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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年，不知是什么名称的婚龄，这得去问“度博士”。我和老婆虽然长在红旗下，但所受的家教大多是传统教育。那时的婚姻大事也大多是父母作主，一切按乡规民俗来进行，不打（领）结婚证、不搞（举办）婚礼，之前也没有认真地恋爱，就像两个人合伙开店，去经营一个家庭。1983年，我的家乡才分田到户，比凤阳晚了好几年。本指望过上好日子，不料却发了特大洪水，淹得一塌糊涂。第二年，政府和老天爷来了个大补偿，加之全家努力，重建家园，我家盖起了穿枋黑六间瓦屋。建房初期，隔壁队的远房姑奶奶来给我做媒，介绍她本队的一位姑娘。金秋十月，一个晴朗的中午，我从老排机站那边与人合开的粉丝厂里出来往回赶。当时都是土路，风吹起来还有灰尘，河边柳树的枝头上挂满胡须，是去年大水留下的杰作。一路望去，村庄里都是低矮的牛毛毡棚，像我家这样开工做屋的不多。家门口，木匠、瓦匠、二叔、小叔都在干活，估计他们已经吃过午饭了。几个小工在和泥，服侍（帮忙打下手）砖匠砌墙。二叔和小叔拉大锯，两米多长的锯杆拉起来很吃力，随着一阵阵沙沙哧哧的响声，地上白色的锯屑不断增厚，汗水也随之而下。我在露天的锅灶里装了一碗饭，坐到奶奶身边。那位姑奶奶坐在对面，手里摇着毛扇，虽然天不热，扇两下却有风度。奶奶先说话：“姑奶奶港（说）的是木匠王师傅的妹子，23岁，属虎的，你可愿意？”老人都讲究生肖和八字，我不明白，望了一眼姑奶奶。她说：“你属龙，她属虎，压不倒你。”“哦，那明天把话（回话）。”我心不在焉地回复。 当时我的状况很糟糕。前两年因为偏科辍学，失了前程，想写作又失败。当天我想：既然“修身”不成，那就“齐家”吧，何况我家男孩多，家底薄，毫无优势，选择的权利也很小。第二天，那位姑奶奶又摇着毛扇找奶奶打纸牌。我就说：“只要人家愿意，我没说的。” 
中为作者夫人
后来也不用相亲，我们队到田里做事，都会路过她家。到年底，就过了“干礼”（订婚仪式）。记得是腊月初八，我挑着贴满红纸的两只稻箩，在一挂鞭炮声中进了未婚妻的家门。当时她家房子还没做（建），是一个长长的大棚，主屋的墙是砖码的，上头盖的是青瓦。堂屋很小，挤满了人。七个舅子，有四个还很小，屋前屋后乱跑。大舅哥大我十岁，是个好木匠，见的世面多，这种大场合由他来主持，招呼双方家长和两个媒人落座。“小姑，拿两瓶开水来。”应声走进来一个中等身材上穿红褂的姑娘，没有说话，只用目光闪了一下。齐耳短发，端方四正的脸，谈不上小鸟依人，倒是有点英姿飒爽。当天我们没顾得上说话，只是临走时打了个招呼。 关系虽然确定了，但感情还是从零开始。我只得隔三差五地过去走一走，也没什么好说的，大多数时间都是跟几个舅子闲扯。后来有一次独处的机会，记得是春上，我送她到铜陵扫把沟我的小姑妈家学裁缝。当时我们的谈话直截了当，她边走边说：“你一个念书的，怎么会要放牛丫头？”我说：“你长得漂亮。”“假话！我晓得自己几斤几两。”“还有你勤快。”“那你是想找个奴隶？”“别港（讲）这么难听，说说你吧！”“只想找个认字的，父母虽然惯我，却不把（给）我念书。”“那我也没念成。”“你不该砸学校饭桶，被开除了，我家八个就一个会读书。”“那你以后发狠做事，我教你认字。”“那你是快活，想得美！”在这样的闲聊中，我们彼此也增进了一些了解。农忙的时候，我把她接到我家插秧、拔草。经过半年相处，稍许有些进展。但下半年发生的一件事，足以冲垮所有的积累，这事是因我而造成的。1985年秋天某日，未婚妻的外公（家就在她家隔壁）去世，岳父叫我去扫把沟把她接回来奔丧。我头天下午过去，第二天早上九点多出门从扫把沟赶往横港，按预计这个时间是早的。可到了候船室，却看到许多人抢着上船。我买了两张横港到老洲头的船票也跟着挤进去，检票员看都没看票就剪了个口子，叫我们上船，我也没问是上水轮还是下水轮，就随着人流进去了。过了半小时，我在窗口看风景，眼前是十里长山（狮子山），而不是荷叶洲，觉得不对，一问才知道搭错船了。都怪我当时太慌张，这下坏了，在未婚妻面前出丑不说，今天还不知怎么收场，当时想跳江的心都有了。这班船铜陵县还不靠站，等到了土桥站码头已是中午时分了，我急忙找了木船返回铜陵县。当时交通困难，非得一节一节地转，小木船偏偏在江心里又坏了一次。江面很宽，无风三尺浪，不仅耽误了时间，还很危险。一个多小时后，下了铜陵县。上3路车到长江路天桥站，再转6路车到扫把沟。下午两点半，还有一班轮渡到江北高沿，我俩紧赶慢赶还是迟了一步，眼睁睁看着轮渡到了江心。下一班要到四点半，跑了大半天又回到原点。今天出门没看黄历，诸事不宜呀！我在沙滩上抓头跺脚，老婆一脸焦急地坐在石巴子上。夕阳西下，江风吹来，寒气袭人。此时，江北的船才慢悠悠地开来，回到高沿已是五点多钟。我希望有辆三轮车在等我们，可偏偏没有。几个晚归的小商贩匆忙地钻进附近的村庄，举目望去，偌大的江堤上只剩我俩和身后长长的影子。那时候不但交通落后，而且通讯也闭塞，一时陷入绝境。我不知所措，她一言不发，径直往南走。也只有这样了，趁着现在还有亮光，有30多里路等着我们。六点多时，大约到了章坝地界，江边的护林带和堤内的屋宇上，像涂了一层淡淡的墨汁，从半开的门和透明的窗户里射出灯光，偶尔传来人的说话声和狗的叫声。前面路牙子上有一段枯树，我拉她坐下，说“歇一下，走完今晚的路，明天可能就各走各的了，我不怪你”。我做了最坏的打算，抬头看了一眼，她冷冷的脸却没有反应。当时江堤埂不是水泥路，而是砂石路，走起来硌脚，我穿的是球鞋，她穿的是布鞋，感觉明显。 天彻底黑了。在江边的航标和堤内的村庄之间，有一条灰色的通道，回家的路还很远。在我伸手拽她衣服的时候，她终于忍不住说了一句：“不晓得你这书是怎么念的？”晚上九点多，我们才进了老排村庄，又摸索着走了一段田间小路，终于到了她的村庄。由于有大事，村子里灯火通明，人声嘈杂，她叫我别进去了。我回到自家，倒床就睡，父母问，我也没理会。第二天，他外公出材（出殡），我在家里被父亲训了一顿。第三天，父亲领着我来道歉。我站在岳父岳母面前，像个待审的犯人。父亲递给岳父一支烟，点着了。岳父招了招手，叫我坐下，语气平和地说“怎么港（讲）呢？路走错了，吃再多苦都要走回来，我不能不把路给你走，还给你机会，下次注意了，你爸在当面，以后好好走。”我无话可说，含泪点头。出门的时候，不知是哪个舅子在身后说“今天算你命大，我爸对我们这些亲儿子都没这么客气。”1986年腊月廿二，我俩结婚了，只是在家里办了十几桌酒而已，当时也没钱买金银首饰，也没买电器，只有一部蜜蜂牌缝纫机。婚后第二年，就在村庄河对面的四分场一队承包了二十几亩农田。那时生产力很低，许多事都要手工操作，用牛耕田、水车车水，没有除草剂，一个强劳力很难对付十亩田。没办法，新组建的家庭就像婴儿，急需营养，苦干一年只搞了几百元。于是第二年就放弃了。她就给农场插秧、割稻，我买了笼子张黄鳝，辛苦一年收入还是不足千元。1989年下半年，我重操旧业办了个小型米面加工厂，由于没钱建厂房，就在路边搭了个大草棚，人手不够，又找了五舅子入伙，常常是上午出去卖面，下午或晚上加工。我搞机器，她筛粉和面。就这样累死累活，也没多少盈利，仅一年就关闭了。五舅子出门打工，我跟表哥詹和平进了乡镇企业贝雕厂，也是老婆支持我去的，本想混个前程，谁曾想那只是一个美丽的泡影，下半年厂子就倒闭了，我还倒贴了500元风险金。老婆在家骂骂咧咧，我也急得直抓头。忽然想起来，上半年在贝雕厂所在地徐家村听说，到江苏打工工资较高，恰好姨妹婿是民工头子，由于是亲戚，一找就准。等家里的收割完成，我们把两个儿子交给爷爷奶奶，我和老婆都外出打工了。当时交通不便，到常熟或昆山还要到龙王嘴搭车，长江也没有大桥，要过轮渡。到了昆山，用大刀割稻、扎小把、再打捆上船，晚上加班脱粒，搞了个半死。不过也值，挣到了两千多块。第二年，我俩轮班做，开春我到常熟挑大土、拆房子，端午过后，老婆到常熟给大农户插秧，下半年再去割稻，这一年的收入更多一点。
正想再接再厉以命换钱的时候，命运之神却给我送来了一根橄榄枝----母校老排小学聘我去代课。我考虑再三没有答应，可是老婆劝我去，说“有人代课转正了，不一定是坏事，田里的事做不完，边走边相（看）”。我知道，她是想让我出人头地。就这样，1994年9月新学期，我进了学校。家里家外的事都落到了她身上，我只有星期天才能帮她做点事。代课工资全年不足千元，这一教就是三年。当时改革开放已经十多年，村庄里有了好几个万元户，而我家年收入不到两千元，极大的反差像块大石头一样压得我喘不过气。正当我犹豫时，教师队伍也来了个“整改”，因为学历问题我被辞退了。1997年秋天，我又建了房子，差（欠）了一屁股债。1998年，因生活所迫，我俩做了一些我们不愿做的“生意”。2000年，又回到原点，在四分场一队包田。不巧，这一年秋雨绵绵，烂了很多稻谷。由于稻质差，队里不收，还叫我交钱。我就跟在一个大户后头偷偷卖掉一车，剩下的甩给农场，这样第二年也就没脸再承包了。2001年，只好到老洲谋生活，给人家小农户犁田打工，顺便做了十几亩散田，从此就没有再出门打工了。后来发展到100多亩，至今20多年都在保成圩这片土地上默默耕耘。人生不光有牛马般的劳动，还有方方面面的人情世故，不断变更的命运挑战。我家是个大家族、大家庭，老婆到这边来，要面对婆婆，婆婆的婆婆，还有叔公和婶娘，弟兄和堂弟兄。我母亲善良却内向，不好沟通，奶奶强势，二叔精明。老婆首先得到了奶奶的喜欢和二叔的支持，还不能冷落婆婆，这得有一套通晓世故的本领，有许多东西要学。第一，要尊重最老的，时时处处把老奶奶捧得上上的；第二，家里有什么大小事都找二叔商量，请他主持公道；第三，对婶娘和老亲这一辈，都各敬一尺；第四，对弟兄和妹妹们都有礼让。这样做，不光是为了自己的名誉，更多是为了融入大家庭，达到家和万事兴。当然，也有不如意的，好心无好报，就自己忍着。 我们夫妻间也是性格迥异。她“自嘲放牛丫头”没上过学，性子急，不喜欢文绉绉的；而我读过几年书，自然是慢条斯理，还自命清高。上学时看过《汉书》，受到陈蕃的影响：大丈夫当扫天下，安治一室耳？这份励志“鸡汤”，害得我“大事做不成、小事又不做”，有空就在家看书，从不做家务，还有爱喝酒的习惯，有好几次喝多吐了一地，都是老婆打扫。事后也有些过意不去，可等好了伤疤又忘了痛。 都说人生最难的是缺钱，更难的是在饥寒交迫时还得打起精神前行。2005年到2015年，是我家最困难的阶段。大儿子上大学、小儿子念高中，其中2006年和2007年都是贷款交学费。人家冬天突炉子（煮火锅）锅里放的是牛羊肉、狗肉，我家是“三月不知肉味”，放的是萝卜、白菜，偶尔有几条生腐（豆泡）。老婆问我“苦不苦”，我借用本村老剃头的一句话“都怪我，生得无用。”有一年，小舅子送我们一台VCD。在一个雨天，我俩看黄梅戏《荞麦记》，看到三姐一家有了出头之日时，老婆感动得直抹眼泪，还感叹“我有那么一天就好了。”当时，我家的社会地位低到了尘埃。忙时外出做事，闲了闭门不出，不想看人冷眼、听人吹牛。
2009年，大儿子考上了福建师范大学公费研究生，小儿子高考落榜后外出打工，我家才断了债根。2012年，大儿子毕业后在福州晚报上班，2013年元旦在福州结婚。正当我家的日子蒸蒸日上时，父母却不幸生病了。2014年2月27日，父亲突发脑梗瘫痪在床，当时母亲已经查出肺源性心脏病晚期，在接受治疗。我有三个弟弟，两个海员、一个教师，不是远在国外，就是工作忙。所以，照顾生病父母这副重担就落到了我和老婆的肩上。不断地进出医院，天天喂饭、喂药，我给父亲擦洗，老婆端来热水。2014年底，母亲去世。父亲卧床四年后于2017年去世。这期间，2014年给小儿子买房，2016年小儿子结婚生子，2017年小儿媳又生了一个女孩，我们两个忙得一塌糊涂。老婆说“送走了老的，又来了小的，辛苦命哦！”2018年，小儿、小媳妇去嘉兴打工，把孙子孙女留给我们照看，老婆每天洗衣做饭，“锅前锅后十八里”。直到去年，小儿子夫妇回家打工，把孙子孙女放到身边的中心小学上幼儿园，我们才松了一把手。 老婆常私下里说：“我是前生差（欠）你的，嫁了你这么个郎不郎、秀不秀的人。”是啊！我也常感叹：百无一用是书生。30多年了，我没给她添过一根纱、买过一双鞋，她都是穿戴人家剩下的。再看看人家，哪个不是富婆钱奶？穿金戴银不算，还买了各种保险。可埋怨归埋怨，在人跟前她还是给我留足面子，说我有学问，会写文章，维护我这个不称职的家长，坚守着这个不温不火的婚姻。
从2017年到现在这五年里，我家的幸福指数逐步上升，两个儿子各自有了自己的小家，都有了二宝，我们也可以放手了，让他们自己去努力。有几次我也想给老婆一点补偿，给她几万块钱，可她不要，说“一辈子没管过钱，烫手。”说好听的我又不会，只能眼看她一天天变老。今年大年初七，有人约她清明前去江南摘茶，小儿子夫妇也同意了，让她与以前的工友们出门释放一下，以劳代乐，做她想做的事。愿这个春天美好，伴我老婆出行。 其实世上本没有圣母，只有你不在意的老婆，从贤妻到良母再到福奶，一路走来，沧桑而壮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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