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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释行海及其《雪岑和尚续集》考论* 巢彦婷 南宋诗僧释行海，号雪岑，浙江剡溪（今浙江嵊县）人，主要活动于理宗淳祐至度宗咸淳年间。行海一生作诗甚多，然原集已佚，今存《雪岑和尚续集》二卷。《雪岑和尚续集》（以下简称《续集》）为林希逸所编行海诗选本，我国仅存抄本一部，藏于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全宋诗》用为底本）。日本则存有五山版二部，分藏日本宫内厅书陵部及京都建仁寺两足院；还有江户时代宽文五年（1665）刊本数种行世。《全宋诗》编纂时已利用江户刊本修订文字，其后又有学者注意到五山版并加以研究利用。[1]而关于释行海本人生平与诗歌写作、《续集》的编选刊刻与流传、此书本身之文学与文化价值，则皆尚有未明之处，值得进一步探讨。 一、负笈而游，择人而依：行海的生平及交游活动 行海的相关资料极少，其人生平主要见于《续集》中行海咸淳七年（1271）自序以及林希逸所作的跋文。与此同时，《续集》中的诗题和诗歌本文也有助于了解行海的经历。卷上组诗《癸酉春侨居无为寺归云阁以十五游方今五十为题信笔十首终在五首》，[2]“癸酉”为咸淳九年（1273），此年行海五十岁。李国玲据此考得行海应生于嘉定十七年（1224），咸淳九年（1273）五十岁以后卒。[3]然行海年寿不止于此，另有释教文献可予参证。黄溍《四明干符寺观主容公塔铭》叙普容生平： 年十有四，出家于里之屿山。又十有三年，祝发于杭之昭庆。明年，受具戒于明之开元。依碧溪闻公于明之延庆、杭之集庆者，久之，从石林介公归延庆，得止观法门于桐溪济公。既历四行，雪岑海公为升座说偈，因以主观事。[4] 普容卒于延祐七年（1320），春秋七十，故应生于1251年，1264年出家，1277年落发，1278年受具戒。此后普容住锡多寺，又聆听行海升座说偈。故而行海至少在1278年时仍在世，入元后还生活了一段时间。《续集》中一部分诗亦作于宋亡之后。如卷下《湖上感春》： 西湖二月好笙歌，游女游郎半插花。忽对春风怀故国，不知新燕入谁家。 此诗的后两句应是在宋亡后怀念故国，发兴亡之慨。 行海早年出家，为天台宗二十三祖佛光法照（1185-1273）法嗣（志盘《佛祖统纪》卷十八）。行海曾住锡南宋教院五山之钱塘（今杭州）上天竺寺（《续集》卷上《寓归云阁怀上竺听雨斋馨果二友》），淳祐十一年（1251）作《辛亥别湖上诸友》诗，咸淳三年（1267）四十四岁时奉檄住嘉兴先福寺（《续集》卷上《丁卯秋八月奉檄住嘉兴先福寺》）。其游踪主要在江浙一带，亦可能到过湖南、江西等地。[5]物初大观作有《送海雪岑东归序》，记述了与行海的相遇和送别经过： 一同人来前，或指以谓予曰：“此性具学者，会稽海雪岑也。探本宗余，喜吟事。”又云：“海不苟于去就，意有所不可，虽挽不留。”予方疑之，海曰：“负笈而游，择人而依，夜灯晓窗，冲栋汗牛，此吾所当勉。古也徇道，今也徇名。栀蜡谀闻，腾驾肤说，而又宴安易溺，器小易盈，昏昏而附者喜，昭昭而疏者忌。吁！吾何求哉？吾将携故书，返故庐，息意杜门，与同志者静而求之，何如？”予曰：“道系时，时系人，不可诬也。……党与于是乎成，诟厉于是乎起。往往阶之为祸，而何道之求？凡此者，方今之通患也。能自拔于党与、诟厉之外，疾走而避之，知几守正者之事。……子其归乎。归而求之有余师，吾庐可乐，吾志可励，穷源讨微，不厌不止，不彻不已。出处何常之有？吾恐会稽不能为子久留。若夫吟事，则寓乐之具，非吾所当专也。”（《物初剩语》卷十一） 行海自序所署之“剡溪”隶属于会稽，文中称其为“会稽海雪岑”十分自然。卞东波指出“性具学者”之性具学说正为天台宗教义，[6]但雪岑亦“探本宗余”，旁涉其他佛教宗派之理论学说。《续集》卷上《归剡》五首与大观《送海雪岑东归序》较为吻合，可能即作于此次东归之后。 陈著（1214-1297）有《寄南湖主人海雪岑》诗，亦可为行海生平之参证： 别雪岑翁不记年，翁今来管四明天。看翁卷起南湖浪，洗尽浮尘结净缘。[7] 陈著为鄞县（今浙江宁波）人，宝祐四年（1256）进士，宋亡后隐居于四明山中。[8]行海可能于南宋灭亡后来到四明隐居，并以当地的南湖为号。 行海遍历各地，交游广阔，颇有诗名。作为佛子，他交往最多的还是佛门中人，且并无禅、教之碍，与禅宗禅师亦有交往。《续集》中提及僧人有宁雪矶、无作上人、清上人、隆上人、云太虚禅师、秋谷兰上人等，但多名不甚著，生平难以查考。行海交往的诗僧有昭樵屋（有《樵屋吟稿》）、俊癯翁等，最著名的是释文珦。卷上《怀珦潜山》： 楚雨吴烟动客思，江梅发后失归期。传来踪迹浑无定，飘泊情怀已可知。鼓角每惊多事日，莺花空度少年时。与君如此长相别，苦乐同心更有谁。 释文珦，号潜山，生于1210年，是行海的前辈。释文珦早岁在杭州出家，游历多地后又归于杭州。“传来踪迹浑无定”，指释文珦行旅各地，漂泊不定；而颈联上句提到国家多事，下句回忆早年论交经历，确是情真意切的怀人之作。 除与佛门中人往来以外，行海亦与当时江湖诗人过从甚密，从其诗作中可以略窥一斑。他自身的生活状态亦是“择人而依”，容易与同样漂泊的中下层文人产生共鸣。如卷下《悼许梅屋》： 相伴梅花过一生，月香水影是肝肠。如今梅坏先生死，屋外春风吹夕阳。 许棐，号梅屋。行海以梅悼之，写其生平风骨，甚为痛切。 又如卷下《湖上怀周汶阳》： 看了梅花看柳条，可怜斜日照蓬蒿。踏歌社里人无数，谁伴春风醉碧桃。 周弼，祖籍山东汶阳，1194年生，后期江湖派代表人物之一，卒于宝祐五年（1257）以前。行海与其论交，至迟在此之前。“湖上”谓西湖，行海有《辛亥春别湖上诸友》诗，此后又有《湖上送志道归金华》、《湖上怀同少野》，可见西湖为其作诗交友的重要场所。 又如卷上《留别陈藏一》： 君住江西我浙东，偶然相识在吴中。知名彼此非今日，爱客情怀有古风。历数山川游已徧，苦吟风月趣还同。不须惜我匆匆别，约在天街看菊丛。 陈郁（1184-1275），号藏一，是当时的文坛前辈。陈郁为江西崇仁人，行海为浙东人。二人“偶然相识在吴中”，但早已互相知名。 再如卷上《赠叶苔矶》： 养竹栽花住玉京，已将功业付闲情。太平世上无豪杰，大雅场中有老成。白日长思泉石趣，青楼空沸管弦声。冷观人事如棋局，谁肯忘机过一生。 叶元素，号苔矶，是一位奔走豪门干谒的江湖诗人。观行海此诗用语，似作于初见之时。诗僧与江湖诗人的社会身份和生平遭际颇有共通之处，因而诗歌唱和与现实交往皆较为频繁，容易产生共鸣。[9] 行海唱和的对象还包括为数不少的官僚士大夫。林希逸集中就有与行海唱和的诗歌。《续集》卷上有《和汤秘书见寄韵》，汤秘书为汤汉，以气节著称，为当时名臣。而《次徐相公韵十首》，更是一次与徐清叟、赵崇嶓、朱继芳、冯去非等朝中官员的大型唱和。其中徐清叟曾任参知政事，身份尊贵。由此可见，行海的交游范围十分广阔。友人中既有诗坛宿耄，亦有同侪、后辈；既有同为僧人的诗友，亦有江湖谒客和高官显宦。 值得注意的是，南宋中后期诗人大多处于庞大复杂的交际网络之中，行海的诗友亦往往彼此间有着密切的联系。行海与之唱和的叶元素，陈郁《藏一话腴》中对他评价很高，而陈郁亦曾与行海唱和。叶元素与柴望为文字交，淳祐六年（1246）柴望因上《丙丁龟鉴》放归田里，叶元素与朱继芳、赵崇嶓、曾原一、周弼、黄载、翁孟寅、郑震等赋诗为别。这其中的朱继芳、赵崇嶓、周弼，行海皆曾与之唱和。赵崇嶓与释文珦亦有交往，两人都曾与行海唱和。行海的见知于世，应主要出于诗友间的互相推扬引荐。
二、《雪岑和尚续集》的编选与流传 行海之诗颇有成就，得到了当日士大夫的普遍认可。五山版《续集》卷末林希逸跋言其长子林泳“改官后，自京师携其一小集归闽，数过起予者多”，可见行海之诗在都城临安已有结集流传。 林泳字太渊，别号方寮，为宝祐元年（1253）进士。宋制，选人磨勘改京朝官，初任须入知县。[10]林泳咸淳四年（1268）知安溪县，[11]应即是自选人改官，其时林希逸已76岁。此前，景定四年（1263），林希逸“授中大夫兼国子司业，去国，提举玉局观，郊恩封福清县开国男”；咸淳元年（1265），“除直宝文阁、湖南运判，提举冲祐观”；咸淳四年，“再祠”[12]。按宋代祠禄官制度，林希逸早在景定四年就已回到家乡福清。林泳改官所任的安溪县正在闽中，亦与跋中“改官后，自京师携其一小集归闽”之语相合。综上，林泳应当是在咸淳四年改官回乡时，将行海的诗歌小集带给了林希逸。 被贬里居的林希逸读到行海的诗歌，颇为赞赏，认为“数过，起予者多”。五山版《续集》林希逸跋尾又称“盖喜余儿能择交于方外云尔”，欣慰于林泳与行海的交游。林希逸还作有《题僧雪岑诗》：“本自无须学捻须，此于止观事何如。诗家格怕无僧字，圣处吟须读佛书。得趣藕花山下去，逃名枯木众中居。早梅咏得师谁是，见郑都官却问渠。”[13]此诗以“止观”点出行海天台宗之宗脉，又突出其善写梅花诗。 咸淳五年（1268），77岁的林希逸入朝，除秘书监兼侍讲。王洧在此时拜访林希逸，“亦盛称其能诗，不在惠休、灵彻下”。王洧藏有行海诗更完整的集子，林希逸于是“因仙麓（王洧）得借其全编，常置于几案间。有暇必详味之，又随予所喜而选摘之”（五山版《续集》林希逸跋）。咸淳六年（1270），林希逸“兼权直学士院造朝，除起居郎兴祠，除秘阁修撰”,又“提举冲祐观”（林泳《林希逸墓志铭》）。短暂地担任起居舍人，很快又被罢免。跋中称“未及尽卷，适拜起居舍人之命，寻又斥去，故此选才得二百余首”，可见林希逸编选行海诗，正在咸淳五年至六年间。林希逸回乡之前，将所选的行海诗又交给了王洧，并希望自己日后能够续选，完成行海诗选集的编纂。林希逸的题跋，应也作于咸淳六年。可惜的是，回乡次年林希逸就因病去世于家中，享年79岁。这一工作最终没有在他的手中完成。 行海在诗集自序中称其诗创作时间的起迄为“自淳祐甲辰到今咸淳庚午”，即1244年至1270年。行海的这篇自序，亦作于1270年。此时林希逸正在编选行海诗。林希逸在编选行海诗时，可能与行海有所交流。然而，《续集》中还有《壬申春寓旧馆偃山房有感而作》与《癸酉春侨居无为寺归云阁以十五游方今五十为题信笔十首终在五首》等诗。前者作于咸淳八年（1272），后者作于咸淳九年（1273），此时林希逸已去世，距行海作序亦已过两三年，这些诗显是后来编入的。《续集》应基本成于林希逸之手，在他去世后又经过他人增补，而非学界以往认为的由林希逸一人编定。林希逸跋中称“两百余首”，《续集》存诗311首，增补篇幅大约数十首。增补者可能是林希逸托付的王洧，可能是林希逸之子林泳，亦可能是刊刻《续集》的书商。 行海之诗在1270年曾经过他自己的修订，自序中称“旋已删去太半，以所存者类而成集”。行海本人所编的是一部分类诗集，从《续集》中仍能看出类编的痕迹。如卷上开篇二十余首皆为送行诗，之后依次为寄赠、怀人等主题；卷下开端则为连续多首咏物诗。《续集》选诗时，可能保留了行海自编诗集原本的类编次序。就诗歌体裁而言，卷上纯为七律，卷下以七绝为主，杂有数首五绝。卷上、卷下的体裁之别，显属设计。 《续集》有诗311首，卞东波又从日本江西龙派《新选分类集诸家诗卷》中辑出一首行海佚诗《桃源图》[14]： 淡烟深处是谁家，着意来寻路更赊。五百年来一残梦，赚人图上看桃花。（《新选·画图》） 此诗不见于我国抄本，亦不见于五山版与江户刊本。从《雪岑和尚续集》这一题名来看，此前可能有正集。此诗可能是正集中的一首，亦可能为未选入的集外诗。 《续集》之流传海外，很可能为日本入南宋求法僧之功。日本模仿南宋五山建立了彼邦之五山，日本五山诗僧来往两国间求法传道，在南宋诗僧诗文的刊刻、保存与流传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行海之师佛光法照即曾为日本求法僧授业。“延庆、海顺二法师自日本来听讲所作《读教记》，绘师像归国。”[15]日本僧人从中国携归大量佛教经典与僧人文集，《续集》可能就是由他们带到日本。行海诗明白晓畅，毫不滞涩，又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很容易为日本读者所喜爱。先于五山时期刊刻，又在江户时代宽文五年（1665）由藤田六兵卫与饭田忠兵卫分别刊行。藤原惺窝（1561-1619）作有《次韵雪岑元日代人》：“经记三风与十愆，山林花自笔头旋。诗脾清绝窗吹雪，不隔新年又故年。”（《惺窝先生文集》第五卷）则江户时期行海诗的多次刊刻，可能与藤原惺窝对行海诗的阅读与唱和有关。行海诗的忠孝主题，或恰与当时德川幕府提倡儒学的需求相适宜。
三、异与同：行海诗、僧诗、江湖诗 行海的生平经历与大部分江湖诗人相似，过着“负笈而游，择人而依”的生活。《续集》亦与江湖诗人的别集一样，留存着大量与他人的寄赠、唱和之作。但他的诗中并没有出现过江湖诗人常写的羁旅行役之苦，亦少见嗟贫叹病之悲。与一般意义上的江湖诗相比，行海诗的境界要来得阔大、超然。林希逸赞其“富赡而不窒，委曲而不涩滞，温润而酝藉，纯正而高远”，可谓切中肯綮。 行海诗不乏佳句，但亦如江湖诗人一样容易自我重复。行海惯用数字作对。《续集》有七律约一百五十首，其中三十多联以数字作对，句法构思亦多有相似之处。如《送石居上人归别业》：“一枕落花终夜雨，十年芳草故乡春”；《寄集庆寺瑞上人》：“一春箫鼓多成市，五色楼台半倚天。”《送希晋还云间》：“一帆风露官河晓，十月蒹葭雁碛寒。”行海虽不多用典，但所用典故多重出。表现修佛参禅时皆用“青灯”一词，计有十余处。又喜用诗经楚辞典故，且常以之属对。如《与中上人至云间话别》：“江乡雁过蒹葭冷，雨馆人分蟋蟀愁。”《时在临云寄虎溪侃直山》：“数树绿烟铺薜荔，半池红露泣芙蓉。”卷上《哭王秀岩》其二：“雨听蟋蟀成商调，露采芙蓉发楚歌。”诗经对诗经、楚辞对楚辞、诗经对楚辞皆有。相较之下，楚辞典更多。《洞微翁挽章》：“凄凉木末搴芙蓉。”《壬子七月》：“夕菊朝兰宛转歌。”卷下《梅》之一：“湘累不敢和离骚。”虽然现存《续集》并非行海诗的全貌，但仍可见其作诗习惯于一斑。行海诗之自我窠臼，可能因为作诗过多且有感必发，故而容易重复自己；亦可能因僧人读书范围有限，用典时选择余地有限，用典方式也较为浅易直露。 僧人是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其诗歌创作因社会身份、生活状态的相似而高度趋同。行海的诗与其他僧诗相比，至少有两个突出的特点。其一为突出的创作热情和高度的文学自觉，其二为诗歌中显著的文人化倾向。 行海诗作《雪岑诗集》原有“十二巨编，凡三千余首”，这一创作数量颇为惊人。目前存诗最多的诗僧为释文珦，其《潜山集》辑有945首诗（不包括偈颂赞铭等）。[16]这只是文珦创作的一部分，已足以超迈众僧。行海诗集之三千余首，在士大夫中亦为高产，在诗僧中更是一枝独秀。 行海作诗不仅数量多，体裁还极为广泛，自序中称“三四五六七言歌行谣操吟引词赋，众体粗备”。诗僧的创作多集中于五律、七绝等诗歌形式，如行海这般自觉地诗兼众体的情形极为少见。当时诗僧大量使用的俚俗口语，[17]在行海诗中亦难觅踪迹。然而由行海本人“删去太半”，又经过林希逸等编集的再次选择，目前已难以得见行海的多种诗体作品。但行海统计诗作数量时排除偈颂赞铭的做法，对诗作的精心保存和主动删汰，“类而成集”的编集方式，以及主动远离僧诗“白话化”、“口语化”趋势的诗歌语言追求，都体现出了高度的文学自觉。这在诗僧中是不多见的。 行海以喜好作诗而著称。物初大观的同伴已知其“喜吟事”，物初大观又以“若夫吟事，则寓乐之具，非吾所当专也”来对行海加以规劝。这一观点代表了僧人作诗所遭遇的合法性困境。行海本人亦于自序中表示：“余林下人，诗非所务，虽已体心于光景，而或技痒未忘，故于山颠水涯，风前月下，感情触典，形于永歌，亦一时蚓窍鸣耳。”在承认“诗非所务”的同时，将诗歌写作归因于感情触景之下的“技痒”，亦即创作的冲动。 同时，他亦在自序中提出了对诗歌的审美要求： 大篇短章之节，古近正变之体，每一首中，各有句法；每一句中，各有字面。气不腻于蔬笋，味不同于嚼蜡。其写景也真，不事妆点；其述情也实，不尚虚浮。其势若水流云行，无一点凝滞。读之使人意消。要皆合于六义，而又归之于思无邪，固非予所及也。 行海提出“句法”、“字面”，皆是对诗歌技艺的重视。他花了大量心力来“觅句”和锤炼诗歌语言。“句织天机字字难，冥搜长在寂寥间。”“世无苟取心何愧，句自冥搜貌任癯。”（《续集》卷上《言诗》《闲吟》）行海的作诗过程是极为认真艰苦的。而“气不腻于蔬笋，味不同于嚼蜡”，更是超脱于传统僧诗写作程序的自觉追求。最终归之于诗教，又体现出鲜明的儒家传统影响。 南宋诗僧在诗作中流露出爱国情怀的颇有其人。如北磵居简《哀三城并引》拟杜甫《悲陈陶》《悲青阪》，歌颂三城将士奋勇抗敌。又如淮海元肇《哀通城》，哀痛城破后民众之苦难。行海诗中亦不乏爱国之情，他的特点是写得极多、极频繁。如《丁未》： 独住云边旧草堂，恨无微力答吾皇。又惊烽火交丁未，暗惜山河到靖康。塞马病衔秋草白，乡兵泣对野花黄。年来喜报残金灭，歌舜歌尧入乐章。 《纪感》： 吴楚经年杀气凝，艰难国步涉春冰。义旗东下谁相似，誓楫中流我不能。水到南徐围铁瓮，山从北固抱金陵。捷音尚隔苍茫外，貂尾良弓足股肱。 《送用上人》其二： 归去人应问上都，飞蝗飞不到西湖。襄阳应有班师日，蠓蛄风传幙有乌。 此外，行海诗中还有大量关注宋军战况的内容。《庚午春作》其一：“相逢处处说干戈，又报天骄走渡河。”《天竺谢竹心陈通判见访》其一：“青琐玉堂殊有待，江淮何日可休兵。”《癸酉春侨居无为寺归云阁以十五游方今五十为题信笔十首终在五首》其二：“山林亦是吾君赐，日望官军荡白河。”其五：“周室黍离狼虎国，尧天花蔼凤凰城。”《秋日纪感》：“闻鸡击楫旧英雄，何处山河是洛中。”《送灵江住金华讲院》其四：“为报襄阳今日事，未应先向赤松游。”《送用上人》其二：“襄阳应有班师日，蠓蛄风传幙有乌。”《三月三日寒食》：“羽书未报江东捷，何日看花到洛阳。”行海如此频繁地提及战事、忧心国家，在诗僧群体乃至整个晚宋诗坛中都相当突出。 《续集》中，抒发爱国之情最集中、典型的是《次徐相公韵十首》，这是一组慷慨悲壮的唱和诗。行海在此诗序中说：“征伐之事，固非林下所当言，盖忠愤之心一也。”这组诗中，《老将》《老马》《少将》《少马》《出塞》《入塞》六首写边塞行军，“金镮辔上红缨乱，火印轮中白汗干”，“箙留响箭机心在，袍损团花血点干”,“逐北蹄奔胡雪滑，嘶边鬣耸朔风寒”，想象极为细腻，皆如身临其境。《刘锜》《岳飞》《李显忠》《魏胜》四首写中兴名将，为岳飞抱冤，字字如凝血泪。 行海在忧国之余，亦惦念着家人。如《即事》： 江上烽烟杂战尘，凤城风景可怜人。白头老母关情切，眼见莺花不是春。 写母亲担忧自己，亦是在写自己担忧母亲。行海诗中的忠、孝主题极为突出，林希逸因而激赏行海诗，称其“平淡处而涵理致，激切处而存忠孝”。这是行海诗与其他僧诗相比的独特之处。
四、余论 随着佛教中国化程度的加深与影响的扩大，渐渐出现了“文人居士化”与“佛徒儒士化”两种倾向。行海是“佛徒儒士化”的典型代表，其濡染儒家文化程度之深、作诗行事与士大夫相似度之高，在其所处的时代显得相当突出。行海有高涨的创作热情、高度的文学自觉、严肃认真的作诗态度，其诗歌中忠、孝主题的凸显亦引人瞩目。究其原因，当然可能出于行海的生平经历与个人性格，但由于文献阙失，难以进一步查考。 然则，行海诗歌的文人化倾向，是否可能与其出身天台宗有关？天台宗诗僧与禅宗诗僧不同，很早就开始文人化的生活方式，诗歌内容亦带有浓厚的世俗情调，常与士大夫交游酬唱、分题赋诗。[18]同时，天台宗教义、宗旨中对僧人从事文学创作的态度，亦或与禅宗为代表的其他佛教宗派有异。禅宗诗僧物初大观对行海“喜吟事”的劝诫，以及同行者对行海的态度，似可为一旁证。 在对诗僧的诗歌进行研究时，似当注意其所属的佛教宗派。中唐以后，禅宗大兴，论僧诗者往往统以“禅诗”统称僧诗。“禅”的意义在语境中发生了变化，而这一变化则可能带来误读。尽管南宋诗僧往往同时受到禅、教的影响，但忽略其出身宗派而统一以禅僧目之，则可能导致更多文学史细节的被遮蔽。而从个案出发，逐步厘清诗僧的宗派及其文学创作情况，应有助于南宋僧诗乃至江湖诗的研究。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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