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虞舜时代的伟大丰碑：营丘九头图与崇山石祖林 王宪明 一 《水经注·湘水》： (南岳岣嵝)山下有舜庙，南有祝融冢，楚灵王之世，山崩，毁其坟，得营丘九头图。禹治洪水，血马祭山，得金简玉字之书。 张衡《思玄赋》： 流目眺夫衡阿兮，睹有黎之圮坟。 唐李善《文选注》： 黎，高辛氏之火正，谓祝融也。圮，毁也。楚灵王之世，衡山崩，而祝融之墓坏，中有营丘九头图矣。 《大正新修大藏经》卷51引《南岳总胜集·祝融峰》条作： 昔楚灵王时融顶崩，获人皇九首之图。 “营丘”，一般指齐国都城。齐都数迁，皆名营丘，均在泰沂山地以北，莱州湾南岸。这一带是远古东夷部族的大后方、大本营、蓄水池，是中华文明发祥的木本水源之地。有意思的是，有关“营丘九头图”的记载，也一直和远古东夷部落联盟的领袖们瓜葛稠叠。 屈原《九歌·湘君》：“九嶷缤兮并迎，灵之来兮如云。”萧兵先生在《楚辞新探》的开篇里就运用比较神话学的方法，论证了《楚辞》中的“九嶷”就是九根柱状的石柱，即“列石”： 发现大石遗迹较多的东方(夷)以及南方(楚)正存在着太阳崇拜。《九歌》中的《东皇太一》和《东君》就是明证……耐人寻味的是，葬于九嶷、庙竖列石的帝舜以及与之同格或一体的帝俊、帝喾都是东方夷人集群的最高祖先神兼太阳神。 萧兵先生援引有关祝融墓营丘九头图的记载后这样说： 这条重要的材料可以作两种解释：一是这里的重黎墓(或祝融墓)碑碣或画像石，上面刻着“营丘”和九头怪物，有如《古地图》九块列石上的纹饰；二是墓室里有壁画，绘着九头怪神，有如《天问》之“雄虺九首”，汉王延寿《鲁灵光殿赋》所述“五龙比翼，人皇九头”的祠庙壁画。这也有助于推测九嶷舜墓的形制。另外，《大司命》“导帝之兮九坑”的九坑(或作九冈)，闻一多先生以为指楚之冈山，那上面可能有颛顼庙(颛顼跟帝舜、祝融一样原是东方的祖先神兼太阳神)，这“九冈”跟“九嶷”“九头营丘”“九阳”等一样都以“九”字为神秘性序列数字，莫非也是与某种太阳神文化建筑有关? 众所周知，远古东夷太阳崇拜、飞鸟崇拜、男性生殖器崇拜有其同一性。所谓“九嶷、九头、九阳”，其实就是新石器时代男性生殖器崇拜的产物——石祖。 性器崇拜，曾是人类蒙昧时期信仰的表现形式，是当时社会形态的心理折射。从考古遗存来看，女阴崇拜(如胶、辽等地区发现的石棚)是母系氏族时期的产物，是母权的折射；对男根的崇拜可能在母系社会就产生，但其盛行则在父系氏族取代母系氏族以后。这种崇拜也不是如某些学者所说，是远古东夷族群所特有，但东夷石祖崇拜的遗存较多，则是事实。近来被人注意的山东昌乐县营丘镇崇山石祖林，最有代表性——它可能就是“营丘九头”。 司马贞《补史记·三皇本纪》： 人皇九头，乘云车，驾六羽，出谷口，兄弟九人，分长九州，各立城邑，凡一百五十世，合四万五千六百年。 所谓“营丘九头” (人皇九头)，应该是远古东夷部落分长九州(远古九州，在今山东境内泰沂山地及其周围地区)的首领们在东夷中心城邑营丘(部落联盟首领所居)附近崇阳山树立的象征各自祖先的石祖，崇阳山就是分掌九州的首领们盟会祭祖之处。至于“营丘九头图”则是将这些石祖刻于石上或绘于兽皮等物上，以便随时随处祭拜，相当于后世的宗谱、宗氏图。元潘昻霄《金石例》卷一《墓图》：“宗氏图碣二，一埋中宫之下，一立中宫之上。太原以坟茔中心为宅神，亦中宫之义也。”祝融后代由东夷播迁湖湘，坟墓中有营丘九头图也便不足为奇了。屈原在《离骚》自称是东夷古帝高阳(颛顼)之苗裔，他对这个谱系也许有所了解。 宋罗泌《路史》卷一《九头纪》： 人皇九男相像，其身九章，胡洮龙躯，骧首达腋，出刑马山提地之国。 清王谟《汉唐地理书钞》辑《荣氏遁甲开山图》云： 人皇兄弟九人，生于刑马山，身有九色。 “刑马山”三字令人联想起前面所引《水经注·湘水》“禹治洪水，血马祭山”之语。古东夷民族还保留着游牧时期的一些传统，重大祭典用马为牺牲(这种传统在后来的齐国仍然延续，临淄、寿光等地发现的殉马坑就是证明)。在崇山石祖前面，有些光滑的土丘，估计是焚埋祭品之处，如果挖个探坑，发现马骨或马骨化石遗存，更能证明这一点。 二 昌乐崇山，当地人有称“崇阳山”者，有称“石属山”者，《太平寰宇记》、《隋书·地理志》注称之为“丛角山”；《金史·地理志》、马端临《文献通考·舆地考》称之为“聚角山”。 整个昌乐县境，处在郯庐断裂带的沂沐断裂段，是中国新生代第三纪火山口分布最集中的地区，山峰数以百计，其中比崇山高大者比比皆是，但上面提到的几部古籍介绍昌乐(营丘)境内山脉，只有两座，却都将偏远卑小的崇山列入，其原因颇令人思量。 《太平寰宇记》卷十八介绍“丛角山”得名之由，说是因“山有三峰，岌如丛角”。这种解释显然是望文生义。所谓三峰，不过东西相连的三个小岭埠，根本无岌如之形，虽地老天荒，消磨奇峻，也不能若是之速。所谓“丛角”，当指崇山西北坡之石祖林。古人所谓“角先生”，指男性生殖器官，这也是常识。 曾多次到崇山考察的山东大学美术考古研究所所长刘凤君认为，崇山是远古时代的祭台遗址，而这些巨石，是巨石崇拜时期的遗物，也是远古东夷父系氏族社会进入盛期、男性生殖崇拜时期的产物，距今已有4000多年的历史!在世界范围内，巨石崇拜时期留下的遗物，多属自然石崇拜。像这样巨型而又逼真的“石祖”艺术聚集于一个祭坛，实属世界奇迹。 崇山在东夷中心城市——也是姜太公受封后齐国最初建都之地的古营丘东南方向数公里处，而石祖林的主体在崇山的西北方向，两者正好相对，这应该不是巧合。 恩格斯在其《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指出，废除母权制是“人类所经历过的最深刻的革命之一”， “在历史上出现的最初的阶级对立，是同个体婚制下的夫妻间的对抗的发展同时发生的，而最初的阶级压迫是同男性对女性的压迫同时发生的”， “母权制的被推翻，乃是女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这种失败的结果，女性所付出的代价，便是人类历史最伟大的进步：进入文明社会。这场革命留下的最重要的遗存，也许就是残存的石祖。 学术界对于父权制确立以后文明产生的判定标准，主要有城市的出现、文字的产生、金属工具的使用、国家制度的建立等等。中华民族的文明曙光“出乎震”，无论文献记载还是考古发掘，都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崇山西北不远弥河西岸发现的寿光边线王古城，有都城规模；在昌乐境内发现的刻在骨头上的鸟篆，比甲骨文早上千年；在传为虞舜故里的诸城呈子大汶口——龙山文化遗址发现了青铜片，将我国的青铜器历史提前了一千年。受舜禅让而建立的第一个世袭王朝，一直到少康中兴，其主要统治区域在潍坊境内。据《竹书纪年》，夏太康、帝相时，先后居潍坊境内的斟、斟灌(相当于都城或行都)，而少康中兴，主要战场在潍河流域。 《国语·周语上》载内史过云： 昔夏之兴也，融降于崇山。 韦昭注： “融，祝融也；崇山，崇高山也，夏居阳城，崇高所近。” 《竹书纪年》卷上： 禹治水既毕，天锡玄圭，以告成功。夏道将兴，草木畅茂，青龙止于郊，祝融之神降于崇山，乃受舜禅，即天子之位。洛出龟书，是为洪范，三年丧毕，都于阳城。 王宁先生认为， “融”与“彤”通，降于崇山的乃尧子丹朱(彤朱、兜、头、欢朱)，禹所居阳城，为后来的青州南阳城，所谓洛，即弥河，古称巨洋水，至今寿光仍有“北洛”、“洛城”等地名(王宁《“夏居河南说”之文献考辨》，《枣庄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3年第1期)。这里的“崇山”，是否就是昌乐石祖林所在的崇山，也值得玩味。我认为，这里的“崇”不是“高峻”的意思，而是“钦崇”的意思。山不在高，在这里举行庄严的祭典，也可以名为之“崇山”， 《书·舜典》“放兜于崇山”，或者舜禅让时，丹朱仍在壮年，使之到崇山奉尧之祀，有存亡继绝之意，也使唐尧之灵有所归而不为厉。 《北堂书钞》卷157引《帝王世纪》云：“尧生于丹陵，封于唐。”景以恩以为：“丹陵即古丹山，也即今尧山，山在齐东今昌乐县以西，尧山下有尧河，古称丹水。昌乐县境内今以唐、鄌为地名者，不下七八处。 《昌乐县志》称：该县有尧子丹朱冢。”(景以恩《华夏族团源于东方新探》，《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1期)。更为巧合的是，20世纪80年代，在昌乐西南的临朐县西朱封村，发现了三座迄今为止规格最高的龙山古墓! 我们注意到，史学界很多人对于远古帝王主要产生于东夷族团，夏朝在泰沂山以北建立持否定态度。联想到史学发达的封建社会，都发生过把孟姜女从齐长城拉到秦长城的典故，在政治统治中心转移(即使政治中心转移后，潍坊仍长期为文化学术中心，封建社会学术文化以经学为主体，今文经学宗伏氏，古文经学宗郑氏，二氏之后，皆在潍坊)以后， “传疑时代”的历史真相经过历代层累式变异、附会、穿帮、作伪，淹没于“中原大合唱”，也就不足为奇了。 三 黑格尔以为地理环境是民族精神自我发现的场地，是历史的必要基础，并说北温带“是历史的真正的舞台”，而“在寒带和热带上，找不到世界历史民族的地盘”(黑格尔《历史哲学》，三联书店1956年版)。黑格尔的后学马克思进一步发挥了他的思想： “资本的祖国不是草木繁盛的热带，而是温带，不是土壤的绝对肥力，而是它的差异性和它的自然产品的多样性，形成社会分工的自然基础，并且通过人所处的自然环境的变化，促使他们自己的需要、能力、劳动资料和劳动方式趋于多样化。”(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马克思的论断，令人联想起凝结着东方古老智慧的《周易》中“物相杂故曰文”的至理名言。 潍坊地区作为中华文明重要发祥地，其历史文化的博大深厚，丰富多彩，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这个规律。潍坊地区自南而北，依次是山地、丘陵、冲积平原、滩涂、海洋，物产丰富多样，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潍坊是中国海盐文化发祥地，人类生活必需品海盐的生产和贩运，是文明的重要催化剂之一。海盐和海产品的食用，再加上东夷民族又非常讲究养生，使东夷民族身材高大、健壮，繁殖力旺盛，这也使东夷成为向亚欧大陆纵深和太平洋沿岸殖民的策源地。近五六千年来，潍坊地区的气候和全国气候相同，总趋势是由温暖转向凉爽，由湿润逐渐干燥。新石器时代，正月的平均气温比现在高出3℃～5℃，年平均气温大概高出2℃(张岱年等编《中国文化概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其时洪水泛滥，气候炎热。与潍坊地区有关的大禹治水、后羿射日，对当时气候状况有所折射，而由潍坊地区史前人类遗迹中发现的喜暖性动物獐骨陪葬品和喜暖性植物竹节的残灰，也证明了这一点。而迎战大洪水的挑战，使东夷文明产生了空前飞跃。 北京大学气候学专家王绍武教授曾指出：“历史记载、古气候、古环境及考古证据一致表明，中国北方在公元前第三个千年后期有一个洪水期。大禹治水标志着洪水期的结束。”(王绍武《夏朝立国前后的气候突变与中华文明的诞生》，《气候变化研究进展》2005年第 1期)这次洪水和其后到来的剧烈的气候突变，把许多古文化毁灭了。华北的红山文化、河南的仰韶文化，东南沿海的良渚文化，还没有进入父系社会，就突然消失——或不能适应环境变化，或被强力扩张的古东夷部族征服同化。考古遗存证明，东夷文化圈周围的古文化，离东夷文化中心越远，其文化沉寂或空白越大。而在这场空前的自然灾害面前，已经进入父系社会、身体素质最好的东夷人依托泰沂山地和山东丘陵这座不沉的诺亚方舟，勇敢地迎接挑战。这场给人类带来空前灾难的特大洪水，空前的激发了东夷民族的智慧和创造力，提高了生产力水平和文明程度，磨炼了东夷人民的意志，也使父权制更加巩固，涌现了尧、舜、禹、皋陶、益、稷、契等一大批杰出的部落领袖(炎、黄、尧、舜这些父系军事民主时代的部落领袖，不可能在仰韶、红山、良渚等母系氏族社会产生)。由于治理洪水符合所有部落的共同利益，促成了较大范围的部落联合。于是治水的过程，也是部落融合统一的过程，社会组织性加强的过程，是权力高度集中的过程，也是权力异化的过程，是对权力产生崇拜和占有的过程，是产生权力争夺的过程，因此是产生保证权力实施和维护对权力占有的暴力机器产生的过程——即国家孕育的过程。由于治水主要完成于虞舜在位期间，于是我们可以说虞舜时代拉开了中华文明的伟大序幕。 崇山石祖正是在这样一个需要巨人而产生了巨人的时代刻造树立的，它们那生气勃勃、精力弥漫、傲立苍茫的气魄，也是那个时代精神的展现。当然，那个时代野蛮未化，蒙昧犹存，当时先民视为神圣庄严的生殖崇拜，从后世宗法礼教的眼光看，可能是粗野猥亵。孔夫子删述《六经》，司马迁著《史记》，都会以“怪力乱神”或“荐绅先生难言之”之由而摈弃之。在儒家礼教指导下编纂的中国经史，掩盖的历史的真相岂止生殖崇拜!儒家因“法祖”而尊亲避讳，掩盖历史，美化祖先。但这个“祖”字，甲骨文作“且”字，仍然是男性生殖器象形，而后世圭、笏、碑、塔、牌位、华表等礼器，仍然是生殖崇拜的升华或变形。 由此看来，对崇山石祖林的考察，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中华民族重要源头的古东夷民族的成长和播迁，认识远古原始宗教、图腾崇拜、石头文化、美术史、雕塑艺术、民风民俗、性文化，宗法制萌芽、阶级的产生、国家的建立，尤其可以帮助我们重新认识被服务于宗法礼教的历代儒家和史学家掩盖歪曲了的远古历史真相和远古部落领袖的真实风采。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