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宗”黄元御和他的“圆运动”
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乙酉鸡年，那年春天直到初夏，康熙皇帝完成了第五次南巡。这一年，曹雪芹（生于10年后的1715年）的爷爷曹寅受命刊刻《全唐诗》，成为史上最好最完整的康版《全唐诗》。这一年的农历九月十八日晚上九时许，在山东昌邑城西郊黄家新郭村（现在的昌邑市地震局内）一黄姓书乡门第，一个男婴降生了，父亲黄钟为他起名玉路，字元御。由于世代诗书传乡，家庭教育和社会环境为我们的黄元御同学读书治学创造了十分优越的条件。黄元御从小胸怀大志，发愤功读，举为庠生后选入城里凤鸣书院就读。在城里，他到父亲南隅的书斋中阅读了诸子百家的各类书籍；与比他长五岁的堂兄黄德静，以及表兄孙尔周等促膝交谈，纵论天下时局，交流读书心得。雍正十二年甲寅（1734年）八月，正当黄元御风华正茂的而立之年，不幸偶染目疾，又因医生的医术低劣，用药不当，以至使他遭到药物的毒害。庸医药害，不但使黄元御失去左目，在心理上受到了难以忍受的创伤，更为严重的是使他体内的中气残遭致命的损伤，直到他五十一岁写《素问悬解自序》时，还念念不忘这出九死一生的悲剧。黄元御已失去一只眼睛，仕途之路已不可能；而身体元气已伤，怎样在而立之年而立？从抱凌云之志，跌入伤残的深渊，换作谁都不可能不伤心绝望！黄元御在和疾病作斗争中，经常想到以前读过的那些历史人物故事，凡是有卓越成就的人，人生道路大多是艰难曲折的。他在与疾病作斗争的实践过程中，也深刻地体会到“久病成良医”的道理。在治病时，他遇到了水平高低不同的各类医生，也接触了温凉补泄性质不同的各种药物。黄元御知识渊博，又亲身体察，时间久了，便慢慢对抗御病魔有了一些经验和体会，他好像发现了人生中新的东西，逐步树立起靠自己学医来战胜自己病痛的信念。这时他的堂兄黄德静已离开凤鸣书院开业行医。所以，他便从堂兄那里，取来张仲景著的《伤寒论》，开始攻读。黄元御有着良好的文化素养和哲学修养，学习又刻苦，学习方法也很对路，所以很快就对《伤寒论》掌握以致精通，并且还有了自己独特的看法。通过“博搜笺注，倾沥群言”和“纵观近古伤寒之家数十百种”，经历三年参悟，从“不解”中，而“恍然解矣”。在理解《伤寒论》的微旨后，他进一步学习《伤寒论》的理论基础，就是《黄帝内经》与《难经》。他一边临床，一边学习，用医学理论来指导自己的临床实践，在实践中来证实所学的理论，并加深对古典医籍的理解。他把理论和实践统一起来，还坚持记录重要的医案，写出自己的心得。做良医济人的坚定信念给黄元御的人生道路上竖立起一块新的里程碑。有了这个精神支柱和奋斗目标，思想更开阔了，行动更明确了。刻苦钻研和大胆实践，使他的医学水平提高很快，行医的范围越来越大，知名度也越来越高。黄元御十分关心乡亲们的病痛，有许多夙疾陈病，经他精心制方调药，终于解除病痛，恢复健康。黄元御在治病中，既用民间流传的土方、验方，也用史书上名人治疾的奇方。同时，他在辨证论治的基础上对症下药的时候，既能参考成方，又结合实际情况大胆创新。黄元御在不能为良相济世、也要为良医济人的思想鼓舞下，三年学通了仲景《伤寒论》，此后三年中，又结合临床实践，研读了《内经》和《难经》等古典医著。为了使古典医学得到继承和发扬，黄元御决心做一个象庚桑子（老子的弟子，著有道家哲学著作《庚桑子》九章）一样的人。于是他“杜门谢客，罄心渺虑，思黄帝、岐伯、越人、仲景之道”，结合自己的实践心得，对《内经》的《素问》和《灵枢》作系统的阐述。从他三十三岁后开始 构思，积累材料，整理医案，经过三年努力，到三十六岁时写出第一部医著《素灵微蕴》。直到今天，黄元御的医学处女作《素灵微蕴》依然是一本研习《内经》不可多得的佳作。黄元御的《素灵微蕴》草稿传出去以后，在医士文人中产生了很大的反响。既有赞扬和表示支持的，也有认为价值不大，作用甚微的，有的甚至是辛辣讽刺和污辱。黄元御年刚三十六岁，正处于从而立之年向不惑之年过渡的青壮年华，也是学医六年小有成就志得意满之时，针对这些冷嘲热讽，一气呵成一篇《杝元》赋 回敬他们。这篇文章从文学的角度来看，百年难得一见。整篇文章词藻华丽、文采斐然，采用汉赋的形式，语言非常古涩，引用了许多典故，一般人看不懂。他在文中感叹研究医学理论的学风越来越淡薄，传统医学理论正在逐渐消失，社会上不喜欢有价值的精神财富，人们也厌恶讲真情实话，轻信那些一看就值得怀疑的俗品，过去流传下来的东西不管对错都认为是好的，而对现在的东西不去鉴别对错却一概否定。写完《微灵微蕴》之后，黄元御对治学和写书越来越有感觉，相继写出了：《伤寒悬解》、《金匮悬解》等书。乾隆十五年（1750年），乾隆皇帝染病，久治不愈。十一月下旬，经大臣进荐， 皇上下旨让黄元御以五品御医入宫。传说御医和侍臣先从一宫女帐中扯出一条连脉的红线来让黄元御切诊。他打手一切便断为“龙体凤脉”。皇上听到十分开心，便开帐让黄元御诊脉。黄元御说：“万岁的病不用诊脉，一望便知，只要服上三剂药就会痊愈。”其他御医和侍臣惊疑地追问：“三剂药能治好吗?”他解释说：“万岁之症，七分是药毒，只三分是病。前两剂去药毒，最后一剂治病。如果初病就能对症下药，只一剂便覆杯即愈了。”乾隆皇帝服完三剂药，药到病除，龙颜大悦，亲题“妙悟岐黄”匾额，并备重礼（北京三环内一幢大别墅，位于太医院正对面）赐予黄元御。1751年，乾隆皇帝首次下江南时，曾诏黄元御随侍，而他觉得太浪费时间，中途开溜躲回荒山里去写书。从1749年到1758年去世的11年间，他先后写下了：《四圣心源》、《四圣悬枢》、《伤寒说意》、《长沙药解》、《玉楸药解》、《素问悬解》、《灵枢悬解》、《难经悬解》、《周易悬象》、《道德悬解》等十余部书，且每一部都是经典！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他知道自己的身体快不行了，便拼了命地写，夜以继日地写，把仅有一只右眼熬得通红。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他终于完成了他的人生使命，离开了这个世界，享年54岁。他没有白来人世一遭，没有白受这些人世间的疾苦，他为后世留下的这些医书，活人无数，他提出的“圆圈”理论，成为中医经典理论之一。从30岁患眼疾到失去左眼开始学医，到54岁去世，学医、行医、著书，总计只有不到24年！他写的《四圣心源》，从古至今所有的医书里，除了《内经》、《难经》、《伤寒杂病论》外，无人能比。他的文字功底相当了得，读他的医书是一种享受——古往今来，很少有几个人能像他一样，把医书写得这么美。他把抽象繁杂的中医经典理论，条分缕析，解读得有条不紊、浅显易懂、一目了然——所有的理论都归成一个“圆圈”——而他创造性地提出的这个“圆圈”的概念，成为民国彭子益的“圆运动的古中医”的理论基础。直至今天，圆运动的中医理论依然是中医理论界最具高度、最有生命力、最完善、且最合理的理论，并且越来越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推动着整个中医理论的发展和普及。（正文完）后记：2017年，本人开始构思《中医圆运动悬解》一书的框架，将以前曾经读过的关于黄元御的资料全部重新阅读了一遍，这篇算是我为黄师作的传记。关于黄师的人生经历，我读过罗大伦老师的《古代的中医》一书和青斗老师的长篇小说《一代宗师：乾隆御医黄元御》，网上甚至连一张清晰的画像都没有。所以，活着的时候，他是一个极平凡的人，但在他死后，越来越被后人发现他的中医发展史上的价值。我自己习医多年，自认为看过无数的古代医书，但是在看到黄师的书之前，可以说都是盲人摸象，根本没入中医之门；而在读到黄师的书之后，整个人如醍醐灌顶，突然就明白了很多以前怎么都想不明白的道理，突然之间就好像真的登堂入室进了中医的大门！这种豁然开朗的感觉至今我仍记忆犹新。就像当年佛祖在菩提树下苦坐七天七夜，终于幡然开悟一样。像黄师这么好的书，我真心的希望有更多的人看到。不只是中医学子，还有很多中医同仁，以及后来者，我想让更多人知道、并且认同黄师的圆运动理论的价值，然后有更多的人来普及、推广圆运动理论。所以，在《中医圆运动悬解》一书中，我把黄师的多本医书进行了揉合、重新排序，使其具有某种内在逻辑性。所有的注解都是我自己的一点浅见，既是翻译，也是阐释，当然还有引申、论证、医案。当然，由于本人医术浅陋，可能有些地方难免误解黄师本意、或者不够准确，因为黄师的高度，实在是现在的我所不能触及的，但所有的原创文字，都是我的观点。就像脂砚斋批注《石头记》一样，那代表了一个深度读者的观点。采用注解的方式，也正是黄师自己最常用的方式，比如《素问悬解》、《灵枢悬解》、《伤寒悬解》、《金匮悬解》、《道德悬解》、《周易悬象》等书。我用黄师最喜欢的方式来解读黄师的书，也是向黄师致敬的一种方式。在学术渊源上，圆运动理论就是黄元御提出来的，这个是毋庸质疑的。所以讲“圆运动”而不提黄元御，是不够严谨、非常不妥当、也不尊重学术的一种行为。李可先生编校的《圆运动的古中医学》一书影响力非常大，曾连续多年占据当当网中医类销量榜首，对整个中医界造成的影响非常大，到最后甚至所有人都知道“圆运动”，却没有几个人知道黄元御！我希望《中医圆运动悬解》出来之后，能让更多人知道，“圆运动”理论的真正创始人是谁。因此，我写了这篇精简的黄元御“传记”，希望能让更多人知道黄元御和他的“圆圈”理论。（李太云写于2018年5月17日，2022年3月4日重发于泉州中约堂）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