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与原配卢夫人生一男两女，长女孙瑗早年病逝；次女孙琬生有一子一女；儿子孙科夫妇生有两子两女。孙科...

孙中山与原配卢夫人生一男两女，长女孙瑗早年病逝；次女孙琬生有一子一女；儿子孙科夫妇生有两子两女。

孙科的妻子陈淑英是孙中山的堂外甥女，亲上加亲。陈淑英常用两个“好”字来代表孙科有两男两女，即长男治平、长女穗英、次子治强、次女穗华。

长男孙治平于1913年生于美洲的克莱，后来就读于上海圣约翰大学，日后赴美深造，获加州州立大学政治经济学硕士。1983年，他被蒋经国聘为台湾“总统府”顾问，出任台湾电视公司董事长。

孙治平生有二子，长子孙国雄，次子孙国欣。孙国雄曾就读美国怀特学院生化系，与日裔夫人生二女，长女美玲(1966年生)，次女美兰(1969年生)，都在美国生活。

孙科次子孙治强生于1919年，与其兄长同获美国加州州立大学政治经济学硕士。他勇于冒险，于1971年隐瞒家人，以生命为赌注只身前往非洲打猎，竟猎获5大凶猛野兽狮、豹、犀牛、野牛、非洲象。1980年，台北市博物馆展示上述各兽之标本，竟打破了该馆历年来的门票纪录，轰动一时。

1977年孙科去世时，孙治强前往台湾奔丧，宋美龄劝他留在台湾，因其寡母年迈，特别需要亲人陪侍。宋美龄亲自为他安排工作，让他担任“中央”信托局顾问。

孙治强在美国曾生有二女，长女嘉琳(1946年生)，次女嘉榆(1948年生)。他在台北定居后，与林伦可结婚。林伦可为广东客家人，其祖父曾任上将，主持广西省政。林伦可毕业于台北市女子师专，曾任国校教师、幼稚园主任。婚后不久，即有两男：国元、国升。

孙科的两个女儿则一直在美国生活。

当时，孙科曾一度与蓝妮出双入对，俨然以夫妻相处，且有一女孙穗芳。孙穗芳生得酷似孙科，深为孙科所眷爱。

1958年，孙穗芳离开大陆，前往美国。直到1980年9月间，她首次回到阔别多年的祖国观光，受到盛情接待。从此之后，她曾回大陆近20次，是孙中山的2个男孙和4个女孙中回大陆次数最多的。

1986年，北京举行大规模的纪念孙中山诞辰120周年活动，邀请孙中山的后裔回来参加。但是，11月3日，香港《中报》发表了一篇题为《孙穗芳：国是家事、梵音心印》的文章。

文章写到：由于孙穗芳的哥哥治平、治强和姐姐穗英、穗华是一母所生，“他们看我不是'正统’，大陆邀请我回去参加祖父的纪念会，两个姐姐都写了好几封信加以阻挠”。

当时，孙中山的孙女穗英、穗华，孙婿林达光，外曾孙林山立，媳弟陈志昆，甥孙女陈丽雪一行6人应邀前来参加。在赴京之前，他们特意于11月中旬返回故乡广东香山县翠亨村等地方祭祖。

大陆对孙中山后裔的态度是一视同仁的，于是在有关方面安排下，与此同时，11月13日，孙穗芳到达北京香山碧云寺“孙中山纪念堂”，敬谒孙中山衣冠冢。

再说孙中山的二女儿孙琬，当年在美国一家女子学院攻读。在日本从事革命活动的孙中山，委托前往美国哈佛大学深造的同盟会会员王伯秋，照顾独自在美的孙琬。

王伯秋赴美后，与孙琬日久生情，两人于1914年在美国结婚，于1916年生下女儿王镶蕙。不久，孙琬夫妇又一同去了日本，在东京生下了王弘之。不幸的是，后来二人离婚，王壤蕙和王弘之随父亲到了上海，孙琬则随母亲卢夫人定居澳门。

1947年，王壤蕙从上海去了台湾，而王弘之却留在了上海，当时王伯秋已作古多年。解放后，孙琬一家遂散落天涯，之间杳无音信。

有一天，在台湾的王壤蕙找到孙科的老朋友、“立法委员”梁寒操，诉说了想寻找母亲、弟弟的愿望。梁寒操深受感动，劝舅舅孙科让人去澳门查询，终于找到了孙琬。

1967年，母女相约在香港见面。此时卢夫人已不在世，孙琬也是年过七旬的老人。母女见面，抱头痛哭，用泪水洗刷多年相思之苦。

王壤蕙和母亲见面后，又写信邀弟弟王弘之赴香港团聚。可惜，当时王弘之不便回信，不得不横心将信付之一炬。母亲和姐姐在香港不见回音，只得郁郁不欢地分别回到澳门与台湾。

后来形势好转后，王弘之多次投书香港，却不知道当年的通讯地址是临时性的，十多封信均被退回。

1979年，华东财政金融系统院校语文教学协作会议在上海召开，王弘之担任大会执行主席。会议的第一天，突然，一个电话将王弘之召回家中，原来是孙琬派人来见。他当即决定于是年7月暑期赴港团聚。

1979年4月，王弘之同母异父的妹妹戴成功从海外到北京看望宋庆龄。宋庆龄感慨地说道：“原来中山先生还有一个嫡亲外孙在上海，我会给上海写信的。”

其后，戴成功赶到上海见了王弘之，旋即又回到澳门。当她拿出与王弘之合拍的照片给母亲孙琬看时，孙琬又翻出王弘之儿时照片反复比较，不禁喟叹说：“老了，老了，分手时还是个不懂事的孩子，现在成了老人。”

原定7月母子在香港团聚，但这年6月3日，孙豌却因高血压而溘然长逝。噩耗传来，王弘之悲痛欲绝……

1988年，王壤蕙从台湾到香港，与从上海来的弟弟王弘之见了面。分别整整40年的姐弟终于重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