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第33集团军移防南漳、 宜城一线后, 荆门的驻军就很少了,只有兵站与后勤人员还在那儿来往。大约是5月的一天 ,我同王守如趁去襄樊汇报工作之机,用毛驴驮了两大麻袋妇女合作社做的布鞋去推销。到了襄樊,我们没看见王翰,便又赶着毛驴到另一个村子找,却意外地碰到了事李范一、杨显东、张执一等人。这时天快黑了,张执一 说:“你来得正是时候,我们今晚离开襄樊北撤,你们就跟着一起撤吧!” 我丈二和尚模不着头脑,忙问:“怎么回事?” “你不知道呀?日本鬼子离这儿只有40华里了,明天拂晓就要从南边向襄樊进攻了。” “可是我什么也没听说呀!我们刚从南边的荆门来,走了好几百里,还驮着两袋布鞋呢!” 张执一说:“快把布鞋扔了,与我们一起撤离吧,这里的军队和地方机关今晚也一律要撤出襄樊城——我们也是中午才得到消息的。” 我断然回答:“我不跟你们走!我的岗位在南边的荆当远和钟宜漳。越是这种时候,我越要赶回去,今晚就赶回去!” “可是你们回荆门的去路正是日本人进攻的来路,宜城一线可能已被日本人占领了,你们往南去不等于送死吗!” 我想,危险是有的,但日寇来了,不正是我们拉起队伍打游击的好时机吗?进行了那么多秘密工作,做了那么久的准备,不就是为了拿起武器跟日 本鬼子较量较量吗?不要说鬼子离此还有40华里,就是鬼子进了襄樊城,我们也要冲出城赶回荆门去。 卖鞋子是来不及了。我们辞别了张执一等人,喂好牲口,吃了晚饭，大约九点来钟,便又赶着毛驴驮上鞋子,迎着日军踏上了回荆门的路。 刚到襄河边,却见国民党军队已把襄樊大桥泼上汽油点着了,烧得火光冲天。这可糟了,我们怎么过河呢?沿着襄河走了一个多小时,才在一个偏僻的河沿找到了船夫和一只小船。我们恳求他,并答应多给钱,他这才把我们渡过了河,待进到襄阳城已是夜里1点多了。城里一片漆黑,冷冷清清，国军的大部队早已闻讯跑光了,只有三三两两的士兵还在往北走。出了城又南行两三里就再无一个人影了。 那天夜里,皓月当空,万籁俱寂,我们一边瞪大双眼支棱起耳朵注意着四周的动静,一边加快步子赶路。我小声对牵着毛驴的王守如说:“尽量快点走,只要走出20里地就可以避开鬼子的拂晓进攻了。” 为了防止撞上敌人尖兵,我说:“我在前面走,遇上敌人,就往后扔石头,听到动静你赶快往山上跑。” “那你呢?”王守如问。 “那还用说,我也往山上跑呀!” 这条公路一边靠山一边临河,所以有情况往山上一跑敌人就不好找了。 我们一路走得飞快,走出20多里地了,却连日本鬼子的影子也没碰到。 会不会宜城已被敌人占领了呢?我便同王守如商量,由他赶着毛驴到宜城与南漳之间我们的一个秘密接头点去,如宜城已被日军占领,就按原来的计划把队伍带上山去打游击。我则继续往南走,赶回荆门、当阳一带,也把队伍武装起来拉上山去。我们又约定,今后的联络办法与接头地点都按过去的布 置,一律不变。 于是我便一个人拼命往宜城方向走。快到宜城的一个镇子了,仍是没有碰上一个人。这时天已亮了,附近的老百姓也没有异样。这个镇子是通往荆门的必经之路,为慎重起见,我爬上附近的高地对镇子作了一番观察,发现确实一如往常,甚至还远远看见几个穿灰衣服的国民党士兵在公路上走动。紧张了一夜的心这才松弛下来,可以肯定:宜城没有失守。 此时,我才感觉到肚子饿了,于是便走进镇子吃饭。我边吃边暗笑:堂堂的国军第5战区,军队数以万计,却连日寇的动向还没摸准就下令撤退, 还把大桥烧了,真是可恨又可笑! 后来才知道,那天确实有一小股日军曾进入到襄樊以南40华里处,但只是突袭了一下就撤了,并没有进攻襄樊的部署。 这种草木皆兵、望风而逃的“仗”,我们在所谓的国民党正面战场上已经屡见不鲜,见怪不怪了,我实在不知道这到底是因为这支军队太缺乏勇气呢,还是因为掌握军队的权贵们过于稀松! 转了一圈回到荆门已是6月了,我准备再去襄樊向鄂西北区党委汇报工作。但那时国民党搞“摩擦”更起劲了,我们的行动已不像以前那样自由。那时我认识一位过去常来合作饭店吃饭的兵站站长,我们曾给过他不少优待,所 以他也常在搭乘军车方面帮助我们。就是这个站长给了我一张名片,并在背面写了这样一段话:“我兵站汽车司机:持我此名片者,准予搭车。” 那一天我在三里街军民合作饭店后面的公路上等候去襄樊的军车,但一连几辆不是人多就是货满。又来了一辆大卡车,人不多又恰好去襄樊,而且车子正好已停了下来。我赶紧走上前去,递过那张“准予搭车”的名片,司机看后挥挥手要我上车。 我正往车上爬,一抬头,发现陶新畲和他的太太也在车上。他前一阵到重庆受训,大概是刚回来。陶新畲正要下车去小解,我满面笑容迎上去:“陶主任回来啦!”但陶新畲却一反常态板着面孔,只从鼻子里哼了一声，用冰冷的目光盯着我看了几眼,才问:“你要上哪儿去?”我说搭车去襄樊。他不再吭声。他太太还算客气地招呼我,我便上了车。陶新畲小解完半天不上来,坐在野地里好像等什么,最后派人把我叫了下去,阴阴地问:“你到襄樊去干什么?”我说:“我去李范一先生那儿。我们的鞋业生产社与李先生襄樊的实业有来往,想请李先生帮我们在襄樊也办一家鞋业合作社。” 陶新畲突然横眉竖眼起来:“你不要总混来混去,到处乱跑,给我放规矩点!今天你不能搭我们的车!” 我也一下子火起来:“我去襄樊联系生产贸易合作,是堂堂正正的事,怎么成了乱混乱跑?” 他站起来挥了挥手:“你不能搭我们车走!” 我忍着性子说:“那好,我就回去吧!陶主任见到李军长、张参谋长、王副官长,请代为致意!” 回到饭店,我立即把情况告诉了荆门的几个同志。大家分析,陶新畲态度的变化是有来头的,我们的处境可能很快恶化。我要求大家:做好应付突 发事变的准备,但又切不可惊慌失措。 大家商量之后,决定由我马上去第33集团军司令部找张克侠参谋长, 探听陶新畲的虚实,以便及早作出安排,然后再去襄樊找区党委汇报;同时由原汤池训练班学生李金生赶去南漳,把这里的情况通知中心县委的其他同志。 解放后才知道张克侠是秘密党员 我出发已是下午4点多了,而陶新畲的汽车大约是2点离开荆门的。虽然我两条腿跑不过汽车,但我一定要以最快的速度赶到司令部,尽早掌握陶新畲的动向。 我迈开大步拼命赶,几乎一路都在小跑,走着走着天就黑了。还是夜里走路好,不会遇上军队的人。第33集团军司令部驻在宜城附近的武安堰镇，荆门到这个镇大约120里路，不过都是公路，并不难走，我走了一个通宵，第二天清早就赶到了。 也许,这一行路记录所反映的我的耐力和速度会让今天的许多青年人吃惊，其实这样的长途行军我早习以为常,加上那天情况紧急,身上也就力气倍增了。 武安堰镇比较繁华热闹,街长店多,尤其是饭铺多。我选了一个女老板小饭铺,在那里吃了早饭。饭后我对老板娘说,我有点不舒服,想借你的床躺一躺。老板娘很面善,一口答应了,我就在她的床上一觉睡到下午2点多。起来又吃了些东西,问好路,就径直往张参谋长的驻地走去。 这个村相当大,靠着一条河,河里可通小船,村头还有两三家未开门的店铺。这时天还未黑,我不敢贸然去司令部找人,就在河边观望,发现河边 有一片很好的草地,便又在草地上坐了一会儿。天渐渐黑下来了,我走到草地附近的河边,河边泊着一条小船,我早就观察好了,这小船的船家是一位40多岁的妇女,带着两个孩子,家里的男人不在。 我对女船家说,我是到这里找一个军官的,天晚了,不敢进去,我付钱给你,在你船上歇一夜好吗?她收下钱很高兴地说:“只要不嫌船上脏,你就住下吧!”我在船边写了张条子告诉张克侠参谋长:“我已在村旁草地前的一条小船边,请见字速来。”之后,我与船家的女孩一起走到司令部门 口,把封好的纸条交给卫兵就回到了船边的草地上。 不到一个小时,天全黑了,张克侠将军打着手电来了。他很奇怪地问我: “这么老远怎么跑来了?”我便把昨天见到陶新畲的情况讲给他听,我说: “他前脚开车,我后脚就赶来了,走了一个通宵,白天在武安堰镇睡了一觉才来找你的。”他问我吃饭了吗?我说等会儿与船家一起吃。他不由分说,立即回去叫人做饭,一小时之后有个士兵提着装了四样菜一碗饭的盒子送来了。 我说:“这次来找你,专为打听陶新畲准备怎样对我们下手。” 他说:“他们昨天就回来了,我们都去迎接。晚宴前,陶新畲告诉我, 他在荆门看到你,没让你搭车,因为车上还有两个检查组,他不好办。又说 你们不做正经事,到处混混,打算把你们取缔了。” 张克侠将军说:“当时姓谢的副主任也在一旁附和了一通,说你们没什么力量,不外是靠军队撑门面,军队到哪里,你们也跟到哪里,南漳的饭店让三青团、童子军砸了才不得不关门,等等。” 我问:“李文田态度怎样?”张克侠将车说:“李文田背上长了个疮,正在老河口住院呢!” 我又问:“他们打算怎样对付我们?”张克侠说:“陶新畲准备把你们的合作商店都封掉,逼你们散伙;姓谢的也说早就想查封你们了,正考虑找什么理由。” 张克侠将军说:“昨天来的两个检查组都是国民党特务组织里的反共专家。所谓检查,主要目的就是抓共产党。你们要谨慎小心才是。”他又说, “我看那些饭店、商店收场算了,免得被他们查封造成损失。” 第二天一早,我又直奔襄樊找区党委。途中遇上雷阵雨,淋了个落汤鸡,一会儿天放了晴,慢慢地又把身上的湿衣服晒干了。这一天又走了100 多里,到襄樊天已大黑。得知党委书记王翰已到谷城县,这样只好在襄樊住下了。天一见亮我又匆匆上路,赶到谷城,向王翰书记汇报了这些情况。 王翰说,在当前这种情况下,党在荆当远的各种公开活动要一律停止, 迅速转入农村从事秘密工作。并说我的目标已经太大,即使转人农村也极易被国民党特务发现,一旦被发现,还可能影响整个秘密工作,所以区党委已决定让我离开荆当远,我的工作另派别的同志接替。 我表示,如确须调动工作,愿去延安学习。我又提出,其他商店可以停止活动,但应当留一家影响较大的荆门合作饭店让他们来查封,这样更利于 在群众面前揭露国民党欺压民众的丑恶嘴脸。 王翰同意了,但他说:“你不要回荆门了,从这里转道中原局去延安吧。” 后来的事实证明,张克侠将军的警告和建议是十分及时的。 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我才证实了对张克侠将军的猜测。原来张克侠早在1929年就在上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作为担负着特殊使命的秘字号党员,除了周恩来以及单线联系人之外,再没有任何人(包括他的妻儿亲属)知道他的中共党员身份。 在荆当远,张克侠将军一直暗中帮助保护着我们,并把我们当作知己。 他在1939年的两则日记是这样写的: 三月十八日:……近日来对余之事业,颇为重要,合作饭店已由余集资开业,景象一新。今后,又将如何?孰难料定也。无论后果如何,此抗战之纤弱花蕾,不可为肆虐风雨所摧,慎之,爱之。有志者事竟成也。 四月九日:连日来,敌机不断骚扰荆门一带。接曾霞信,述及空袭及有关战争等事,情真意切。彼与郑等为动员民众抗日,鼓舞军心,出生入死,不亚男儿。中国军人亦能如此,何患国仇不可报乎! 在张克侠的生命最后几年所写的自传中,也披露了些许他当年对我们的观察以及对我们的支持和保护: ……在部队到达荆门前,就听说荆门附近出现了两个女同志,她们动员民众帮助部队运粮运草,促进了当地社会安定。人们都猜测说。她们是共产党,否则没有这么大的本领和魄力。我也认为她们一定是自己同志,于是决定主动与她们取得联系并给予帮助。到荆门后我即去会见她们,原来是曾志同志和郑速燕同志,她们以开饭馆、办合作社为名, 从事党的工作。我了解了她们的工作情况之后,就尽一切可能,直接或间接地帮助和掩护她们,尽一切可能创造条件,使她们能够坚持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张克侠先后担任上海警备区副司令和林业部副部长。在林业部副部长任上曾经提出要在黄河两岸,特别是甘肃省境内大力植树造林,并发出了 “20年让黄河变清”的呐喊,但久久得不到响应和首肯,因而感到十分苦恼,身体也随之每况愈下。 张克侠带着壮志未酬的深深遗憾逝世于1984年。 现在,可以告慰这位老林业部长的是,继“三北”防护林、沿海防护林 和长江防护林等世界级特大型造林绿化工程之后,黄河流域的防护林工程 也已全面启动。我国151位“两院”院士又在《中国绿色时报》上联名呼吁 “行动起来,拯救黄河”。我们有理由相信,张克侠的遗愿一定可以实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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