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老覃在前些日子写了《1958年，毛主席气呼呼地对<毛选>的编辑尤金说：你们想干什么？》一文，文中提到：1950年，毛主席访苏，斯大林提议把毛主席写的论文、文章、文件等编辑出版为选集，书名就叫《毛主席选集》，同时答应派苏联科学院研究马列主义的尤金院士到中国帮助编辑俄文版的《毛主席选集》。 尤金刚开始有些傲慢，但读了毛主席的著作后，马上心悦诚服，对毛主席崇拜得不得了。 他每编好一篇毛主席的文章，都飞快地打印好一份寄给斯大林。 斯大林读了，心情也久久不能平静。 毛主席的理论水平高深莫测，看问题高瞻远瞩，洞若观火。 斯大林在钦佩之余，迫不及待地把毛主席的《实践论》和《矛盾论》等文章发表在苏联的《布尔什维克》杂志上，让苏联人民先睹为快。 说到这里，老覃不免要唠叨上几句。所谓“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作为作者自己，毛主席对《实践论》和《矛盾论》这两篇著作感到有些不满意的。 比如说，1961年12月5日，毛主席会见委内瑞拉外宾，就曾经诚恳地说：“我的画像不值得挂。马克思写过《资本论》，恩格斯写过《反杜林论》，列宁写过《谈谈辩证法问题》，他们的画像是应该挂的。” 他这么说的理由是：自己的《实践论》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发展，是从马克思的《资本论》发展来的，而关于讲辩证法的《矛盾论》，超越列宁的《谈谈辩证法问题》也不明显。 1965年1月9日，毛主席会见美国记者斯诺，谈论起这两部著作，毛主席自我评价说：“其实，《矛盾论》不如《实践论》那篇文章好。《实践论》是讲认识过程。” 1959年，毛主席觉得新中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代，有很多新问题亟需解决，单有《实践论》《矛盾论》已经远远不够，迫切想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所以拒绝担任国家主席，想腾出更多时间来进行写作。 但是，他又常常感慨说“人老了，不知道是否还能写出些什么东西来”。 他还埋怨自己，“像《资本论》《反杜林论》这样的作品我没有写出来，理论研究很差。” 对于自己的作品，毛主席每提起来都会神采飞扬的，莫过于《论持久战》。 逄先知回忆，毛主席1960年春在广州谈论到《论持久战》时，特别兴奋，不时地发出爽朗的笑声。 现在，有人说，蒋百里、陈诚等国民党官员都提出过“持久战”的说法，因此，毛主席的《论持久战》并没有什么新鲜的观点。 此说其实大谬。 蒋百里、陈诚等人提出的“持久战”，不过是喊几句空话，属于鼓动性的口号，缺乏实质性的东西。 毛主席呢，他也从来没有认为自己是第一个提出抗日战争是持久战的人。  他《论持久战》的开篇就明确指出，“很多人都说持久战”，“说最后胜利”。但这许多人却并不明了，“为什么是持久战？怎样进行持久战？”“为什么会有最后胜利？怎样争取最后的胜利？” 为了向读者阐明这些问题，毛主席在《论持久战》中旁征博引，由浅入深地分析了战争态势和中日双方的具体国情，从而向广大读者提供了一个明显的结论：中国必胜，日本必败！ 因此，《论持久战》横空出世，就在全国乃至全世界引发了强烈的反响。 中共地下党员余致浚曾打入国民党机关，担任蒋经国的“私人秘书”，他在他的回忆文章里提到，1940年初的一个傍晚，蒋经国私下里和他们聊天，突然提到了《论持久战》。蒋经国说，他对《论持久战》佩服得五体投地，“已阅读过七八遍了，有时间还要下功夫去钻研”。 白崇禧甚至把《论持久战》印成了小册子，分发给自己手下的军官，排长以上的人员，每人一本。 白崇禧还把这书推荐给蒋介石。 蒋介石后来下令军委通告全国，把《论持久战》作为全国抗战的战略思想。 外国友人如爱泼斯坦等辈，也自告奋勇，把《论持久战》翻译成英文，传播到世界各地。 日本方面，土肥原贤二和冈村宁次为了找出对付中国的办法，把《论持久战》研究了个透，但从书中得出的最终结论仍是：中国必胜，日本必败！ 冈村宁次虽然心有不服，但还是不得不感叹说“能写出这样文章的人，实属前无古人后无来自的旷世之才”。 日本天皇最小的弟弟三笠宫崇仁读了《论持久战》，对战争前景产生绝望，为了避免日本在战争中亡国，他先是写出了《作为日本人对中国事变的内心反省》一文，后来更是策划出了刺杀东条英机的“津野田事件”，想阻止战争的进行。 可以说，《论持久战》是一部旷世神作。 对于这部作品，毛主席称之为“血的著作”，是“群众教给我们的，是付出了流血牺牲的代价的”。 写这部作品的时间是在1938年5月上旬，地点是在延安凤凰山下的一孔普通窑洞里。 当时担任毛主席警卫员的翟作军，对毛主席在创作这部作品时废寝忘食的印象极其深刻。 他回忆道：“主席为了写这部作品，连续工作五六天没怎么睡觉，除了在院子里转一转，或者躺在床上闭上眼睛养一会儿神，就是一个劲儿伏在桌子上写啊写的。有时太累太困，受不了了，就叫我们给他打盆水洗洗脸，继续写。饭吃得很少，脸色灰灰的很不好……”  翟作军记得，有一天是他值班，做的那顿晚饭热了三次，毛主席都没有顾得上吃一口。 还有，他每天打扫出来的烟蒂，都在50支以上，最多的一天甚至达到了63个！ 到了第八天，翟作军发现，主席的“两只眼睛布满了红丝，宽阔的面颊明显地消瘦下去，颧骨凸了出来”。 看到主席这个样子，他心疼得不行，时不时就劝主席停笔去睡一下。 那天深夜，毛主席把想写的东西都写下来了，伸了个长长的懒腰，终于可以去睡了。 他高兴地帮毛主席整理好了桌子上的东西，蹑手蹑脚地退了出来。 但是，让他没有想到的是，突然一声枪响划破了夜空，一颗子弹射进了毛主席的窑洞。 毛主席喝问了一句：“哪个打枪？” 翟作军大吃一惊，赶紧折身冲回毛主席的窑洞。 毛主席看到翟作军冲入，便问：“谁在打枪？为什么打枪？” 翟作军点亮了灯，看见毛主席没有事，心便放下了一大半，安慰毛主席说：“可能是哪个愣小子在擦枪，不小心走火了。” 毛主席听了，轻轻地“哦”了一句，躺下休息了。 翟作军在屋内细细地观察，发现窗纸有明显弹孔，而在毛主席书桌后不远的窑洞墙壁上，有一个铜钱大小的新鲜坑！ 真是好险！ 幸亏毛主席离开书桌上床休息了。 如果毛主席还继续在书桌上写作，真是不堪设想。 翟作军越想越后怕，他悄无声息地退出了毛主席的房间。 到屋外一查，果然，是值班的警卫员李长培擦枪走火了。 李长培是四川巴中县江口场土地垭人，于1936年参加红军，平时爱枪如命。 当晚，他看见毛主席熄灯休息了，就背靠土墙，坐到地上，掏出爱枪，进行拆卸分解，然后精心擦拭枪的各个部位。擦拭完毕，他在装枪过程中习惯性地把子弹推进了枪膛，结果，在扣动扳机时，枪走火了。 枪声一响，李长培整个人都吓傻了，身体瘫软在地。 翟作军狠狠地把他批评了一顿。 保卫科的其他同志也被枪声给惊动了，都围了过来，沉低了声音，你一言，我一语地责备起李长培来。 李长培像个做了错事的小孩子，眼里浸着悔恨的泪花 第二天，保卫局召集警卫员开了会，作出了处分李长培的决定。 毛主席在起床之后知道了事情的原委和处理结果，前来制止说：“小李也不是有意的，只要作个检讨，认个错就是了。不过，要在这件事上吸取教训，引以为戒，以后不能再容许这种事发生了。“  李长培知道了毛主席对这件事的态度，“哇”地一声，哭了出来。 他对毛主席说：“我以后绝不再犯这样的错误，我一定尽心尽力地做好保卫毛主席安全的工作。” 翟作军、李长培，以及王能坤、唐正元、邵清元、贺清华等人，都是同一时期担任毛主席的警卫员的，后来都相继到了前线杀敌立功了。 老覃在今年春节过后写了《1975年，红线女给毛主席写了封信，毛主席阅后批示：印发政治局》 一文，文中提到，1958年11月28日，毛主席到武昌主持召开党的八届六中全会。 翟作军当时担任武汉空军疗养院政委，两人在武昌久别重逢，聊了很多。  毛主席非常关心翟作军，问他：“你在武汉空军疗养院当政委，跟身边的同事都合得来吗？” 毛主席还一一提起了李长培等人的名字，问翟作军：“你和他们还有联系吗？” 翟作军面容悲戚，语气有些悲伤地说：“王能坤、唐正元他们离开延安后在战斗中牺牲了，邵清元一直没有消息，只是听说贺清华还在北京。” 毛主席听了，低下头使劲吸烟，再次抬起头时，眼眶已经变得湿润。 他缓缓地说道：“没有这些同志的光荣牺牲，哪能有今天的胜利？他们都没有给我丢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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