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逢李龟年》的诗意来源（2）

第三层诗意来自人物命运的前后变化。只要对这首诗进行注释，哪怕是最简明的注释，也一定会说明一下李龟年其人。综合唐郑处诲《明皇杂录》卷下和范摅《云溪友议》卷第六的记载，我们知道，李龟年是玄宗开元年间最有名的歌者，会谱曲，其中《渭川》曲旋律精妙，当时曾广泛流传，因此深受玄宗李隆基的宠爱，待遇十分优厚。李龟年在洛阳通远里大兴土木，修建了规模、豪华都“逾于公侯”的宅第，其宅第中堂的宽敞在当时洛阳是无与伦比的。安史之乱爆发之后，李龟年没能跟随李隆基到四川，而是流落到了潭州（今天湖南长沙）一带。“每遇良辰胜景，为人歌数阕，座中闻之，莫不掩泣罢酒”（《明皇杂录》）。当时李龟年在当地官员的筵席之上演唱的歌曲，有《相思》，“红豆生南国，春[秋]来发几[故]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有《伊州歌》，“清风明月苦相思，荡子从戎十载余。征人去日殷勤嘱，归雁来时数附书”，都是王维的作品。可以说，李龟年相当于今天的流行歌曲明星。在其中一次当地官员的筵席上演唱的时候，杜甫见到了他，于是有了这一首著名的诗歌。可见，李龟年是一个曾经繁华、归于落魄的人物，他的人生今昔，有着强烈的反差。李龟年的遭际命运，足以令人感慨系之。

诗人杜甫的命运虽然没有李龟年那么大的起落，但是也经历了一定的变化。杜甫出生在一个“奉儒守官”的人家，他的祖父、父亲都在朝廷做官，父亲做到县令，母亲出生于当时望族清河崔氏家族，家境不会太差。杜甫本人比较早慧，十四五岁就进入文坛，开始跟当时在洛阳的一班名流交往，并且得到了他们的称赞，“斯文崔魏徒，以我似班扬”（《壮游》）。可见，当李龟年吉星高照、蒙受宠爱的时候，杜甫也开始在诗坛崭露头角了。杜甫虽然还没有得到朝廷的实际认可，还没有中进士，也没有得到一官半职，但是，他的心里是充满自信的，“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理想也很高远，“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不难想象，杜甫当年的心情是愉快的。但是，两次参加进士考试的失败，十多年长安求官的蹭蹬，四十四岁那年十月好不容易得到一个小职位，进入官场，次年八月就爆发了安史之乱。然后是逃难、陷贼，做左拾遗很快就因为上书言事触犯龙颜，不久又被降职。四十八岁那年八月，杜甫终于弃官不做。从此携家带口，踏上漂泊西北、西南、荆湘的道路。丧家犬似的，一路投亲靠友。虽然杜甫的诗名在与日俱增，但是这种一路漂泊的生活，也使他饱尝了人情冷暖的眼色与世味。“羁旅知交态，淹留见俗情。衰颜聊自哂，小吏最相轻”（《久客》）。这是杜甫见到李龟年前两年在公安县时的感慨。杜甫在临离开四川梓州（今三台县）时作的两句诗，很好地概括了他的今昔境况，“昔如纵壑鱼，今如丧家狗”（《将适吴楚，留别章使君留后，兼幕府诸公，得柳字》）。

诗歌涉及人物李龟年和诗人自身命运两端的反差，这种人生的今昔对比，是感动读者、引起感伤共鸣的重要内容。

第四层诗意来自对人生荣衰命运过程的反思与追问。一个有相当诗歌阅读素养和人生阅历的读者，绝不会将自己的联想停留在今昔两个端点上，而会从这两个端点出发，一点点用自己的阅读经验和人生体验，填满整个过程。根据史书记载，诗中所说的岐王、崔九都死于开元十四年（726）。也就是说，杜甫在他们府上见到李龟年、听李龟年唱歌，大约都在开元十三年，那一年杜甫十四岁。他们在“江南”也就是潭州（今天湖南长沙市）重逢，是代宗大历五年（770），这一年杜甫五十九岁。两回见面的中间，隔了四十五年。这四十五年之中，杜甫我们是比较了解的，李龟年虽然因为缺少文献记载，无法了解，但是，肯定也是酸甜苦辣咸五味俱全的。谁的人生会是几十年一跃而过的呢？人到垂暮，难免回忆往昔、反思过去，这四十多年的时间、经历，值得回忆、反思的内容肯定是无比丰富的。这里边，自然少不了关于功名利禄、关于荣辱毁誉、关于爱恨情仇、关于世事轮回、关于生老病死之类的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