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史有为 看完俞宁先生的《最忆师恩》一文，不由得竖起大拇指，“活灵活现，写得精彩！” 【链接】俞宁：最忆师恩 同时也勾起我的一点回忆，翻出一篇未完成的短文，趁着这机会改写一下，留下点资料，提供给后来者。  俞宁的父亲，他口中的“俞师傅”俞敏先生，可是语言学界的名人，而且还有些特立独行的魏晋风度。  俞师傅 俞敏先生  写论文，有的试着用口语体写，而且带北京味儿，看得我直喊累。口语大都是短句，许多精密的思想，很难在一句中表达，就得用几句凑起来说。我们看惯了书面体的论文，就会觉得累，要复看一、两遍才能领会其微言大义。晚年俞先生又从汉语语法转入汉藏语音对比、梵汉对音，研究汉藏同源字等高难课题，让我们这些小辈无比崇拜。开会时我见过俞敏先生几次，听过他北京味的发言。但我是小辈，没有拿得出手的成果，又没有特别的问题请益，因此始终远远地仰望，未敢打搅。但俞敏先生永远是我心中的“先生”。 在我这一代（30年代出生，比俞宁虚长个十多岁吧），始终是将教师尊称为“先生”的。无论小学、中学，也都是“先生”，至于大学，更是非“先生”不可。年长的，如袁家骅先生、岑麒祥先生；年轻的担任助教的，如石安石，也必称“先生”。 至于接触更多的更不用说，朱先生朱德熙先生的称呼用了一辈子。我们已经简化了，大不敬了，将先生们的名讳都直接挂嘴边了。俞宁虽比我小，但家学家教仍在，称启功先生必“元白先生”。与之相比，我简直惭愧得要钻入地缝了。可见传统是在两个渠道流传的，社会渠道，家庭渠道。当社会渠道受阻，家学家教就是唯一的传承脉管。我父亲虽然爱读书，也买了万有文库，然而他却非学界人士，根本没有时间去管教子女读书，这些史氏藏书就只剩下装饰作用了。幸好我们子女有时还好奇取出看看，那也都是西厢记之类。直到我上了大学，才偷偷地将康熙字典、说文解字带到了北京。于是，万有文库不再万有。 我接触的老一辈学者们，他们之间（在人前）都是以“先生”相称的，而私下都有特殊亲近的称呼。比如吕叔湘先生在人前会称呼“朱德熙先生”“朱先生”。而在私下，则以“德熙”称之。   左：朱德熙先生 右：吕叔湘先生 而朱德熙先生则始终执弟子礼，无论何种场合都称呼“吕先生”“吕叔湘先生”。这是个规矩，永远不疏忽。 如果我的记忆不错，“老师”可是还有一层意思。传统师徒相授，如果是工匠类型的师徒关系，那么徒弟对老师称呼为“师父”或“师傅”（按照吴方言清浊分明来判断，口语里都是“师父”，第二音节是浊声母，不应该写成“师傅”）。 如果是学术类型的师生关系，那么亲授弟子对老师的传统称呼就是“老师”，而且只有亲授弟子才有资格以“老师”相称，这突显二者之间的师生关系。传统“天地君亲师”，师生犹父子。比较起来，“先生”尊敬有余，“师生情谊”可能还略显不足。  “老师”一名，我记得是从1949年后才兴起的。我1949年前读的是小学，记得小学里也是“先生”相称。49年进中学，对教师也是“张先生、李先生”的。记得最先变更称呼的应该是小学，是1949年以后的事，然后中学，“文革”以后则传染到大学。再大的学问家，也只是“老师”。我想鲁迅先生若还在北大任教，则也必是“鲁迅老师”不可。听着这“鲁迅老师”，我会觉得奇怪而不甚舒服。 从“文革”结束到今天这四十多年里，许多大学就形成一种奇怪的“二元”称呼，老一辈的学者，比如我们见到林庚先生、林焘先生，必称“林先生”。而其他年轻点的教授，由于学生从中学带入的习惯，称呼教师为“老师”。这个称呼也会影响到我们这些30后、40后，也会随大流称呼“老师”。这就显出了称呼的“二元”分化。 教师群里也会出现称呼的二元现象，年轻教师称呼年资高、名头大的前辈教师，可能用“先生”相称。而一般教师之间则以“老师”相称。大学里的两种称呼，在不同对象的身上，不同人的口中，打破了一直以来的“先生”一元称呼。 这里显出了我个人一种语感：“老师”称呼并未在学问线上有所显示，让人有低于“先生”之感。“老师”顶多是小学里的称呼，大学理应使用“先生”。这个感觉被我的学生证实了。80年代，我获得了指导硕士研究生的资格，第一批就招了三位学生。他们进了我的课堂以后就商量，说以后不再使用一般性的“老师”，应该使用“先生”来称呼我。原来年轻人和我的语感还是很接近，可见当时社会上的看法也还很一致。“老师”是一般场合的尊称，用字上就带着职业特点。而“先生”才可以表达对研究人士、学者的尊敬。 有意思的是，“老师”怎么会替代“先生”的。我感觉，可能是从解放区带来的。解放区在民主平等进步的原则下已经形成了一套独特的语言使用习惯。革命队伍内部彼此互称“同志”，儿童称呼解放军和工人为“解放军叔叔”“工人叔叔”，对教师一律称呼“老师”，至于“先生”留给特殊人士，比如加入统战行列的民主人士，比如“鲁迅先生”，又比如国外来访人士。“老师”蕴含着一种职业，显然带有一些“平等”的味道。相比之下“先生”就有点“旧”的气息，是留给队伍外或共产党的同路人的。这似乎透着一些意识形态。 新的称呼习惯随着解放军的进军，逐渐带到了全国。教育界，最容易接受的单位是幼儿园和小学，然后逐渐向上扩展。这个扩展并非强制性的，一大部分是由学生带去的。小学生带到中学，于是中学逐渐改称“老师”；中学生考入大学，也将“老师”带进了大学。我是1949年上初中，一直到1955年高中毕业。我都是在“先生”下完成小-中-大教育的。我与这个称呼变化至少差着6到10年的时间距离。我们没有受到影响，我们口中依然是“先生”。我进入高中时已经知道当时小学生们都已经“老师老师”。我们进入大学，大学依然还是“先生先生”。等我毕了业，也担任教师时，此刻面对的学生已经是满口“老师”。但北大仍然滞后，固守传统。直到“文革”以后，大学复课，北大才变了过来。 “先生”改成“老师”是个系统的现象，并不仅仅限于此。这个推断是有根据的。比如：过去家里来了父亲的朋友，不管是否比我父亲小还是大，父亲一定要我们称呼为“某伯伯”，以示尊敬。我也继承了这个传统。比如56级老同学饶杰腾与我，经常往来串门。我要我孩子称他为“饶伯伯”。而杰腾，也要他的孩子称呼我为“史大大”，即伯父、大爷。这些都是继承传统的称呼之道。这几十年里，除了我和饶杰腾家，我在其他场合，即使我明显年老于对方的父亲，我也只能享受“叔叔”的待遇。这就是“解放军叔叔”、“工人叔叔”的外溢效果。这应该是与“老师”现象平行的一种“平等”表现吧。 在这些称呼的转换中，仔细分析开去，可能有三个因素在左右着： 一是传统习惯因素。“老师”与“先生”，古已有之，都可用于称呼教师。只是“先生”侧重于年长和有学问者，而“老师”侧重于传授知识者。传统对“相面、卜卦、卖唱、行医、看风水”也称呼“先生”，因而称医生为“先生”也并不奇怪。在日本，“先生” （sensei）这个汉语词，只用来尊称教师和医师。有人怀疑是否日本的这种习惯传给了中国。但根据汉语古籍的记载，日本的用法正是源自中国。但日本始终未变，而中国则折腾得可以。大家可以看看后面所附《汉语大词典》的几个书证，即可明白一切。 二是西方引进因素。西方的mister和sir，翻译为“先生”，成为男士的专用。这与上面的称呼是异源而且意义也有所不同。应该是另一个义项。西语里缺少相当于“老师”的职业性称呼，因而教师没有特别另外的称呼。80年代以来，为了不碰钉子，甚至连对饭店的男服务员，商店的男售货员，也无可奈何地要称他们一声“先生”。深究起来，这里显然是引进西语mister造成的。 三是时局意识因素。时局变化中往往涉及意识形态或价值观的变化，“先生”被“老师”所替代就是一个例子。 又如：1949年后彼此称呼为“同志”，“文革”中彼此又称呼为“师傅”，改革开放时，人才难得，与国际对接，使得对应mister和sir 的“先生”再次兴旺。
再如，“老师”扩展到了非教师领域。只要对某人具有一些指导的地位，这个人就可以被某人称为“老师”，小护士称呼护士长或老护士为“老师”，作家协会的小青年也把一些老作家称为“老师”，剧团、乐团里新来的年轻演员或演奏员也把比他长一辈的同事称之为“老师”，理发师也要称呼一声“托尼老师”，甚至许多农村人见了城里人也会“老师老师”。“老师”被泛化了，仿佛成了比你什么地方略高一些的人的通用性称呼，但好处是彼此不再显得高下悬殊，关系亲近了。我们已经很难确切地画出其使用范围的最后边界或终点。同时，这也突显出汉语在这个领域里的空缺：我们缺少一个对全社会公民的最泛化的称呼，缺少类似日语さん（-san，听觉上如“桑”）这样的称呼。 前两个因素是一正一副两条源流之线。最后一个因素则是让这两个源流间的关系变得更加复杂，忽高忽低，时显时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2022.3.3 3.年长有学问的人。《孟子·告子下》：“宋牼將之楚， 孟子遇於石丘，曰：'先生將何之？’”赵岐注：“學士年長者，故謂之先生。” 4.称老师。《礼记·玉藻》：“﹝童子﹞無事，則立主人之北南面，見先生，從人而入。”孔颖达疏：“先生，師也。” 9.旧时称以相面、卜卦、卖唱、行医、看风水等为职业的人。《史记·淮阴侯列传》：“﹝蒯通﹞以相人説韓信曰：'僕嘗受相人之術。’韓信曰：'先生相人如何？’” 12.妻称丈夫。汉刘向 《列女传·楚于陵妻》：“妾恐先生之不保命也。” 1.年老辈尊的传授学术的人。《史记·孟子荀卿列传》：“田駢之屬皆已死，齊襄王時而荀卿最爲老師。” 2.泛称传授文化、技艺的人。《新五代史·杂传十七·崔棁》：“其樂工舞郎，多教坊伶人、百工商賈、州縣避役之人，又無老師良工教習。” 3.今为对教师的尊称。叶圣陶《春联儿》：“你老师替我拟的那副春联儿，书塾里老师仔细讲给我听了。” 4.明清两代，生员、举子称座主和学官为“老師”。 编辑：石婕 审核：常睿琦 审阅：洪帅 来源：公众号“西来东去中传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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