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赣西南即指赣西、赣南地区，包括吉安、吉水、万安、泰和、永新、安福、莲花、宁冈、广昌、石城、宁都、兴国、于都、瑞金、会昌、安远、寻乌、定南、龙南、虔南(今全南)、信丰、赣县、南康、上犹、崇义、大余等30多个县。这个地区的东、西、南三面分别同闽西、湖南和粤东北相邻。  早在大革命时期，赣西南的农民革命运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曾有较大的发展。 1、从井冈山到赣西南的背景1927年8月，中国共产党江西省委员会根据“八七”会议精神，决定在全省若干地区进行秋收起义，9月制定了《秋收起义煽动大纲》和《秋收起义计划》。提出在起义中“没收大地主、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和一切反革命派的土地，实行土地革命，肃清土豪劣绅和一切反动势力，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建立以农民为中心的乡村政权。 起义的起点“必须是政治经济地位较重要而农运较有基础或已有农军势力的地方”，并“拟定赣北以修水为起点”，“赣西以永新为起点，赣东以临川为起点”。 为了便于组织和领导秋收起义，于同年10月间，将全省划为赣东、赣西、赣南、赣北4个特区。  1928年2月，中共江西省委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和当时的政治形势，制定了《江西全省总起义的准备工作计划》，并确定其中的西南区为全省总起义的爆发点，包括吉安、万安、遂川、泰和、永新、宁冈、安福、吉水、永丰、乐安、新余、兴国、赣州、南康、崇义、于都、信丰等县。 根据以上起义计划，中共赣西、赣南特委在1927年冬至1928年春，在上述一些地区相继领导发动了武装起义。 主要有：
其中东固、延福起义后，由参加起义的武装东龙游击队和永丰、吉水两县农民武装组成的永吉游击队，合并成立了赣西工农革命军第七纵队，共100余人，枪七八十支，在东固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同时，延福地区起义后的武装，编成赣西工农革命军第九纵队，共200多人，枪160多支，以延福为中心，在吉安、吉水、安福、分宜边界地区，坚持游击战争。  桥头起义的农民武装也于1928年6月间，改编为红军第十五纵队。到1928年9月，这些武装有了较大的发展，第七纵队和第九纵队合编成立了江西红军独立第二团，共300余人。
1929年2月，桥头起义后组成的第十五纵队和于都、兴国的游击武装第十六纵队，以及独立二团一部分，合组成江西红军独立第四团。全团约400多人，枪300支。 红军第二、第四独立团，在斗争中还建立了若于分散的小游击根据地，进行秘密的“武装割据”，中心是吉安的东固和延福地区。  对秘密的武装割据，毛泽东、朱德作了充分的肯定，认为这种形式的武装割据：
赣西南地区地方工农武装的发展和小块红色区域的创造，为以后毛泽东、朱德、陈毅率领红军第四军出击赣南、闽西，提供了落脚点，为建立赣西南革命根据地和中央革命根据地，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和良好的基础。 2、井冈山面临的困境1928年4月，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军余部和湘南起义农军，转战至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工农革命军会师，组成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后改称工农红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同年12月，红五军主力，由彭德怀，滕代远率领，经过艰苦转战到达井冈山，同红四军会师。  在红五军到达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之前，国民党湘、赣两省的军阀部队就根据南京政府的指令，正着手筹划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三次“会剿”。由于军阀之间的矛盾，军事进攻迟迟未能开始。红四军、红五军的会师，使井冈山根据地的武装力量进一步壮大。因此，蒋介石急令湘、赣两省军阀，迅速将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会剿”付诸行动。 1929年1月，在萍乡正式成立湘赣“会剿”总指挥部，国民党湖南省主席鲁涤平为总指挥，湘军第十九师师长何键为代总指挥，赣军第十二师师长金汉鼎为副总指挥，并确定调集6个旅的兵力，由永新、莲花、茶(陵)酃(县)、桂东、遂川分5路进攻井冈山根据地。 其具体部署是：
 当时，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军民，不仅面临严重的敌情，更主要的是由于敌人的封锁，经济十分困难。
为了打破敌军的“会剿”，从1928年11月开始，红四军前委领导根据地军民，积极进行反“会剿”的准备，一方面多次开会，讨论反“会剿”的方针和部署；一方面在根据地内进一步发动群众，整顿和加强地方党的组织、政权机关和地方武装；大力加修井冈山各哨口的工事。 3、红四军进军赣南的决策——柏露会议1929年1月4日，红四军前委书记毛泽东，在宁冈县柏露村召集前委、湘赣边特委、红四军军委、红五军军委和边界各县党组织负责人共60余人，举行联席会议(即柏露会议)，会议传达讨论了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决议案，接着，对如何打破湘赣敌军第三次“会剿”的作战方针和部署，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会上，毛泽东正确地分析了形势，指出：
柏露会议经过三天多的讨论，最后作出决议：
会议还决定红四军和红五军合编，红五军主力暂编为红四军第三十团，彭德怀为四军副军长兼三十团团长。  在会议讨论这一方案时，红五军内部意见并不一致，他们的理由是：
在这重大抉择面前，彭德怀、滕代远等领导人，顾全大局，说服大家，“为了照顾全局使红四军摆脱当时面临的困难，自愿的承担了前委给予的任务，并且准备必要的牺牲，因而坚决的执行了红四军前委的决定。' 1929年1月10日，红四军军直，第二十八、第三十一团开始集结。出发前，毛泽东为红四军拟写了《红军第四军司令部布告》。 这个布告实际上是红军的宣言书，它以简洁的语言，深刻揭露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罪恶，向广大群众说明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和任务，同时深刻地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斗争目标和对各阶级的政策，并号召中国工农为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而奋斗。  1929年1月14日，毛泽东、朱德、陈毅率领红四军主力约4000人，从井冈山的茨坪、小行洲出发，经大汾、营前、左安南进，开始了向赣南的进军。 4、大柏地战斗红四军向赣南挺进的行动，打乱了国民党军阀部队的“会剿”部署，湘赣“会剿”总指挥部急令已进到遂川和资兴的第一和第五路“会剿”军共3个旅，以及增调驻赣州的第十五旅(刘士毅旅)，在李文彬的统一指挥下，追击红四军主力。 1月28日，红四军与赣军3个团战于大庾，因当地无群众组织，事前不知敌人向我进攻。以致仓促应战，加之兵力又未能全数集中，因而此战失利。 红军遂引退折回粤边南雄界，取闽粤赣边界转至吉安、兴国一带，沿途皆两省交界，红军没有群众帮助，行军宿营侦探等事非常困难，敌人又采取轮班穷追政策，我军为摆脱敌人每日平均急行九十里以上，沿途经过山岭皆冰雪不化困苦加甚，复于平顶坳、崇仙圩、圳下、瑞金四地连战皆失利，枪械虽未有大的损失，但官兵经过三十日左右之长途行军已属难支，但皆能一致团结奋勇直前无怨言，从未发生叛变逃跑等事，此足以打破集团军事行动之空前记录。 在此严重形势下，红四军在大庾战斗后，进至闽粤赣三省交界的罗幅嶂山区，2月2日，红四军前委召开会议，就行动方向问题进行了讨论，为了配合保卫井冈山根据地的斗争，安置伤病员，以及找有党有群众的休息地，决定向宁都、兴国、吉安交界之东固前进，同那里的江西红军独立第二、第四团会合。  2月9日，红四军到达瑞金以北之大柏地。 这里是一个偏僻的山区小村镇，距瑞金城约60余里。从隘前、麻子把到大柏地是一个南北走向的狭谷，长约10余里，人烟稀少，高山耸立，草木丛生，地形复杂，一条小路逶迤在谷底之中，直达宁都，是一个理想的伏击阵地。这时，赣军第五师第十五旅的两个团，已尾追而来，红四军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发现敌军孤军深入，决定利用大柏地一带的有利地形，给敌以有力反击。 2月10日，红四军所属部队在大柏地附近谷地两侧设伏，当赣军刘士毅部的两个团进入红军伏击地域时，红四军一部从正面出敌不意发动攻击，以一部兵力绕到敌人侧背，断其退路，从当日下午开始至次日正午，经过昼夜激烈战斗，歼敌大部，俘敌团长以下800余人，残敌向赣州方向溃退。 
大柏地战斗，是红四军向赣南进军的第一个大胜利。 5、东固会师大柏地战斗胜利结束后，红四军挥师北进，乘胜于13日攻占宁都县城，随后，经黄陂、小布、君埠，于2月17日到达吉安之东固，与赣西特委领导的江西红军独立第二、第四团会合。 在东固，红四军进行了短期休整，毛泽东利用这个时间，召集干部会议，传达中共“六大”决议精神，组织红四军同红军独立第二、第四团互相交流经验。红四军前委还决定派毛泽覃等一批军事政治干部，参加东固地区的工作。 此后，红二、四团，在部队中健全和发展了党的组织，进一步加强了政治工作和群众工作，执行“三大任务”和“三大纪律，六项注意”，部队的军政素质都得到很大增强。 同时，红军第二、四团在东固地区创造的秘密武装割据的经验，也给四军前委很大的启发。使前委深感“在全国或一省的总起义以前，政权的形式和武装的组织大须讨论。 依两年来的经验在全国至少有一省用总暴动方法推翻统治阶级以前，小区域苏维埃政权公开的割据，是有害而无利的。如湘南醴陵，如平江如永新、莲花、遂川，不仅失掉群众，连党亦几乎失掉完了，不仅不能解决群众若干的经济痛苦，农村城市的经济基础一齐毁坏完了。” 后来，朱德在给东江特委的信中，也向他们介绍了这一经验。信中指出：
在东固，红四军休整约一周左右，得知井冈山根据地已经失守，同时，赣敌李文彬旅已迫不及待地追至东固，毛泽东、朱德遂决定到闽赣边界开展游击活动，于1929年2月25日，率红四军离开东固，经藤田、东韶、广昌、石城进抵瑞金之壬田。 3月上旬，向闽西挺进。这次红四军向赣南进军，不仅使红四军在撤离井冈山之后有了立足点，在艰苦转战中得以休整，恢复了生机，而且对推动赣西南的革命斗争和赣西南革命根据地的建立，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正文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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