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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五年秋天，在邯郸战役中争取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高树勋将军率部起义，是在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委的亲自领导下进行的。 当时，蒋介石派遣十一战区孙连仲部的三十军、四十军及新八军四万五千人(孙连仲是该战区司令长官，早已飞往北平)，由副司令长官高树勋(兼新八军军长)、马法五(兼四十军军长)率领，沿平汉线向我晋冀鲁豫解放区进犯。 刘司令员、邓政委当时在指挥上党战役十分紧张的情况下，亲自处理政治争取高树勋将军起义的许多复杂问题，为争取邯郸战役迅速取得胜利，为反对国民党主力对晋冀鲁豫解放区的进犯，促使国民党与我党签订停战协定，争取和平局面的实现，都起了重要的作用。 我当时就在刘、邓首长的直接领导下，参加了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统战工作，公开的身份是高树勋的好友、“座上客”，实际上是在高部做地下工作的。 高树勋将军多年来经常受到蒋介石统治集团的排挤、歧视，和蒋介石嫡系的矛盾日益尖锐。我军多次对高进行了政治争取工作，使他态度逐渐明朗。 一九四五年八月一日，高树勋将军要我带上他写给彭德怀副总司令的一封信，由河南省南召县高部的驻地出发，奔向晋冀鲁豫根据地的太行山去见彭总。 当时的交通十分不便，主要靠步行。当我走到许昌时，听到了日寇宣布投降的消息。 八月中旬，我到了新乡，在那里遇到了在国民党军队孙殿英部从事地下工作的朱穆之同志，由他同我一起北上太行。 那时正是秋雨连绵的季节，天色阴霾，道路泥泞。我们打着伞，踏着泥泞的山路，冒着滂沱大雨，日夜兼程，几天以后，到达林县北边的任村。 这里是我晋冀鲁豫根据地南来北往的交通枢纽，村上一派生机勃勃的解放区景象，和蒋管区完全是两个世界。 在这里正碰上从延安乘飞机归来，要回华东去的陈毅同志，回太行去的薄一波、滕代远等同志。他们听说我来了，都热情地接见我。 我先向陈毅等首长汇报了高树勋近几年来和蒋介石的矛盾，尔后把高想和我军友好联合，写给彭总的信交给陈毅同志看。他看过后，又交给别的首长看，并热情地对我说： “你来得很好，我们在延安时就听党中央的领导同志说，曾接到陈先瑞同志的报告，他在河南省南召县马石坪，由你联络和高树勋在火线上会谈的情况。党中央已作了分析，认为高树勋有争取的可能，希望是很大的。我们几个都是路过这里，听说你来了和你先见个面，具体如何工作，你到涉县去见刘司令员和邓政委，他们会对你作出具体指示的。” 他说完话，看了看薄一波、滕代远同志，但几位首长只是点头笑了笑，没说什么。陈毅同志接着又说： “眼下蒋介石正准备在全国发动内战。我们为了反对内战，争取和平，你能做好争取高的工作，不仅对革命有很大的贡献，而且对分化瓦解国民党军队，加快全国形势的发展将会起到很大的作用。” 我向首长们表示：“一定努力去做工作。” 在路上，因紧急赶路，连日淋雨，饮食不洁等原因，我患了痢疾。 陈毅等首长听朱穆之同志讲了我得病的情况，他们对我都十分关心，一定要我在任村休息几天，治好病再走。 陈毅、薄一波同志还到住处看望我。但我考虑到蒋介石发动内战形势逼人，必须把高树勋的信尽快送到刘司令员、邓政委的手里，接受刘、邓首长的指示。 第二天，朱穆之同志帮我找了副担架，派人抬着我走到了晋冀鲁豫军区的驻地——河北省涉县的赤岸。刚到这里，黄镇同志就来看我了。他对我说： “刘司令员、邓政委知道你来了，在这里等了一天，没见你来，他们就到黎城前线指挥部队去了。” 黄镇同志叫我先住下，并派医生给我治病。 第二天，参议室申伯纯同志跑来对我说： “刘司令员、邓政委从前线来电，叫你到黎城去见面。” 我当即和申伯纯同志向黎城走去。一路上，全是光秃秃的山，山峦重叠，道路崎岖。但我们加快速度，只用一天的时间就走到了目的地。 黎城虽然不大，但支前的人民群众和物资车辆却川流不息，十分繁忙。 第二天，刘司令员、邓政委即从激战的长治前线回到黎城来接见我，这使我更感到党对争取高树勋将军的工作非常重视。 刘、邓首长在黎城县政府里，热情地接见了我。我首先把高树勋写给彭总的信，交给了他们看。 接着，我就向刘、邓首长汇报了高树勋这几年来在国民党军队里经常受排挤、歧视的情况，着重汇报了他和我军陈先瑞同志在马石坪会面前后发生的几件事：高处决石友三后，汤恩伯就对高手下的六十九军军长米文和进行分化、勾结，使六十九军脱离了高的领导，这事使高十分愤怒。特别是高和陈先瑞同志会面后，在国民党反动派中引起轩然大波，胡宗南立刻派李文的九十军，由卢氏县向嵩县移动，向高部靠拢，进行监督。对高的给养供应，更是严格控制。 因高树勋当时处在内战的最前线，蒋介石认为一时不好收拾他，拖延至今未能解决。由于我们对高不断地进行工作，他深深感到只有靠近我党，才能生存下去，所以他才给彭总写了希望友好联合的信。 刘司令员、邓政委对高树勋的态度，表示热烈欢迎。 刘司令员首先向我讲了全国的形势。他说：“蒋介石已调动了几十万军队，准备向我各个解放区进犯。第一战区胡宗南的两个军，已在同蒲路南端集中，准备北上。第十一战区孙连仲部的三个军已汇集新乡一带，高树勋的新八军也在内，其意图现在虽不甚清楚，但可以断定是来抢夺抗战果实的。” 邓政委接着说： “你来得正好，我们也准备做这项工作。为打退蒋介石的进攻，使蒋介石政治上陷于孤立，必须在国民党军队中开辟新的战线，首先要争取受蒋介石排挤、歧视的非嫡系部队，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国民党将领站到和平、民主的旗帜下来。党中央、毛主席要求在这一工作上迅速做出成绩。所以你要赶快回到新乡去，做好高的工作。” 我当即表示：“我马上回去!” 邓政委接着又说：“为了把争取高部的工作做好，要把党的工作组建立起来，工作组的党员由你提名组成。” 我考虑了一下，提出高部的两个团长，即田树青和周树一，还有跟随我在高部工作的、我的爱人唐宏强。邓政委当即批准我们四人为争取高部起义而组成的党的工作小组，并指定我为组长。 邓政委还指示我，要带领其他同志，努力做好高树勋的工作，为党、为革命作出贡献。 刘司令员看了高树勋给彭总的信，对我说：“彭总已不在太行，到延安工作去了，我给高树勋写封回信，你带给他吧。” 刘司令员马上用毛笔写了两页纸的回信，信的主要内容是欢迎高树勋将军和我党联系，希望他不断前进，为革命、为人民作出贡献。这封信，反映了我党对一切爱国的国民党将领的进步表现，都给予极其热诚的欢迎。刘、邓首长在百忙中还陪我吃了饭。后即由申伯纯同志同行返回涉县的赤岸，休息了一天，总部又派了路展、辛良智等同志，随我一同去新乡执行任务。 十月上旬，我和路展、辛良智等同志走出太行山，踏着平原上的大道，又到达了新乡。 这时，新乡城里城外驻满了国民党军队四十军、三十军、新八军的士兵，到处都有岗哨。高树勋总部就在这里，高一见我就说：“这里是十一战区长官部，你不宜在此久留，你太太住在城外一家商号，你们马上到她那里去，我回头去，咱们再详谈。” 我们回到家，我先把到太行见到刘、邓首长的情况对唐宏强同志讲了，她听了很高兴。 接着，她对我们说，日寇正式宣布投降后，蒋介石给高树勋下达了一道命令，让高部原地待命，不准前往敌占区受降。 高树勋接到蒋介石的命令，不仅不执行，反而率部急忙从南召出发，经叶县、襄城、禹县，到达郑州。胡宗南也立即从西安飞到郑州，高树勋将去机场迎接时，他的部下都劝他最好不去，以免发生意外，但高还是冒着生命危险去了。蒋介石不仅对他违抗命令没予追究，反而趁势委任他为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把他送上内战的最前线。 我听了她说的这些情况后，感到这反而会对争取高树勋走向革命创造更有利的条件。 我们到达新乡的当天下午，高树勋就带着随从，来到我的住处。 他一进屋，就急忙问我： “怎么样?看到彭将军了吗?” 我告诉他：“彭总已调回延安，我见到了陈毅、刘伯承、邓小平三位首长。”说着，我把刘司令员写给他的信交给了他。 高树勋聚精会神地看了信，他很激动，面部流露出异常兴奋和喜悦的神情。但为警惕蒋介石抓到把柄，对他进行迫害，当即把这封信烧了。 高树勋对我谈了他这次违抗蒋介石的命令，率部来新乡的经过，并说：“老蒋封了我个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 我说：“那是为了让你去跟八路军打内战，如果你能打败八路军，他们以后再收拾你；如果你被八路军消灭了，他们是如愿以偿。” 高说：“蒋介石耍的这一套，我早就领教过了，我是不会上当的。” 接着，他就向我提出一个建议，因为蒋介石曾给他个冀察战区总司令的头衔，他打算这次率新八军、河北民军从新乡沿平汉线北上，所经之处把国民党兵马及其收编的伪军，统统收编带往冀察地区，并将他们窃据的城镇，全部交给我军。等他到达北平以北的热河、察哈尔，长城内外一带，再和我军联合起来，向国民党进行斗争。 接着，我把路展、辛良智等同志介绍给高树勋，高对他们非常热情，并说了些欢迎的话。以后，我向田树青、周树一和唐宏强三同志分别传达了为争取高部如何开展工作，研究贯彻刘、邓首长对工作的指示，成立了党的工作小组。 我告诉他们，争取高部工作，从现在起，就在刘、邓首长的直接领导下进行。他们听了都十分激动，表示一定要积极努力完成党交给的任务。周树一同志还提出： “如果战争突然来临，来不及和你联系，我一个团是否可单独行动？” 我说：“当前工作的方针是力争高部全都参加革命，至于今后，需根据形势的发展，可作临时行动。”后来我给周树一同志写了一封与我军联系的介绍信，准备在特殊情况下使用。 后来高树勋还对我说，新八军和河北民军要马上沿平汉线北上，所有眷属都要乘火车经开封，再绕道徐州，准备从津浦路到北平。他要我赶快再去太行，请刘司令员和邓政委对他的建议作个答复。 于是我立即和路展、辛良智等同志随高部先到汤阴，尔后又取道太行山麓，向涉县的赤岸走去。 我们快到涉县赤岸的路上，听说上党战役基本结束。我军主力兵团正连夜向平汉线运动，兵马络绎不绝，战士们和支前民工，人人精神振奋，斗志昂扬。 到了赤岸，看到刘、邓首长的指挥部正准备向邯郸方向转移。刘司令员、邓政委在紧张地布置下一个战役的繁忙情况下，听说我到了，又立刻会见了我。 我首先把高树勋北上的打算及到达冀察后的计划详细地作了汇报。二位首长研究了一下，表示同意高树勋的建议，允许他一个军北上。 我当即告别了刘、邓二位首长，以飞快的步伐，向安阳方向奔去。 谁知形势瞬息万变，当我走到彭城以南的路上，突然，刘、邓首长派人追上我，让我马上返回峰峰矿区。 刘、邓首长的指挥部设在矿区原日伪矿务局。我走进指挥部，见到了刘、邓首长。 邓政委对我说：“把你追回来，是因为敌人的行动改变了，我们原来确定的方针就不适用了。” 刘司令员接着说：“现在国民党军队沿平汉线北进的，已不是高树勋的一个军，而是三个军，马法五的四十军、鲁崇义的三十军，也来进犯我解放区。” 邓政委说：“因此，党中央、毛主席来电指示，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阻拦国民党的这三个军北进，这已是我们当前严重的战略任务。” 刘司令员说：“国民党蒋介石的意图，是让十一战区这三个军进至北平，使北平的国民党军队去侵占我东北。因此，我们必须守住南大门，掩护我东北部队。” 邓政委坚定地说：“所以你要去对高树勋将军讲，根据形势的变化和需要，让他不要到冀察地区去了，而要配合我们完成党中央阻止国民党这三个军北上的战略部署，就地起义。” 我立即表示：“马上就去做通高树勋的工作。” 刘司令员还对我说:“这正是高树勋将军走向革命的大好时机，要让他当机立断。” 邓政委派了申伯纯、靖仁秋同志协助我进行工作。我立即告别了二位首长，和申、靖二人乘汽车向前线驰去。 马头镇一带是前线，在邯郸城南三十里。国民党的三个军趁我军主力进行上党战役的空隙，进入我安阳以北、邯郸以南的滏阳河套地带，四十军已占领了崔曲一线，新八军前卫部队已进至马头镇。 十月中旬的一天，我们到达马头镇西北十几里的一个村庄。这里是我三纵队司令部的驻地。 我们同纵队的首长见了面，和他们讲了我们来的任务。他们也给我们介绍了这一带的具体情况。我想首先要了解马头镇的敌军是哪个师、哪个团，然后再决定我们是否从哪里进去和高树勋见面。 按照纵队首长的建议，我们到了紧挨前线的那个村，向老乡打听。高树勋部团以上军官的特征，我都基本了解。 有一位老乡对我说，在他家住的那个官是团长，听说是武安人，细高个，三十多岁，白净面皮、长圆脸，还挺斯文，他带着个女人。 我判断那是田树青同志，因他是武安县人，他的爱人因为路过邯郸时回武安探家，得到高树勋的特别批准，是唯一随军北上的一个眷属。 我们立刻又回到三纵队司令部，和纵队的首长商量后，决定由我写封信给田树青同志，写明我要马上穿越火线去见高树勋。 信写好后，由部队派了一名便衣侦察员带着信，越出我军阵地，冒着枪林弹雨，向马头镇敌军阵地奔去。 这个勇敢的侦察员，个子不高，十分机灵，非常敏捷，边前进，边向敌人阵地喊话：“不要打枪，我是给你们田团长送信的。”霎时，他就消失在炮火的烟雾中。 夕阳西下，送信的侦察员回来了，并带着田树青同志派来的一个士兵。这个士兵捎来田树青同志给我的回信。 他的回信中说，看到你的信非常高兴，已转告高先生，高先生希望你迅速过来见面，并派一名士兵去接你通过火线等。 我当即把这一情况向刘、邓首长报告。邓政委在电话里指示我，可以马上穿过火线，先见田树青同志，向他了解高近日的动态，并叫靖仁秋同志同我前去。 三纵队的首长也派了一名参谋与我同行。临行前，并对我说：“我军已确定今夜十二点向马头镇发起攻击，部队正在进行动员，你最好能在部队发起攻击前给我们个消息。” 我答应了他们：“一定办到。” 于是，我们三人就跟田树青同志派来的那个士兵，一同出发。已经是夜晚，天空阴暗，夜雾重重，我们在黑暗中摸索前进。 快到马头镇外敌前沿阵地不远处，按照约定的联络信号，由那个士兵点起了一把火。 谁知镇上的守军突然哗哗地打过来一梭子机枪子弹，我们正在惊疑时，镇上的守军高声地向我们喊话： “过来几个人?” “四个人!”领我们的士兵回答。 镇上的守军略停了一下说：“四个人太多，只准过来三个。” 我决定叫靖仁秋同志留下，自己和那位参谋跟那个士兵过去。 我们越过马头镇守军的前沿工事和壕沟、鹿砦等重重障碍，到寨墙边，就由那个士兵扶我越墙而入。 进入了马头镇街内，我们沿着狭窄的小道向田树青同志的团部奔去。 田树青同志住在一家有几间房子的小院里，他的爱人尚炳炎也在这里。他们听到我的声音，就急忙迎了出来。 田树青同志看到了我是那样的高兴、激动，使我深深感到，他在战斗在敌营里盼望听到党的新的战斗号令。 我们刚走进他的住室，他就急忙对我说：“高先生急需马上见到你！” 我问：“高先生的态度近来有什么变化？” 田树青同志说：“从他的口气中，我听出他对现在三个军北上十分不安，他一直在盼望你早日回来。” 我看了看表，十二点前到高树勋那里去已经来不及了，于是我首先向田树青同志传达了刘、邓首长的指示，要求高部尽快行动，配合我军阻止十一战区这三个军北进。 田树青同志兴奋地说：“太好了，现在应尽可能争取高部一起行动，你最好赶快去见高先生。” 我对他说：“我必须在十二点前回去一趟，有亟待解决的问题，向刘、邓首长请示。” 而后，我又很快穿过火线，回到我三纵队司令部驻地，用电话向刘、邓首长详细地汇报了和田树青同志见面了解到的情况，并请示了为争取高部全军起义，请停止原定今夜十二点对他们发起攻击。 刘、邓首长同意了我的意见，并立即令三纵队首长停止对高部的攻击。 次日凌晨，我又穿过火线来到了田树青同志的团部。他立刻派了一名士兵送我到国民党十一战区长官部去。 当时，孙连仲早已飞到北平去了，十一战区长官部是由副司令长官高树勋、马法五及战区参谋长宋肯堂组成。 高树勋见到我，先叫他的特务营营长孙元儒安排我住在营部，由孙负责保卫我。 高立刻来见我，他一进门就对我解释说： “定南，在新乡时，我对孙连仲提出，我愿单独率新八军、河北民军沿平汉线北上，因为当时国民党决定十一战区所有部队都乘火车从津浦线去北平。后来孙连仲说我单独一个军过不去，就让四十军、三十军和我一起来了。当时，我也不能对孙连仲说我能过去，你看这 ……” 我对高说：“这也可能是孙连仲对你不放心，他才这么决定的。” 高说：“我已有所悟，不过既然是三个军齐头并进，我也只好走一步看一步了。” 我说：“刘司令员、邓政委本来是同意你一个军北上方案的，但现在是三个军北上，毛主席已电令刘司令员、邓政委决不允许三个军北上，让国民党实现在全国向我解放区进犯的战略。因此，刘、邓首长要求你部配合我军阻止蒋军北进。” 他看了看我说：“现在?” 我说：“对，当前正是关键时刻，现在起义，对你、对人民、对国家都贡献极大。” 这时，我看高树勋的心情很不安，思绪十分纷乱，他在室内来回踱步思考，好像是自言自语地说：“要走向革命，我是有决心的，只是……” 从他的神情，我几乎明白他在想什么，便对他说：“像你这样寄人篱下，终非长久之计，何不尽快走向光明呢?” 他说：“四十军、三十军都是老西北军同仁，我如单独行动，他们必然被歼。这样，原西北军人士更会唾骂我。” 我说：“你要革命，三十军、四十军是不会同你一道革命的，那他们就会继续成为革命的敌对力量；如果他们早一天被我歼灭，对革命只会带来好处。” 他接着说：“一九四○年，我杀石友三，西北军老人就责骂我'不仁不义’，说什么石友三该杀，但我不应该杀他，因为石是我的上司，不该'以下犯上’。如果这次又因我使三十军、四十军遭到毁灭，旧西北军同仁，会对我恨之入骨，骂我专干不利于西北军的事情。” 我说：“石友三是投敌有罪，人人得而诛之， 你杀石友三是爱国的行动，人民是赞成的。” 他仍然犹豫不决，神思恍惚。 接着我又劝他说：“大是大非要当机立断，切不可优柔寡断！非常之人，才能立非常之功。” 他叹了口气，接着又说：“还有个问题，刘秀珍和你太太唐宏强，都还在徐州车站，如果我们马上起义，国民党一定会迫害她们的。” 我想这是个很实际的问题，也是他目前顾虑重重的主要问题。 他和夫人刘秀珍是多年同甘共苦的夫妻。这个具体问题怎么解决，我应当立即向刘、邓首长汇报。 不过，我和高树勋告别时，还是劝他说，汉朝的刘邦为与项羽争天下，抛妻弃子在所不惜，你今天要走向革命，就不能再计较这些。但你提出的这两个问题，我马上向刘司令员、邓政委报告，看他们如何处置吧。 这时，高树勋高兴地说：“对，对，你快去快回，我等候你的消息。” 于是，我又穿过火线，连夜赶到峰峰矿务局的办公楼——刘、邓首长的指挥部。这时，双方的冷枪飞弹，仍不停地划过夜空。 十月二十八日清晨，我见到刘、邓首长时，他们正在忙着向部队批发电令。听刘司令员对一个参谋人员说： “告诉部队，一定要积极主动地密切协同。” 首长见我来了，暂停处理一些军事方面的问题，专心地听取了我对高树勋提出两个问题的汇报。 刘司令员说：“他杀石友三，不是什么上下级问题，不是不义，而是大义灭亲的革命行动，人民和一切爱国志士都是理解的。” 邓政委说：“他现在起义，不仅对当前作用重大，对今后的政治影响也很大。转告他，时机很重要啊！” 刘司令员又说：“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当断不断，反受其害。” 他在屋里来回踱了几步，尔后对我说：“关于高夫人刘秀珍留在徐州一事，我们可以电请中央解决。你先起草个电文，我来批发。” 遵照刘、邓首长的指示，我当即拟了电文，电文大意是，请中央转新四军陈毅同志，派人到徐州车站，接出高树勋夫人刘秀珍等。 刘司令员看了电文，签了字，交一个参谋立刻发出。 我临走时，邓政委再次强调说：“转告高树勋将军，要从大局出发，配合我军行动，对革命作出重大贡献！” 二十八日夜里，我又来到马头镇，见到了田树青同志，把高树勋当前的思想顾虑及刘、邓首长的指示详细地对他讲了，还向他了解周围工作的情况。 田树青同志说：“我尽力掌握好我这个团，目前正在做我部下的工作。总部特务营营长孙元儒表现较好，他对高先生是很忠诚的，可以争取” 我对他说：“刘、邓首长要我们多做工作，促使高先生尽快起义，走向革命。要抓紧对一些军官做争取工作。” 二十九日，我又在特务营驻地见到了高树勋，我把刘、邓首长的话，一字不漏地转达给他，特别把刘、邓首长安排从徐州接他夫人的事告诉了他，他非常感激。 这时，战况频频传来。东线敌四十军一○六师的一个团在崔曲一带被我六旅歼灭大半；敌三十九师的一个团在阎家浅也被我二纵队歼灭。我军在刘、邓首长的指挥下，军事上的不断胜利，对高的起义行动起了配合的作用。 高树勋庄重地向我宣布：“我立即起义，走革命的道路。” 当时，我激动地向他表示热烈欢迎。眼看在刘、邓首长的直接领导下，我们进行多少个日日夜夜的工作，今天将结出丰硕的果实。 高树勋接着又谈到部队起义后的一些具体问题。当我要去向刘司令员、邓政委请示解决时，高还要我对刘、邓首长说，河北民军及与汤恩伯有关系的部队不可靠，望我对他们加强围击，以免影响他率部行动。 当天，我又赶到刘、邓指挥部，向二位首长汇报了高树勋已决定起义以及他提出的一些问题。 刘司令员高兴地说：“很好，我们对高完全以兄弟相待。” 邓政委看了看在场的李达参谋长，当机立断地说：“我看李参谋长马上亲自去一趟，代表刘司令员和我去看望高树勋，一方面鼓励他已下定的决心，一方面看看他还有什么问题，好作最后的商榷。” 刘司令员在室内一直来回踱步，接过来说：“对，非常之时，这样作用更大呀。” 李达参谋长去见高树勋的第二天，回到了指挥部，向刘、邓首长汇报和高树勋面谈经过说：“一切良好，高的态度明朗，决定立即率新八军、河北民军起义，并且决定把他的指挥部迁至马头镇，田树青团向我军靠拢。今天晚上双方即可架通电话。部队的番号、整编等问题，听毛主席决定。” 刘、邓二位首长听了非常高兴，除派我和申伯纯同志立刻到马头镇去协助高树勋办理起义事宜外，在军事上也重新作了布置，以防新八军的反动分子捣乱，发生意外。 李达参谋长这次代表刘、邓首长去看望高树勋，更坚定了高马上起义的决心。因为李达同志原是老西北军的军官，是宁都起义过来的，所以和高树勋一见面，谈得很融洽。 他们谈了对四十军、三十军应抱的态度，又谈了一九三一年董振堂、赵博生二位西北军将领，不满蒋介石反共反人民的政策，在江西“剿共”前线举行闻名全国的宁都起义的意义。他还谈起了西北军得到中国共产党的帮助，改变了政治方向，参加了国民革命军，举行了著名的五原誓师，受到全国民众欢迎和支持的情景。 李达同志还对高树勋讲，如果高将军在当前中国面临着内战与和平、光明与黑暗两种前途大搏斗的紧要关头，能高举义旗，和革命人民站在一起，反对蒋介石的内战、独裁政策，为建立和平、民主、自由的新中国而奋斗，它将比宁都起义、五原誓师的意义更为深远。 当谈到西北军这些光荣历史时，高当时是非常兴奋、激动的，因而他明确表示：十月三十日，宣布起义。 王定南同志简介：（1910—1989），曾用名王泽南、王正化、王作宾。河南内乡人。1929年4月在北平艺术中学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9年年秋到北京大学读书，任该校共青团支部书记、北大学生会党团书记、共青团东城区委书记、北平市援助留日被捕同胞后援会党团书记。 1930年转入中国共产党。任北平反帝大同盟党团书记、北平平民教育联合会党团书记、中共北平特委负责人。 1930年年9月，代表北平反帝大同盟到上海参加中华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准备会议，回平后任北平市苏维埃准备委员会宣传部长。同年秋转为中共党员，曾任中共北京大学支部委员、书记。 1931年受党组织委派到吉鸿昌处协助工作。1932年参加中共河北省委机关刊物《北方红旗》的印刷和发行工作。 1934年参加中共北平特委工作。 1935年初赴许昌任中共河南省工作委员会书记。 1937年，调到北平特委工作，次年任特委书记。 1942年6月被日本宪兵逮捕，出狱后到河南省郏县、宝丰等地从事抗日工作。 1944年，他在河南郏县、宝丰等地组织“河南人民自卫军”进行抗日反蒋活动时，自卫军被汤恩伯部缴械，王定南夫妇以“通共”罪名被扣押。高树勋仰慕其才华，先是担保下其夫人，1945年4月又通过国民党第2集团军总司令刘汝明，将王定南救出。从而高王二人结成生死之交。 1945年5月被派到国民党政府军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新八军军长高树勋部工作，为促成高树勋于同年10月在邯郸率部起义做出了重要贡献。高树勋部起义后，改编为民主建国军，王定南任该军总政治部主任。 1947年6月因民主建国军“兵变”事件被关押，1953年才从北京监狱中放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在华北行政委员会民政局和中央内务部任秘书、专员、主任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在华北行政委员会民政局和中央内务部任秘书、专员、主任等职。1961年后曾任山西省人民委员会参事室副主任，山西省文史研究馆副馆长、馆长，省政协四届、五届委员会副主席、党组成员，五届、六届、七届全国政协委员等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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