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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年前，中国手机的半壁江山，被苹果牢牢攫住。当时，一部苹果5的价格相当于一台成色尚好的电视机，对于此，很多人表示“贵有贵的道理”。  但是，动不动就卖几千上万的手机们，其实大部分都是在中国代工厂生产的。 这是一条早就不再隐秘的产业链，小到螺丝钉，大到机壳、机身，都可以在深圳的厂房内批量生产、加工，再组装、贴标，最后装箱，销往全世界各地。 市场上还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世界上每7部苹果手机，就有一部生产自富士康。  富士康，这家从手机零配件生产起家的台企，在创立后的短短3年内，就做到了营收10个亿的体量，还几乎垄断了包括苹果在内的全球手机代工行业。 它的创始人郭台铭更是当众放话：中国离不开富士康，富士康在一日，大陆就“有饭吃”。 然而，他完全错误预估了国内的手机市场，也不清楚富士康能成功的根本原因，自然，当世界经济形势发生剧变时，富士康也终将成为时代的眼泪。  那么，郭台铭是如何从0到1创办了富士康，又是如何将富士康引向不确定的未来的呢？  从“塑料大王”到“手机大王”，富士康的雏形初现 1950年，郭台铭出生在中国台湾，他跟着父亲的祖籍，是山西晋城人。  不过，郭台铭对大陆的感情很复杂。 故乡在他心里，就是地图上的一个小点。这个小点始终牵动着父亲的心，却吸引不了郭台铭。他不痛不痒地听父亲忆苦思甜，却丝毫没有想要回去看一眼的意思。 直到多年后，他第一次来到深圳，才真正认识到这片蕴含潜力的土地。 郭台铭的前半生和普通人没什么两样，按部就班读书，然后当兵，转业回来后进厂里上班，结果碰到了一生挚爱，两人情投意合、坠入爱河。 不过，郭台铭的挚爱并不是普通人，而是一名香港巨富的女儿。  这名巨富身家已经超过了600亿，而郭家连人家的零头都够不上。因此，不但巨富不愿意，郭台铭的父亲也打怵，觉得自家儿子高攀了人家。 但郭台铭不乐意，他觉得自己虽然现在没什么钱，不代表未来也没钱。所以，他告诉白富美女朋友，只要对他郭台铭有信心，总有一天会让她做阔太太的。 女朋友听完大受感动，铁了心要跟着郭台铭，甚至不惜和家里大吵一架。 而郭台铭确实也用行动证明了自己，他把厂里的工作辞掉后，下海创办了第一家公司。从塑料制品做起，再到生产黑白电视机组件，郭台铭都展现出了经商的绝佳天赋。  而他的塑料工厂也开始回本，正是在这一年，他实现了事业和爱情的双丰收。 然而，郭台铭的目标并没有止步于此，他将目光瞄准了当时很少有人去做的精密工业，并且毫不客气地投了1600万进去，研究计算机线缆装配。 这笔钱最终被市场证明投对了。郭台铭的精密组件厂很快将分公司开到了美国，但美国人不懂汉语，还需要一个响亮的名字，富士康（FOXCONN）应运而生。  后来还有人考古，为什么要起这样一个名字？最贴近的解释是，郭台铭认为经商就要像狐狸（fox）一样聪明，而富士康一开始就是做连接器（connector）起家的。 无论郭台铭出于何种原因，但属于富士康的时代正在来临。 1988年，富士康的员工数已经超过1000人，营收达到了10亿元。同一年，郭台铭做出迁厂深圳的决定，并且光速地买下了龙华镇的1000亩地。 就在这片杂草丛生的荒地上，富士康的厂房拔地而起，一台台生产仪器被搬运进来，生产、加工、组装，随处可见身着员工服的人，一座现代化的工业园已经初现雏形。  把工厂当成练兵场，九个月之内员工接连“13跳” 富士康的成功是史无前例的。 因着手机通讯的普及，原本专注电脑领域的富士康转向手机代工的赛道。这两者之间的相通性，让富士康几乎没什么过渡期，就恢复了巅峰时期的生产速度。 当时，富士康出品的产品，就是靠着效率高、质量好两块牌子。 所以，当苹果的乔布斯第一次见到富士康代工的摩托罗拉手机时，就已经心动了。一向以吹毛求疵著称的他认为自己找到了知音。  后来的发展，应该大家都不陌生——富士康拿下了苹果近乎垄断的代工权。 或许，我们可以把这当成乔布斯与郭台铭两人之间的商业交易：乔布斯追求产品的品质，而郭台铭同样需要一个有巨大市场的品牌为富士康背书。最终两人都得偿所愿。  接下苹果手机代工任务后的郭台铭，更加春风得意。 从苹果1代开始，几乎每一部新品上市都会引发人们的哄抢，还有很多“果粉”每逢新品发售，都要更换一部手机，换机速度堪比换衣服。 这样的高频率带来的是生产线上高负荷的工作量，而富士康高收益的背后，都是由几十万名中国员工们支撑起来的。 最普通的一名一线员工，一天最多能睡四到五个小时，更有甚者，连轴工作好几天后，依旧得不到适当的休息。这种场景，在富士康里随处可见。 不过，郭台铭并不觉得自己在剥削员工，相反，他认为富士康给大陆人带来了“福报”。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大陆几乎没有什么手机代工企业，富士康的出现刚好填补了这一块空缺，还给当地创造了可观的GDP总量，提供了大量就业岗位。 看似一片祥和的背后，其实潜藏着巨大的危机和矛盾。 从2010年初开始，连续九个月，富士康不断有员工从工厂楼顶一跃而下，即使郭台铭亲自到厂区现场蹲守，也无法阻止悲剧的发生。 第12跳和第13跳之间仅仅间隔了几个小时，最终，郭台铭不得不简单粗暴地将富士康的宿舍楼外全部装上铁丝网，以求不要有人再跳楼。 当时，网上盛传的一段“30名五台山高僧做法”视频，引发了公众哗然。 直到这时，所有人才认真思考富士康到底怎么了？高效率和高质量牺牲的又是什么？ 扯开军事化管理这块“遮羞布”，富士康就像一座运转精细的机器，每一个员工都是机器上的一个零件，即使零件坏了，在郭台铭的理念里，也可以重新再换一个。 所以，这一时期，富士康赚得盆满钵满的同时，社会声誉也是毁誉参半。 转移生产线，“加注”印度市场，却频频出现“水土不服” 富士康在大陆深耕了十几年，逐渐显现出疲态来。 这一点和它绑定苹果的商业策略离不开关系。最开始，乔布斯选址中国，看重的便是彼时国内低廉的劳动力，可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中国不再是苹果的“香饽饽”了。 接连撤掉中国的八条生产线后，富士康也跟在苹果后面蠢蠢欲动。 不过，代工的生意还是要做，在郭台铭看来，富士康最好的出路在东南亚，所以，这边中国在撤厂，另一边的越南和印度已经大张旗鼓地开始投资建厂了。 光是印度泰米尔纳德邦的一个小工厂，富士康就砸了10亿美元进去。 甚至于，连很多媒体头条都在吹嘘，郭台铭将要再复刻深圳的传奇。但是，他们都忘记了，富士康在国内的成功，很大一部分原因来自于中国人本身的吃苦耐劳。 抛开印度的国情不谈，富士康想要将中国的那一套做法移植过去就要吃不少苦头。 首先，印度人根本就不接受加班，更不可能听从富士康的军事化管理。 很多富士康的管理者去到印度后，发现制度变得不好用了。明明规定好了上班时间，但总有人找借口不按时到岗，摸鱼偷懒的人也不在少数。 再加上印度人普遍受教育程度低，往往中国一个周期的培训，到了印度得花上两倍的时间，但培训的效果却至少要打一半折扣。 同时，印度的市场也不如国内，很多人连生活温饱都顾不上，哪来的钱买苹果手机。 这些问题一连串地出现在郭台铭面前，富士康苦苦支撑了8个月后，事情变得更糟糕了。 2021年4月，印度被曝出大规模的疫情，在公共医疗追不上感染人数的情况下，大批量的工厂工人出现了密接感染，其中，泰米尔纳德邦就是疫情的重灾区。 在这期间，富士康始终硬撑着不肯关厂，但再大的赚钱决心也抵不过病毒的威胁。 5月12日，富士康已感染的工人数就超过了100人，密接人员更是数不胜数。迫于巨大的舆论压力，郭台铭不得不宣布关停印度工厂，内部人员只出不进。 与此同时，富士康的郑州工厂发布了一条从没有的新规： “新员工若工作90天且到岗不少于55天，将得到公司奖励的7500元奖金。” 不少人将这一举动看做是郭台铭的“自救”，毕竟印度这边距离正式复工依然遥遥无期，如果再丢掉了中国市场，那可不正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了吗？ 从郭台铭这一系列举动可以看出，作为一个商人，他十分出色，不过在对市场环境和行业未来的认知上，他却欠缺了一点身为中国人的底气。 富士康的成功，并不是靠一人一厂，而是靠着千千万万的员工和管理者，以及背靠我们日益强大的国家，才能从一个小型代工厂成为享誉全球的“世界工厂”。 不知道，当郭台铭回想过去，是否会对那一句“中国大陆离不开富士康”感到汗颜。 恰恰相反，离不开中国的，正是赶上改革开放、时代发展红利期的富士康，如果郭台铭仍然执迷不悟，那么他与富士康的未来必然还会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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