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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盛医药：做中国自己的全球原创新药 “展望2035年，我国医药工业实力将实现整体跃升；创新驱动发展格局全面形成，原创新药和'领跑’产品增多，成为世界医药创新重要源头。”——《“十四五”医药工业发展规划》为未来五年医药工业提出发展蓝图。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生物医药产业愈发受到各国的重视，我国的生物医药产业也在向高质量发展迈进当中。  亚盛医药董事长、CEO杨大俊博士接受采访。王锐 摄 中国本土原创新药发展迅速 我国用二十年左右的时间把创新药产业从空白做到了快速崛起，药品管理制度逐渐与国际接轨，更多国外新药进入中国市场，同时，中国本土原创新药的发展迅速，并开始走向国际，填补市场空白。 据专家介绍，现在全世界每年研发上市的1类新药数量大约为几十个，中国现可达到十几、二十几个，在全球已占据相当的份额。“十三五”期间，我国在研新药数量跃居全球第二位，1000余个新药申报临床，47个国产创新药获批上市，较“十二五”翻一番。 但是，由于基础研究薄弱、自主创新能力弱，很多创业、投资者避而选择风险低的“me too”“me better”路线，原始的创新薄弱逐渐暴露。 “国内很多做'me too’或者低风险、内卷的靶点创新，成本不高，价格也只是国外的二十分之一、三十分之一。大家都去做低风险的创新有两个问题，第一，并不真正解决市场上的需求；第二，后续商业化的风险就更大了，做的企业很多，导致价格战。”业内人士说。 中科院院士陈凯先曾说，我国药物研发在某些方面存在着过度重复和拥挤的现象，一方面是因为自主创新能力不足，所以只能对国外成功上市或处于临床阶段的、有一定前景的项目快速跟进，这样就会出现成熟赛道上大家比较拥挤的情况；另一方面投资机构也总是希望所投项目风险较小、回报周期短，比如国外同类产品已进入临床，跟进的研发成功的概率就更高，这也是加剧一些领域过度拥挤的因素之一，现在的研发拥挤将来就可能变成市场拥挤。 针对现阶段中国创新药跟跑多，领跑少，资本青睐风险低、同质化高项目的情况，陈凯先院士提出，创新药还是要“以临床价值为导向，以患者需求为核心”，我国的创新药研发水平已提升到一个新高度，是时候也有条件把我们的创新药研发向上游发展、向原创发展，关注从“0”到“1”的突破。 学医出身的杨大俊早在1986年赴美国深造，并获得博士学位，而美国的生物医药恰恰是上世纪80年代才起步的，他经历了这个产业发展的最前沿。 杨大俊说，“最强烈的感受是，想把在美国学成的知识和技术带回中国，做中国自己的全球原创新药。”抱着这样的初衷，2005年回国创业的杨大俊从一开始就把公司定位于做全球性的创新药。 经过多年的艰辛历程，公司首个上市的原创新药——耐立克打破了中国携T3151突变耐药慢性髓细胞白血病（CML）患者无药可医的现状，并有望填补全球CML治疗领域未被完全满足的临床需求。 目前，公司是全球拥有覆盖3条关键细胞凋亡通道（Bcl-2、IAP、MDM2-p53）的新药研发管线的公司，有8个原创1类新药正在国内外开展50多项I/II期临床试验。 《“十四五”医药工业发展规划》中指出，新发展阶段对医药工业提出更高要求：技术创新方面，前沿领域原始创新能力不足，产学研医协同创新体制机制仍需完善，行业增长急需培育壮大创新动能。形成一批研发生产全球化布局、国际销售比重高的大型制药公司。  亚盛医药企业历程。图片由亚盛医药 提供 高质量发展亟待更良好的生态环境 一个创新药从研发到患者手中，要经历药监部门审批上市，经过价格谈判进入医保，进入医院，再由医生开给患者。其中，新药从研发到审批上市平均需要10年左右的周期，进入医保最快需要6到18个月。 2015年以来，国家药监局以解决审评积压为突破口，开展了包括核查药品临床试验数据，提高审批标准，简化审批程序，实行上市许可持有人制度，推进仿制药疗效一致性评价，加强以临床为核心的审批能力建设，建立药品专利补偿和链接制度等一系列改革，并加入了ICH（国际人用药品注册技术协调会）。 “我们赶上了好时代，2015年开始的一系列药政改革，使我们享受到了政策上的鼓励创新。以亚盛医药的'耐立克’为例，从临床立项到最后批准花了8年时间，是比较快速的了。”杨大俊说。 而创新药历经长周期、高风险终于实现获批上市之后，如何让患者更好地获益、提高可及性，还面临着新的挑战。定价与支付都是其中的重要因素。 杨大俊表示，生物医药创新药的发展依赖“三级火箭”，第一级“火箭”是政府支持，第二级是资本助力；最关键的是市场，才能把“卫星”送上天。市场意味着首先有临床需求，其次要有合理的定价体系，才能对前期巨大投入产生合理的回报，以形成这个产业长期正循环发展。为了鼓励创新，应该给创新药合理的定价，高风险如果没有相应的回报，行业难以形成良性循环、保持创新动力而无法持续发展。 另外值得关注的是，随着中国的全球原创新药越来越多，如果定价太低，会影响后续在全球市场的推广。现在除了欧美和日本是自主定价之外，很多国家的定价是以首个上市国家的定价做参考。实际上，中国做出原创新药，花的时间和成本并不低于美国，上市后，如果价格是美国的二十分之一甚至更低，就失去了长久的竞争力；所以，《“十四五”医药工业发展规划》中明确指出，要健全新药价格形成机制。 围绕支付端的讨论也是行业的焦点。“以保基本为目标的医保政策，与现在正在爬坡的中国医药创新的相融性还存在一些问题。”中国医药创新促进会执行会长宋瑞霖曾公开表示，国产医药创新生态环境的优化要有全链条的思考，要建立一个独立的创新药评估体系，给予创新更多发展空间。 “在国家医保之外，可以通过多元化的支付手段来保证患者临床医疗的需求，包括惠民保、地方补充医保等，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商业保险，目前商保的规模较小，覆盖面较低。”杨大俊表示。 事实上，《“十四五”医药工业发展规划》在提到推动创新药产业化与应用中明确指出，大力发展商业健康保险，依法依规推动健康数据获取与利用，鼓励将医疗新技术、新药品、新器械纳入保障范围，促进创新产品的市场化应用。这正是业界的期待，期待多部门能紧密配合、协同发展，为创新药行业发展打造更良好的生态环境，并探索药品支付的多层次保障体系，全面提升创新药品的可及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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