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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三重价值标准相继出现的过程，也是三重价值体系相互渗透的过程。国家权力的控制者开始积极寻求社会财富、寻求文化地位，社会财富的控制者也积极寻求国家权力的倾斜和保护、同时寻求获得文化地位，文化产品的创造者同样在谋求政治权力、谋求社会财富。社会的多元化侵蚀着传统道德的底线，腐败痼疾开始持续侵蚀着明代官场并愈演愈烈。王守仁倡导的“问道德者不计功名，问功名者不计利禄”，正是为解决这一问题提出药方。但这一倡导几乎没有得到任何响应，明朝政府也几乎没有任何针对性的防范措施，更没有建立起各种社会角色保持相对独立性的体制。这成为明代多元化社会重复历代所发生的故事、偏离正常轨道的开端。而此时的王门学者包括王守仁本人，以及后来的东林党人，也没有能够承担起道德实践者的责任。不仅如此，竟然闹出大学士误解“拔一毛而利天下”赠语的笑话。(王应奎《柳南随笔》载：崇祯初，大学士钱龙锡在入阁前曾向名士陈继儒请教国是，陈赠一句：“拔一毛而利天下。”钱不解其意。适袁崇焕请斩毛文龙疏至，方大悟：“此眉公教我者耶？”)  明《出警入跸图》 第二，社会的多元化推动着社会思潮的多元化，国家的舆论引导机制难以建立，政府的影响力日渐消退。明代自成化、弘治以后，也就是随着文化成为社会价值标准，以南京、苏州及江南地区为主要发源地，思想家、文学家、在野“清流”派官员，以及小说、戏曲、歌谣等形形色色的文学作品，逐渐成为社会舆论的主要策动者和表现形式，并推导着社会思潮的多元化。但是，这些社会思潮及其推导者是可以不对后果承担责任的。顾宪成和王锡爵关于“庙堂是非”和“天下是非”的讨论，集中反映了在社会思想多元化过程中“国家认同”或“政府认同”出现的危机。（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66《东林党议》载：万历二十年前后，王锡爵为首辅，顾宪成以吏部郎中为清流代表。锡爵责之曰：“庙堂之是非，天下必欲反之。”宪成答曰：“天下之是非，庙堂必欲反之耳。”）除了动用暴力，明廷对社会舆论、社会思潮的挑战完全没有应对办法，直接导致了信任危机和思想涣散。这一状况在中国历史上其实反复出现过。由于宗教的世俗化，中国的传统宗教和外来宗教难以起到教化作用，中国的官员一直需要以双重身份对民众施加影响，一是权力的象征，二是道德的示范，而一旦后者发生故障，前者的权威也受到挑战。 第三，明朝以农业为立国之本，受现实和理念的双重制约，经济上实施一元化重农政策，严重忽略渔业、牧业特别是海上贸易、西北边贸，并且对商业集团的形成始终带有警惕和畏惧。东南“禁海”，西北“禁茶”，内陆“禁矿”、“禁盐”，成为明朝的基本经济政策。其结果是，经济的多元化发展冲击了单一的农业经济，而政府的政策既阻碍了外贸的发展、隔绝了与海外的联系，也没有能够及时地由几乎单一的农业税转化为真正意义上的多种税收并举，从而切断可能得到的财源，国家财政陷入困境。与此同时，商人和实权派官员、吏员却在这场经济游戏中谋求利益，贫富差距扩大。一方面是社会多元化带来经济社会形势的急剧变化，另一方面，由于明朝的皇帝从成化开始大抵不接见大臣、不对重大决策承担责任，拘于传统理念和明太祖的“祖制”，文官们只能在“不争论”中对经济政策进行“微调”。于是，一方面是财源的继续流失，另一方面是传统的农业税难以建立起国家救助体系、国家安全体系。明朝与其说是亡于农民起义、亡于清朝的入主，倒不如说亡于长期无法解决的财政困难。  第四，国家对多元化社会和社会转型的应对态势，决定于政策决定者的立场、观点和对时局的认识，并与其切身利益息息相关。明朝的国家决策主要依靠文官集团，文官皆由科举而进，儒家学说为科举的基本科目。同时，明朝也是继两宋之后又一个以汉族官员为基本构成的朝代。这就造成了来自于传统农业地区的官员、吏员成为执政主体，来自江南经济文化发达地区的官员越来越多地掌握着话语权。虽然内廷宦官多来自北方，但当权者大抵被改造成“文化人”，而且是带有北方传统农业习性的文化人。明朝政策决定者的这种地域构成和民族构成，使得明朝决策层难以制定出保护、发展海外贸易、边境贸易乃至境内工商业发展的国家财政政策，也无法制定出对经济欠发达地区、对非农业地区、对边疆地区海疆地区、对少数民族地区的保护政策。“屁股决定脑袋”乃天下之通理，官员的身份和地域结构、民族结构导致政府的决策多以汉人区、农业区、经济文化发达区为坐标。而在一般的情况下，文化越是生产出社会价值，其带来的阶层之间、地域之间的贫富差距就越大，社会财富也就越向发达地区集中。这样，当经济文化发达区为争得更多的政治、经济份额欢欣鼓舞时，经济文化欠发达地区却在悄然改变国家的最终命运。东北的女真—满族政权，西北的农民起义，夹击着明朝早已缺乏应对大规模战争的军事力量，明朝的灭亡也就不可避免。 第五，思想的涣散、官场的腐败，必然导致军队战斗力的下降。由于特殊的地位，军队一旦腐败，其程度就非外人所知。“养兵千日，用兵一时”，说容易，做实难。表面上是国家养着数十万乃至上百万的军队，但军费严重不足，军官谋求私利、士兵自谋生计，“土木之变”其实揭示了一个真相：明朝的军队可以比较轻松地打击没有组织的民众、可以比较吃力地镇压有组织的农民反抗，甚至可以艰难地抗衡来自外部的有组织的军事势力，但它绝对无法抵御来自外部的强有力的军事集团，甚至也无法对抗已经强大起来的农民武装，更何况内忧外患并生、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交错。随着西方殖民者的东来和传教士的进入内陆，带来了新宗教、新理念、新技术，在士大夫中激发起了新的社会思潮，“师夷之长技以御虏”的思想不仅产生，而且付诸于抗击女真的战争之中。但是，“外援”从来没有真正解决过中国内部的社会问题，中国的问题最终需要中国人自己解决，明朝也如此。  多元化社会的形成在任何一个政权的统治下，都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虽然形式不同、表现各异，但都是社会进步的标志，是社会转型的重要表现和推动力量。但是，在这一过程中，作为公共权力的国家，必须因势利导、与时俱进，不断调整执政主体的结构、修正各项经济政策、完善社会救助体系、建立舆论引导机制，成为正确引导和推动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任何理论、任何成法、任何个人和小团体的利益，在社会发展和国家利益、民众利益面前，都应该经受考验、接受改造。也就是说，必须在多元化的同时，有一体化。作为公共权力，政府应该承担起这个一体化的责任。  观察现实和观察历史一样，都需要用历史和现实的双重眼光。从历史的眼光看，改革开放的三十年，可以说是中国有史以来发展最好的三十年：社会开放、政治宽松、经济繁荣、人民富庶。但是，经济的发展可以解决贫困问题、温饱问题，却未必能够解决社会不公、贫富悬殊的问题，未必能够解决政治权力和商人财团的联姻问题，甚至也无法真正解决社会保障问题，因为这些问题恰恰是经济发展引起并激化的。 我们的前人只是为我们提供了历史的教训，也展示了他们为着化解矛盾、推进社会的多种努力，但他们最终没有能够解决他们那个时代发生的问题，所以中国历史上才演绎着一个又一个乐极生悲的故事。西汉的故事特别是明朝的故事，已经给我们提供了当代启示。既然是这样，我们就不能指望借助古人的智慧、指望倡导古人的精神来解决现实的问题。必须用现代的眼光来剖析当代的问题，必须吸收当代人类的全部智慧，制定出真正符合中国国情的方针和政策，不断化解和解决经济发展过程中产生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保持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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