣县桥上村后土庙遗址，保存有北宋天禧四年《创建后土圣母庙记》碑一座，碑石背面刻有景德二年建庙时“修舞亭维那头李廷训”等十八人姓名，这是我国迄今发现最早的正式戏台建筑实物记载。它可以说是我国第一座戏台。景德二年是公元1005年，距今往事越千年。原址早已无存，只有碑文刻勒进中国戏曲史。 芮城县岳庙戏台，建于金太和三年，即公元1203年，立有《岳庙新修露台记》碑，碑文记载：“有露台一所，累土为之，岁律迁移，风颓雨圮，屡修屡坏，终不成庙貌”，“循旧例，创用大石，增大其基”，“台崇七尺五寸，方广二十四步”，换算下来，台高应为两米三，面宽与进深约十五米，占地217平方米。这是我国记载露台规模的唯一碑记。 万荣县境内孤山山腰的风伯雨师庙，碑文存有元大德五年“展修庙庭，抽梁换檐，移挪舞厅”的记载。庙前石柱刻有“尧都大行散乐人张德好在此做场大德五年三月清明施钱十贯”，大德五年是公元1301年，证明此地700年以前已有艺人演出。河津市北寺庄村的禹庙舞楼“庆楼台”，同样留下了大行散乐人吕怪眼、吕宣、刘春秀等人的演出记录。元代的艺人演出，称做某某“在此做场”，很有点现今的“领衔主演”的意思。可惜这些戏台都在早年或毁于风雨，或毁于战火，目前都已经尸骨无存。有的仅留文字记录，有的只剩下断片残碣，仿佛先人的一块残骨，一根毛发，透过千年的风尘依然在顽强地彰显着流年碎影。 孤山上的风伯雨师庙的毁弃，听来叫人扼腕。一直到“文革”以前，风伯雨师庙依然香火隆盛。万荣苦旱，尊崇风雨神在情理之中。传说只要孤山腰里起了云，山下便有雨来。每逢节庆日，求雨祈福的人群攀援上山，小脚妇女也搭着伴令人惊讶地爬上山来。别看万荣是著名的旱垣，孤山山凹里倒是绿树成荫，一眼山泉淙淙四季长流。洼地林子草木茂盛，全仗泉水清流浇灌，大庙周围绿荫掩映，旱垣有这样的景致，难得的老天恩赐。说是“文革”中间战天斗地，军代表带着一群年轻人上了山。这位军代表在战斗间隙突发奇想，这眼山泉出口胳臂粗细，一天还要喷出这么多清水，如果把开口掏大点，不就滚滚长河飞流直下，万荣变江南了吗?不愧军代表，开挖根本不费人工，他从部队搞来了炸药，轰隆一声，碎石飞溅，泉眼倒是炸成了一个大口子，我们当然没有看到清水喷涌，倒是泉水从此断绝。孤山没了水源，风伯雨师庙从此人烟冷落车马稀。多年前还有人看到过凉亭石栏，一片西风残照景象。再后来便只剩下几间破房子在风雨中飘摇，日益破败不可收拾。 “文革”中间的荒唐事情有多少，愚昧无知又有权力改天换地，在这号人手里，山河只有饱受蹂躏，无处哭诉。 风伯雨师庙早已荡然无存。新世纪开元，万荣县招商引资，在孤山搞了个游乐场。游人到此玩高山滑雪，当然是人造冰雪，顺流直下，一片喧闹。当年的胜景，只有老一辈提起，发出几声浩叹。 万荣县四望村后土庙的元代戏台，也只留下一处遗址。早年万荣当地有民谣说：“张瓮庙，解店楼，四望台子拔了头。”这三处，都是远近著名的建筑。这座戏台发现和寻找的过程，其中的波折，很值得一记。上世纪三十年代，梨园名家齐如山的友人偶然来到山西乡下，看到了这一座苍老的古建，当即拍了照。齐先生得知后，敏感地觉得这个发现不一般，可惜原照已经遗失。齐先生通过山西省一位高官，着令当时的万泉县长重新拍照。照片呈请古建专家梁思成鉴定，确认为金元建筑，明代正德十五年重修过。齐先生由此写了文章《关于山西万泉县四望村后土庙之戏台》，配了照片刊发在民国21年《国剧画报》第十七期。立此存照，齐先生功德永垂。痛惜的是，四十年代日寇占领万泉，四望村离县城不远，日本兵拆毁戏台，把木料拉回去当了柴烧。焚琴煮鹤，已属荒唐，如果焚别人之琴，煮自家的饭呢?我们能够感觉到侵略者那种公然毁坏别人珍宝的骄横与快意，这只能解释为强盗的行径。 四望村年青的村长带我到戏台的原址去看，那一块空地有五六亩。靠北有一排歪歪斜斜的窑洞平房，村长说，村里曾经开过小厂子。周围全是破砖碎瓦，棕色的刺蓬一人高，环绕在空地四周，一条小路斜弯着供人进出，稀稀拉拉有牛羊的粪便。看得出，这块空地已经闲荒了许多年了。 这些年村民也富裕了，家家盖新房，新的居民区不断扩大，这块地在巷道中心，多亏没有规划了院基地，我们今天还有个追忆凭吊的地方。 村长说，也不是没有规划过。这么好的位置，当然有人动心。曾经有两家起了两座院子，一家出了病人，一家孩子小儿麻痹。从此再没人敢在这里动土了。村民说，后土娘娘的地方，谁敢动谁遭殃。 这个想法，也许叫迷信，也许叫愚昧，也许叫淳朴，也许叫民俗，但不容置疑的是，我们的许多古建，正是依赖怀念先祖，敬畏神明，才得以千年保全。 毁弃得愈多，愈见其保留的珍贵。现在，河东大地上保存完好的八座元代戏台，比如永济市董村二郎庙元代戏台，盐湖区三路里村三官庙元代戏台，临汾市魏村牛王庙元代戏台，翼城县武池村乔泽庙元代戏台，临汾东羊村东岳庙元代戏台，翼城县曹公村四圣宫元代戏台，临汾王曲村东岳庙元代戏台，全部列为国家一级文物，他们是见证了戏曲千年演进的国宝。 3 去翼城县曹公村看戏台，行程的艰难难以想象。一场小雪，山体裹上了一层浅白。越往大山的腹地行进，路越弯，坡越陡，两旁的山石夹挤得越来越紧。车行一个上午，接近沁水县境，仿佛站在太行山门前，伸手就能扣响山门。此时路旁依偎着山体的斜坡，依稀看见青砖琉璃瓦，我们知道到了。 四圣宫供奉尧舜禹汤四圣，和一般的庙宇连三进不同，这里是进门前行并排三座庙院，三个中轴线，中间是献殿，对面一座元代戏台，记载建在元至正年间。一侧还有一座戏台，已经塌毁，只 留残迹。显然这里过去经常唱对台戏。同四望村的后土庙一样，四圣宫也是抗战时期日本兵烧毁的。这里是太行山东麓，太岳根据地的大门，抗战时期，八路军的翼城县政府就设在曹公村，日本兵时常烧杀抢掠，戏台能保留下来，已经是万幸了。 戏台九脊单檐歇山顶，同所有的元代戏台一样，当时的舞台建筑并不追求美丽奢华。四柱高擎，檐角挑起，斗拱也主要起支撑作用，不像后来的层层叠叠，勾心斗角，藻饰华丽。只是支柱和大梁都极其粗壮，前梁有环抱粗细，三木一横两直，像一个高大威猛的壮汉巍然挺立。早期的戏台，也像人的青少年时期一样，简朴而粗犷，它不需要过多的润饰，透出的生命力却是虎虎生风，生气咄咄逼人。 庙宇早年烧毁，去年拨款重新修建。天寒地冻停了工，散乱的砖石堆放着，灰浆点子泼洒得新墙斑斑驳驳。引领我们访古的，是本村的一位老人。他说戏台还有明代的碑文记载。庙宇烧毁以后，石碑就在原地倒放着，风耗雨淋的。多少年没人管，驮碑的大龟原先就在献殿前，砖土掩埋了，这次施工才挖出来。 我们终于找到了那一通石碑，歪斜着身子扑倒在泥泞里，雪砾和冰碴子覆盖了颜面，他像一个跌倒了挣扎着爬起的老人，仄歪了身子，正等待我们前来救护。 我们找到一段木版，轻轻刮去雪层，铲开冰冻，轻轻地，轻轻地，仿佛医生护士，用一个酒精棉球，轻轻地擦去一个饱经风霜的历史老人面颊上的尘灰和血痂。终于，我们看到了重修四圣庙记载祭神演乐大型社赛的一段文字： ——先日送神，次日迎神，音乐为之喧哗，神马为之纵横，旗彩为之飞扬。带枷执扇拖铁索者，各遂愿而尽乃心。既而抵庙，大赛三日，乐人动至百口，神筵轮以三甲——此皆在后人世守之而勿失焉。 大明嘉靖三十八年三月 这里记载的，应该是当年的赛神社火。“戴枷执扇拖铁索”，今天的晋南一带，敬神社火依然有这种装扮。求告许愿，自虐以示虔诚么。“大赛三日，乐人动至百口”，可见当时演乐规模的浩大。抬头仰望，崇山峻岭，重重叠叠的山梁，在天际划出一道一道的起伏曲线。这里山高路险行路难，山庄窝铺人家星散。然而五百年前的春日，这里人山人海，四岭八社的乡亲都聚拢来，羊肠小道蜿蜒着看热闹看大戏的人群。锣鼓擂起来，对台戏演起来，嘹亮的声腔一声冲天，响遏行云，在山梁间盘旋冲撞。陌生，遥远，偏僻，乡野，任凭什么也挡不住这个年节的歌舞盛会。一场盛大的人与神的狂欢，挟裹着威风八面的鼓乐，一并嵌刻进苍老的历史年轮。 戏台的通道口，有一尊拜神烧香的石臼。已经掉了一个豁口，烟熏土渍的，一副灰头土脸的模样，歪仄在路边无人理睬。老人劝我们止步，他吃力地扳倒石臼，露出一面石刻，清楚地显现出“仪凤元年”的字样。仪凤元年是唐高宗李治的年号。依此看来，这里的祭祀活动在唐代就香火隆盛，庙宇的历史当在一千三百多年。这样一个丑陋腌臜的石臼，也承担着记录历史的崇高使命，也就是在山西，地面文物不可胜数，被冷落遗弃无人理睬。换个地方，还不早当做宝贝供了起来。 4 明清两代的戏台，与元代只有后墙相比，大都砌起了左右两墙，使得舞台更加成为一个封闭的演出场所。前后厅逐渐设置隔扇，将前台后台分为两个场所，演出化妆，出场候场分隔开来，这显然因为这时的戏曲演出，故事更加曲折，角色不能杂凑，演出更加正规，组织更加严密的缘故。与此同步，戏台建筑更加讲究装饰。雕梁画栋，铺彩侈文，华丽而细致。许多舞台，比如斗拱的繁复，镂空雕刻的精致，彩绘的华美，都令人叹为观止。舞台的形制也有所扩大，出现了对台，路台，甚至三连台的壮观。比如蒲县的东岳庙，万荣的后土祠，都属于品字型的三连台。一台位上首，两台居下相对，形如品字，可以同时开演三台戏。前后左右都是戏，人头攒动，低头抬头，左顾右盼都是戏，在一些特别的节庆时日，这样的热闹是必不可少的。 戏台的历史演进，当然不是一蹴而就的。在万荣县的太朝村，在临汾的王曲村，我们看到了两处改建的戏台。原来的元代戏台的演出场地，演新戏显得太小了，毕竟千八百年的古董，后人舍不得拆除它，不知是哪个聪明的先人想出了绝招，新建前台，扩展演出场地，利用原有戏台作为后台，中间设置隔扇，一前一后，一新一旧，新戏得以登台，古建得以保全。拆，还是续建，当年的主事人或许就一念之差，做出了一个明智抉择。数百年过去，我们今天可以饶有兴味地欣赏它，何尝又没有一点悬心吊胆的后怕呢。 临汾王曲村的舞台，目前就我看到的是续建最精巧的一座。续建台口的设计者，等于在旧台的前檐和左右偏檐下，又建了一个戏台。单檐顿时成为重檐，丰富了屋顶的层次。从前看，檐下有檐，一侧看，顶上有顶。双层人字形的飞檐，显得格外华贵雍容。由于前台向两侧外延，外墙砌起青砖，略略包回台面，形成了一个小小的半包围，顶用斜坡，左右开小窗，像个小碉楼，明显的是文场武场的器乐场面。檐下有檐，台外有台，两侧小碉，华美而庄严。整个建筑，看得出先祖珍惜前人：又在前人基础上改良前行的用心。他们在改建戏台，他们也在缝连历史。从这些连缀的针脚，留给后人的，是沧桑更迭，文化风尚转移的某种秘密。让你流连忘返。 戏台的右前方是一棵古槐，村长说，原来左前方有一口池塘，专意为传声保留的。每当池塘注满了水，唱戏和伴奏的声音都格外好听。这属于比较原始的高保真设备，一切都取法自然。老台子，古树，池塘，月上柳梢头，袅袅的音乐传来，这就是往日的看戏环境。 王曲村的戏台，还有一处小小的创造。村长把我们带到后台，那后墙上开了一个小孔，离地面约半人高。小口子下边垫一块石头，周边内卷，形成一个外通的小池子。村长笑问我们知道那是什么，接着解释说是当年的下水道。你别小看这个小窟窿，就这，其他戏台没见过。想来也是，看过这么多戏台，怎么都没有考虑到艺人演出的这个问题呢?明清时代没有女伶，后台一个小洞，问题很简单就解决了。这个小玩意，也让我沉思好久。细节因历史而获得尊严，历史因细节而得以润泽。这些细节，你不注意，它就落寞无光。一旦你擦拭了它的灰尘，方寸之地都能寻找到一个通向历史的入口，看到万顷天光。原来历史就是这样一小点一小点进步的。他的步伐很慢，你不能着急。 王曲村的村长还说，这个戏台前的场子中间，原来有一道沟壕，把观众席一分两半。一边是男人席，一边是女人席。看戏男女分席，民国年间不必说，一直到五十年代初，王曲村还沿袭着这个规矩。露天剧场分设男女区，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这目的当然在维护风化。戏场杂乱，青年男女私相授受怎么办?那时的私定终身，可是惊天动地的丑事。看看今天的戏院，勾肩搭背成双成对耳鬓厮磨的少男少女，已经屡见不鲜。好些小青年，简直就是为了谈恋爱奔着剧场影院去的。几十年间，风俗变易，委实换了人间。 5 河津县的小停村戏台，也是我们此次行走的 特别关注。行前就听说，这个戏台始建于明万历48年，戏台后墙上保留着许多历代戏班的演出题壁，这些原始记录，是研究戏曲历史的极其宝贵的资料，是某些剧种生存活动过的文字证据。戏台最早的一条题壁，就是开台演出时当地一个蒲州梆子戏班所留，迄今它还是蒲州梆子早期活动的证明。上世纪六十年代，戏剧史家墨遗萍先生带队来这里考察过，留下了文字记录。可惜后来村里修台子，一层泥皮糊上去，所有的题壁都盖住了。保护墙体是善举，遮掩了题字，又让人觉得十分惋惜。 出汾河谷，登上黄土岭台的北沿，小停村就在土坡边沿。往下看，一条一条黄土沟壑曲折延伸，坡底雾霾里，隐约可见河津县城的轮廓。沟深油彩，信手涂上去的。我们的目光久久巡睃，终于停留在左前方一条题写： 荣邑新盛班到此一乐也 八大本 光珍鸡破鸡天黑少 武珠鸣华家台风华 山山山山山山山山 我们的这位前辈艺人大约还懂一点书法，拉提折挑之间，他很用心。“一”字头和尾，都很饱满圆润，他会藏锋也会收顿。“也”字最后一笔横运沉稳，上挑轻捷，看得出他心情很好。他收束得甚至有点得意。他大约没有想到，他是在给梆子戏写史。四百多年以后，人们就是依据他的题写，判定一个剧种的演出年龄。 万历以后直到民国，各个年代戏班演出题壁就多了，能看清的有十几条。 一面老墙，麻麻点点，撒满了各个时期的书写，如此密集地集中一个剧种的数百年经历，简直难以想象。各个不同时期的先辈，都亲笔写下了他们当时的演出记录，哪怕只有点滴。一点一滴，五百年的会聚，一代又一代的艺人到此，仰视前人，留下自己。五百年的戏路，五百年的人生轨迹交汇，浓缩成一部简明戏曲史，各代的精灵八方来朝，一齐在墙上舞蹈。面对这超越时空的相约，面对这灵魂的大聚会，你只有震撼。 山西运城临汾这一带，是梆子戏的发源地。迄今为止，关于蒲州梆子的起源和形成，专家们依然见仁见智，众声喧哗。三百年说，五百年说，锣鼓杂戏说，杂剧遗响说，民间俗曲说，仿佛一曲无人指挥的大合奏。臆测，推断，传说，举证，各置一词，也都理直气壮。那么，最得力的证据是什么?谁能一言既出，众响毕绝，一声断喝平息人声鼎沸，也让一些刁钻促狭的攻讦者手足无措?唯有证据。 幸好我们还有戏台。百年戏台，千年戏台，河东平阳，比比皆是。如果天地开设论坛，论证梆子戏的起源，我们能看到听证席上黑压压一片坐满了举证人。 6 戏台的坚牢挺立，人气兴旺，既然和一段戏剧史血脉相通，戏台的塌毁湮灭，寥落冷场，当然就会带走某些历史的证见，戏剧史的某一章，或许就因此出现金瓯缺。 万荣县太朝村稷王庙戏台，宋元明清几次改建，每次都清楚地留下了历史记录。先人们都懂得，如果要改动前代建筑，一定留下金石刻写。稷王庙里始建时就有碑刻，清同治四年改建，一通青石大碑巍然挺立，清楚地记述改建始末，舞台形制规模的变化。建国以后太朝村又一次改建舞台，扩大台口，宋代始建时的砖石铭文就在台前下沿嵌刻，怎么办?村民们小心翼翼地拆开青砖，取下石刻，原物照旧镶嵌在稷王庙的侧墙上。这一块石刻其实很小，一尺见方，不在意就忽略了。村民们特意在周围砌出了一道砖楞，涂上红漆以示醒目。看得出即使大字不识的老农，面对老祖宗家传的遗物，那种贴心的爱护和亲情。 碑文刻写很乱，不讲书法，当年也许遍地戏台，先人并不在意。历经宋元明清一直到人民共和国，字迹也已经模糊。但它是一个源头。几代的修建，几代的记载，数百年的接力，数百年的演进，继承积累沿革，一目了然。时光在这里回溯穿梭，小小戏台，一览古今，见证沧桑。 当然不是所有的戏台都这么幸运，大多乡村戏台，还是在世事的大变动中毁灭，消失得无影无踪。 我在研习梆子戏历史的时候，经常听到史家们谈到吉县龙王迪。这个很怪的地名反复出现在耳边，我感到了它蕴含的无奈和焦虑，它分明是好几辈戏剧史专家心头化不开的情结。几十年来，几代专家苦苦寻觅，三番五次跑到吉县龙王庙，都是为了找寻那块实证梆子戏起源的碑文。然而时运交替，风尚变易，证人证物相继逝去。几代人的寻找，终至成为一场失望的徒劳。 山陕梆子成熟于明末清初，这在戏剧史家没有异议。也有另一说，举证它起自明代中期嘉靖年间。早在1951年，有署名大兵的文章《谈山西梆子》，发表在当年《新戏曲》第二卷第一期。文章说，他抗战期间路过吉县龙王迪，亲眼看到龙王庙有明代嘉靖年间的《重修乐楼记》碑，碑文有“正月吉日由蒲州义和班献演”的记载。著名剧作家刘鉴三也曾亲眼见过，他曾经和墨遗萍一起述说过。进入新时期以后，戏曲一时中兴。此时刘鉴三已死，许多蒲剧史家便开始苦苦寻找这个“大兵”，但找来找去，只知道作者曾在中国戏剧研究院工作过，后来去了青岛，再探下落，踪影全无。八十年代，运城地区的老一辈戏剧家康希圣等人，决心重访龙王迪旧址。他们风尘仆仆赶到龙王庙，找到当地人打听，老百姓还记得当年有碑。七十年代修公路时已经炸毁。康老先生找到原址，原舞台石头栏杆还在。左右栏杆两幅石刻，一幅小旦递玉镯，小生扭脸不接，媒婆丑态可笑，是传统戏《拾玉镯》的画面。一幅老生举拳，三花脸倒地，一条腿跷着，是《打渔杀家》的画面。他们都拍照留存。这些是否都可以成为“蒲州义和班”演出的补充佐证呢? 近年有人再去探访，原址已经成了连片的大楼，龙王庙早已荡然无存，石碑呢，石栏呢，不知其所终。证人证物，都成了无头悬案。眼看着高楼大厦迅速覆盖了难舍的风景，这些戏剧史家们只有怅然离开伤心地。 2003年开始，山西决定启动修撰《蒲州梆子志》，梆子戏的起源，又成为专家们激烈争论的话题。力主“嘉靖说”的认为有大兵论文，有墨遗萍的记载，嘉靖说应该成立。力主清初说的认为孤证旁证不足以服人。稳妥起见，志书依然采取清初说，同时将嘉靖说作为附录附在书后，立此存照，把这个悬疑留给了后人。 我终于没有到吉县去找龙王迪。一片钢筋水泥大楼，一片沥青封杀的土地，已经将过去的一切遗迹遮盖得严严实实。我去了也是白去。一段戏曲史迹，也许就这样永久地埋藏在地层深处，难以再见天日。梆子戏起自哪一朝哪一代?也许会永远成为一个谜。 四望村的古戏台，即便毁掉了多年，遗址还在，还有个凭吊的地方。更多的古戏台是在一片现代化的建设的喧嚣中，经我们自己的手毁灭得干干净净，尸骨无存，连遗址也填埋得了无踪迹。你就是想哭坟，连墓地也没个地方了。每当想到这些，总会有一种悲凉和辛酸涌上心头，久久不能化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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