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住院洽眼疾巧遇陶铸 区党委同意送我到延安学习,我高兴得恨不得立即长上翅膀飞向延安。但又一想:如果我不吱声就走,国民党特务一定很快就会警觉,这对于荆当远各公开活动点同志们的撤退是极其有害的。我必须在退却之前露露脸,还要煞有介事地告诉他们一声:我要走了!我想这样可以麻痹那些国民党特务。 于是我决定去鄂豫边界的老河口医院看望李文田副军长。 当我出现在李文田面前时,他感到十分意外。我说：听说军长住院，特来探望!他赶忙让座,客气地说:领你的盛情,谢谢你!我快好了, 快好了!客套几句后,我突然说:军长,我要离开这里了!为什么呀?他问。 我便把陶新畲在荆门对我的蜜横无理告诉他,我激动地说;“我们流亡青年凭着一腔爱国热忱,用自己微薄的力量,为军队为民众做些抗日事情, 这难道不对吗?怎么倒说我们是混来混去?陶新畲副主任去重庆受训前还口口声声感谢我们帮他运了军粮,解了军队燃眉之急。军长也知道,当时日本飞机怎么轰炸扫射,当时县政府又在哪里?!我们冒着生命危险下乡找来民 夫运军粮,为过往军队烧水做饭,恢复了市场,繁荣了经济,使荆门由一座死城变成了活城,这难道没有功劳反倒有罪吗?那么,这到底叫什么罪?我 们都是有血有肉有感情有学问的青年学生,你陶主任说翻脸就翻脸,我们实在受不了。中国之大,哪里不能抗日救国,为什么非要在这里忍气吞声受他的侮辱?!” 这都是憋在心里多时的话,所以说得滔滔不绝,痛快淋漓。 李文田问:“那你准备到哪里去?饭店又怎么办呢?” 我说:“先回湖南老家看看再说;饭店只能听其自然了。” 李文田顺水推舟地说:“离开也好,政治部那帮人总怀疑你们是共产党。” 我气愤地说:“共产党也是主张抗战打日本鬼子的。国共不是合作了吗?怎么上面讲合作,下面却要反共呢?我不是共产党,不怕他们搞我,但 这口怨气实在吞不下!” 李文田劝解道:“你们还年轻,对于社会上的事还不全懂。唉,世事险恶啊!” 我说:“就是有人不准我们抗日救亡呗!”说完,我请他多加保重,便告辞了。 我去找李文田并在他面前装出一副又怨又恨的样子,是为表明我是被气走的,走得光明正大,这也是一次退却之前的进攻,以便让李文田把我离开 的消息传播出去,麻痹国民党特务,掩护我们的同志安全向农村转移。 因为这些天我跑路太多,过分劳累,加上天气又热,日晒雨淋,所以突然害起眼病来,眼珠痛得厉害,日夜不能人眠。回到襄樊住了几天医院,天 天只滴眼药水,病情却越发重了。我正不知如何是好时,陶铸来了。 他也是来住院的。他去随县的鄂中专员公署参加抗敌工作委员会的会议 (他是委员会的顾问),散会后反共专员石毓灵企图扣押他向国民党邀功，并已将他软禁了一天。因附近有我们的部队,姓石的思前想后最终没敢动 手,只好改为礼送出境。所以,陶铸便来到了襄樊,组织上安排他住进了教会医院。 我的眼睛医院治不好,陶铸一时又回不了鄂中,为安全起见,经地方同志介绍我们又离开襄樊,到四五十里外的一个叫黄龙档的村子住下。 这时我的眼睛已成灰白色,终日钻心地痛,三步以外就看不清人的五官,快要瞎了。有人介绍了一位中医,说是会治眼病,于是我们便雇人用轿子从50里外把他抬来。他看了我的眼睛,也不说我害的是什么眼疾,只叨叨着“很严重,很严重!”他从挂在身上的小铜罐里倒出些药粉,撒在捣碎的 葱白上,敷在我两眼上方的额头上,又用“太阳膏药”贴在上面加以固定, 同时开了剂中药让我服。不料只一天,我眼珠的疼痛就大为减轻。如是又过五天,眼睛竟然不痛了,视力也恢复了一些,只是模糊不清,一件东西能看出两三件来。然而,医生不能久留,我们只好把他送走,自己住在村里慢慢养病。 我们与房东老太合住一间大屋,我们睡的竹床宽不到三尺,老太太睡自己的木床,通讯员则睡在隔壁临时搭起的小铺上。 老太太清早下地,天黑才回来,通讯员则每天要走很远,去送信、买药、买菜。因此,服侍我的事全由陶铸一人承担。他天天为我煮饭做菜熬 药,照顾得十分仔细周到。有一次通讯员把换下来的衣服放在脸盆里泡了一天多,陶铸也帮他洗好晒干了。 陶铸在黄龙档陪我住了半个月,就又准备绕道返回鄂中了。 这时,有位同志介绍说宜昌有一个眼科门诊,据说不错,建议我去宜昌治疗。我寻思,若瞎了眼,也是一大不幸,不如趁当前没有工作担子,去治 一治。而且宜昌也有住处:荆门合作饭店有位青年叫陈鸿儒,就是宜昌人, 他也是汤池训练班的学生,现在已转入荆门南区农村工作。于是我决定前往宜昌。 我比陶铸先走一步。他送了我十几里路,一直送到襄樊至荆门的公路上、才返回黄龙档,然后便去了鄂中。 我到宜昌后,就住在陈鸿儒家,每天到眼科门诊做治疗。 治疗的方法很奇特。一个小砚池,一块拇指大的药石,一根玻璃棒,用药石蘸水在砚池中磨,再用玻璃棒蘸上磨出的药浆往眼睛里涂,每天三、四 次。说来也怪,这么治却很有效,几天时间眼球的颜色就基本恢复了正常, 视力也逐渐好转。我再一次亲身体会到了祖国民间医学的神奇。 平林店被扣 在宜昌治疗20多天后,我又来到了荆门。 这时荆门的情况已经大变:军民合作饭店已关门,门上贴着县政府的封条,街上很冷清。我知道此刻我的处境已很危险,现在荆门已没有第33集团军的部队驻扎,只留下一个兵站,而国民党的三青团、童子军又猖獗起来了,我必须得想个办法才是。 于是我便去见兵站站长。兵站站长属营级,部队一走,一个营级军官在县里就算高官,就可以呼风唤雨了。这个站长与我素有来往,那张“准予搭车”的名片就是他给我的。 他见到我时有些吃惊,听说我是从宜昌治眼病刚回来的,倒也算客气。 我说:“怎么饭店被县政府贴了封条?饭店的人都到哪儿去了?请问站长知道什么消息?” 他回答;“这些我都不知道。只是听到街上有人议论,有说你们是共产党的,有说国难时期政府不该这样对待老百姓的,也有说你们做了不少好 事,疏通了城乡贸易往来,要不然荆门如今没这么兴旺的……” 我说:“正是。荆门被轰炸,县政府的先生们躲的躲、溜的溜,现在却耀武扬威,取缔我们的饭店,这叫什么事儿?我们开军民合作饭店,宣传抗 日救国难道错了吗?前线国军不都在抗日战场上浴血奋战吗?你们兵站不也在为前线打鬼子而日夜操劳吗?县政府封了我们的门,封不了我们的心,这里不留人,自有留人处!” 我又说:“今天我是特来拜见你的,感谢你对我们军民合作事业的热情支持。同时也来辞行,我现在就去襄樊,然后回湖南去。”说完我就告辞出来,朝通往襄樊的大路上走了。 我去见兵站站长的目的,一是要给三青团、童子军造成一种印象:我与兵站仍有良好关系,使他们不敢立即向我下手(有两三个三青团的人,见我 在兵站站长那儿,探头瞧了一下就走了);二是让三青团知道我是离开荆门到湖南去,避免他们在荆门一带追究我的下落,给其他同志造成威胁;三是表明我不怕恐吓,光明磊落,还是个横冲直撞的热血青年,使三青团的人仍然摸不准我的真实身份。 我去宜昌前,鄂西北区党委已经重新配备了荆当远中心县委的领导班子,刘真、张清华、吴云鹏、马某某等同志的工作仍如从前,未作变动。 我离开荆门,并未去襄樊,而是去了枣阳地区的平林店。这是我与陶铸在黄龙档分手时约定的等他信件的地点。 平林店是一个小镇子,有天主教堂,第22集团军的特工队通讯站就设在教堂里。这个特工队是由我们地下党的郑绍文负责的。 第22集团军来自四川,它不是蒋介石的嫡系而属杂牌军,所以一直受歧视,待遇较差,司令官孙震也与蒋介石有矛盾。 我党在第22集团军较广泛地开展了统战工作,还派了一些同志打人一些要害部门,郑绍文就是其中之一。他所领导的通讯站实际是我党的交通联络站, 除做饭的厨师外从站长到工作人员不是党内同志就是革命青年。通讯站的大印、招牌直到信封、信纸则都是第22集团军直接发的。 去平林店,记得走了一段水路,可能是在宜城下的船。途中有一段小插曲,还挺有趣儿。 那是一条只能容纳两三个人的小船, 我在船头坐着,看着两岸风光。不久后面来了一只同样的小船,船头上坐有两个国民党土兵模样的人,两船同时走，且渐走渐近,也不知怎么回事,当时突然冒出一个逗他们耍耍的念头。于是我故意拿出一个小本子,东张张西望望,然后低下头写些古 诗（本子上原来就有几页记着些购物的账目,也是为了骗特务事先就写上的）。 这以后,那只船就一直若即若离地跟在我们后面,我只当没看见,照样抬头四顾,低头写诗。最后,他们终于靠过来了,还上了我们的船。我当 时穿的是黄色的类似童子军的上装,胸前佩戴着棉业改良所的牌子。他们客气地问我:“写的是什么?”我抬起头来好像刚刚发现他们,笑着说:“ 哦,抄一些旧诗玩!”说着顺手把本子递给他们:“请多指教!”一个士兵接过本子翻了一下,立即满面堆笑地说:“小姐能写诗,真有学问!”他看了眼我胸前的牌子,再不敢盘问,只说:“见你在船上张望,还以为你在画地图呢!误会,误会,真对不起!”说着就回自己船上去了。 我到达平林店的天主教堂已是下午了,这里是事先约定的接头地点,平林店通讯站也早知我要去,只是互不认识罢了。做过一番自我介绍之后,我就在教堂里住下了。同在教堂住的还有中共随(县)枣(阳)地委组织部部长唐韬默和他妻子冯珍。 不料,第二天早上大约8点多钟,进来几个穿便衣的,要站长和唐韬默随他们去枣阳城的军部,说这个通讯站很值得怀疑,又要把我和冯珍带去见 什么黄高参。 站长(已不记其名)分辩道:“我们有军部委任的印章和证件,你们怀疑什么?”说着把公章和证件都取了出来。两个便衣看后说:“还是去军部吧,你们自己当面去讲清楚!”于是他们便随便衣去了枣阳。 我与冯珍被带到距平林店两三里外一个村子的黄高参那里,并被告知: 须在这里住下,等去枣阳的人回来才能走。 这是一座大宅院,主房住着黄高参。他表面上很客气,同我们谈天说地,拉东扯西,但可以看出他实际上是想套我们的底。 他说他夫人是高中学生,北伐战争时的共青团员,现在四川教书。他吹嘘说,他曾看过许多马列主义的书,他并不反对共产主义,但认为，共产主义不合中国的国情。他还抱怨说,高参没啥搞头,不过是块空牌子,等等。 我想我们还是少说为佳,所以只是静静地听他讲。 黄高参又问我们是不是大学生,籍贯哪里。我说:“冯女士是北平的大学生,流亡来的;我籍贯湖南,因祖父在福州经营盐务,所以家也迁往福州,我是福州学院的学生。” 其实这一半是蒙他的瞎话。我在福州工作多年,福州话讲得相当好,而福州学院的情形也基本了解,所以即使他有所盘问也不致出现漏洞。不过冯倒真是“中国大学”出来的,所以她听我介绍她是大学生时吓了一跳,脸唰地白了、忙说:“我不是大学生!”听了她的辩白,我笑起来了,高参也笑了。 回到房里,冯珍怪我,说不该讲她是大学生。我告诉她,在这种势利人面前就是要把自己的身份提高些。 中午与晚上两餐黄高参都同我们一起吃饭,晚上我们就睡在厢房里一户佃农的床上。第二天,这位佃农悄悄告诉我们:地委叫我们不要着急,已派人去枣阳打探情况了。原来,这位佃农恰好是我们的地下党员,真是无巧不成书。 又过了一天,唐韬默与通讯站长安然回到了平林店,我与冯珍便也离开了黄高参的家。 唐韬默说了他们的经历:他们被带到军部后一直在门卫的房子里等候, 直到晚上10点也没人理睬,也不给饭吃。11点多了,一位像是副官模样的人满脸堆笑地走进来,拱手说道:“对不起,对不起,把你们请来纯属误会, 下面的人不了解情况,害你们跑了这么多冤枉路!”说完,他立即叫人端茶备饭,领往旅馆住宿,并说:“明天就请二位听便回去。”下面的人原来都板着面孔,一下子又低眉顺眼,唯唯诺诺起来。第二天他们便自由了。 事后,见到随枣地委书记顾大椿时,我问他:“怎么抓人时严重得不得了,放人又那么随便呢?’ 顾大椿说:“由于这里不是蒋介石嫡系部队防区,军队中又有我们地下党组织,因此我们一些同志来此工作便不大注意秘密工作的原则。组织部部长唐韬默夫妇常到通讯站住,就有这个毛病。前几天他写了一封信给鄂中区党委杨学诚,没有寄出就同自己的笔记一起放进挂包里,挂包就随意挂在了通讯站的住房里。不料通讯站来往的人很多,结果挂包被特务偷翻了,从而 暴露了共产党员的身份,还牵连了通讯站的地下党,这样就把人抓了。” “那怎么又放了呢?”我仍然一知半解。平林店被扣押事件的来龙去脉,直到三十四年 之后我才从当事人那儿听到详情。 那是1973年,曾在第22集团军司令部任过职的地下党员胡春甫从四川来京住在中组部招待所(当时他任省委统战部部长),听说我也在招待所,便来看我。 谈话中我问及平林店被扣的事,他说了以下情况:平林店便衣侦探打到司令部的电话是他接的,他没有立即向上汇报,而是要便衣先把人送来司令部,随后又立即与地下党的同志商量对策。大家认为,要充分利用国民党军队嫡系与非嫡系的矛盾,抓住通讯站是第22集团军直属机构,公章与一切证件都由军部发放这一要害问题做足文章,全力营救被扣同志。这样我们便在军部上下散布这些话,并立即起了作用。加之当时虽然国共间有“摩擦”,但对于公然抓 捕共产党,第22集团军还有许多顾虑。所以,唐韬默等人被扣并送来司令部的事,军部一直不敢张扬。接着我们又把便衣找来,告诉他们:“通讯站的公章和证件都是司令部正式颁发的,把通讯站的人当共产党抓,不是给自己脸上抹 屎吗?国共合作怎么搞,下面不清楚,你们不要造次!”这样就把人放了。 这事发生之后,顾大椿便将我转移到20里外高家村的一个小学校里。小学已放暑假,空无一人。不多天,我收到了陶铸来信,要我就地等他一起去 延安。于是我便等他,却一直不见他来,心里自然很着急。一直等了半个多月,才又收到他的信,说暂时走不开了,要我自己先去延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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