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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后初晴，天地一色，这日景致不错。 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一时兴起，给远方的友人寄了一封信：“羲之顿首：快雪时晴，佳。想安善。未果为结。力不次，王羲之顿首。山阴张侯。” 翻译成大白话就是：好久不见，我是羲之。刚才下了一阵雪，现在天又转晴了，景致不错。想必你那里一切都好吧。那件事因为种种原因没能帮上忙，心里纠结到现在。世上很多事情就是如此无奈，王羲之拜上。我在山阴准备好了，随时恭候您的光临。（一说“山阴张侯”为收信人） 这封4行28字短信写得很随意，就跟现代人每天捧着手机发微信差不多，王羲之大概也想不到，自己随便挥洒的一封书信，千百年后会受到后世的顶礼膜拜吧。  ▲王羲之《快雪时晴帖》，台北故宫博物馆藏。 《快雪时晴帖》后来成了乾隆皇帝最心爱的宝贝，他特地在养心殿西暖阁内装修了一间8平方米的小书斋，将其与王献之的《中秋帖》、王珣的《伯远帖》三幅作品安置在内。书房取名“三希堂”。 每到北京瑞雪初降之时，乾隆都要把它拿出来细细赏玩，并一次次写下各种观后感。 有一天，他心情舒畅，便大笔一挥在书帖旁写了一个“神”字；又有一天，他似乎有了新的感悟，写下一个“妙”字；还有一天，他似乎觉得一个字不足以表达心情，干脆来一个感叹短语“神乎技矣”！ 就这样，乾隆一生对这件书帖的题跋有73次之多，以至于《快雪时晴帖》展出时，很多人只看见乾隆密密麻麻的题记，差点儿找不着王羲之的那28个字了。  ▲王羲之《快雪时晴帖》上的部分题跋。
大写的艺术 真正让王羲之封神称圣的是，一次兰亭集会，一次即兴挥毫。 那是东晋穆帝永和九年（353年），三月初三，“天朗气清，惠风和畅”。时任会稽内史的王羲之和谢安、孙绰等41人在山阴（今浙江绍兴）兰亭修褉，饮酒赋诗。王羲之将诸人所赋的诗作编成一集，并即兴挥毫作序一篇，记述流觞曲水一事，这便是有名的《兰亭序》。 此帖本来只是草稿，28行，324个字，一气呵成，快意淋漓，有增删，也有涂改。王羲之回家后觉得涂改过几处的初稿不太完美，重新抄了几次，却发现新抄的稿子，整洁是整洁了，但老感觉不如初稿有味道。 笔下特定时空中书法的败笔大约也是生命的真实吧，即“其雄秀之气，出于天然”，所以历代书家都推《兰亭序》为“天下第一行书”，这是有道理的。   虽然王羲之凭借一手“飘若游云，矫若惊龙”的行书独步天下，但是他有两个偶像，令他觉得他的字怎么都比不上他的偶像。这可不是高级凡尔赛，因为，他的偶像确实实力很强。 这俩牛人一个是东汉草圣张芝，另一个是曹魏正书之祖钟繇。 张芝的拿手绝技是草书。汉代，“破圆为方”的隶书取代繁琐复杂的篆书，成为了官方通用字体，与此同时还诞生了一种新字体——草书。草书的发明同样源于人们对书写便捷的追求，毕竟草书可以说是书写最快的字体了。如果说草书的面世是出于实用的目的，那么张芝的出现，就把这“实用的文字”变成了一门“大写的艺术”。 张芝出生于一个显赫的官宦世家，不过他对做官毫无兴趣，他喜好书法，尤其是草书。他从小“临池学书，池水尽墨”，连王羲之都自叹弗如。和一般人为了求快才写草书不同，张芝在忙的时候反而是不写草书的，他说：“匆匆不暇草书”。大约在他心目中，草书是一门大写的艺术。  ▲张芝《将军帖》后世摹本刻帖，无墨迹存世。 张芝开创了“一笔书”，“字之体势，一笔而成”，在当时社会上掀起了一股“草书热”。汉明帝和汉章帝都是草书十级爱好者，汉章帝甚至允许草书高手杜度用草书上表奏章以便他私藏。文人士子对张芝草书的痴狂热爱，远胜过对孔子儒学的研习。这群人“不疯魔不成活”的样子，让当时的辞赋家赵壹满脑子问号，贴出一篇《非草书》的文章大加质疑，意思大概是：草书这样的雕虫小技，升学不考，公务员招聘不考，既不能升官，也不能发财，你们天天捣腾个啥呢？ 可见，早在东汉时期，以草书为代表的书法已经从“有用”中超脱出来，成为“无用”的艺术了。 到了东汉末年，钟繇横空出世，他的拿手绝技是正书。 所谓正书，也就是楷书，又叫真书，它是现在常见六种字体（甲骨文、篆书、隶书、草书、行书、楷书）中最后出现的，却也是最稳定的，一直到今天都没有太大的改换。后人把楷书的专利权给了钟繇，尊他为“楷书鼻祖”，这当然不是说他是第一个发明或者使用楷书的人，而是因为他楷书写得好，社会地位又高，加之影响了后世许多书家，所以当仁不让罢了。  王羲之早年的书法老师是卫夫人卫铄，而卫铄正是师承自钟繇，传递了钟繇的笔法。可以说，王羲之见了钟繇得喊一声“祖师爷”。 钟繇的名气很大，但他的真迹今天一件也看不到了。其中有个原因，就是他的粉丝一个比一个狂热。 他曾写过一份《宣示表》，劝魏文帝曹丕接受孙权的归附请求。之后《宣示表》落到了东晋丞相王导的手里，他很喜欢钟繇的书法，所以在南渡逃难途中，依然坚持把钟繇的真迹带上，缝在衣服内，时不时就拿出来给人显摆显摆。 去到江南后，《宣示表》传到了王羲之手里，这可让王羲之高兴极了，常常拿出来临摹。再后来，王羲之把它借给了他本人的粉丝王修。王修也很喜欢，爱不释手，他去世后，把这件书法带到了棺材里，狂热诠释“死了都要爱”。现在能看到的《宣示表》据说是王羲之的临本，也有可能是临本的临本。 王氏一门，善书者很多。王羲之的第七子王献之也是一位书法大家，王羲之被称为“书圣”，王献之则被称为“小圣”，与父亲并称“二王”。王献之在父亲去世后的大半个世纪里，名声大震，甚至还超越了其父，传为一时书坛佳话。  在今天，夸一个人写字写得很好，都喜欢说他是“书法家”；但在魏晋时代，如果有人称“二王”为书法家，他们未必乐意。当时的文人把书法当作文化修养的重要部分，但只是一部分而已。他们的主业是从政或者创作诗文，而不是书写，张芝的学生魏国侍中韦诞的故事颇能说明问题。 韦诞擅长各种书体，其中最擅长楷书，宫中的匾额都是他题写的。魏明帝曹叡曾修筑了一座高峻的凌云台，可是阴差阳错，字还没有写上，工匠就把匾额钉上去了。皇帝只好让韦诞坐在一个筐里，用辘轳把他拉上去，在空中书写。据传这匾额距离地面有二十五丈（约83米）之高，韦诞大概有点儿恐高，吓得魂飞魄散，颤颤巍巍地题了字，下来后须发尽白。回到家里，他烧掉了题字的毛笔，同时严戒子孙再也不许写榜书大字。 到了东晋，有人请王献之为新建的太极殿题写匾额，王献之就以韦诞的故事为由拒绝了。 由此可知，古代文人不愿被视为专业书法家，一旦专业就成了工匠，有损文人的尊严和声誉。这或许是魏晋文人偏爱行书的原因，一则行书不能用于书写官方文件，二则不能用来题写宫中匾额。它笔势流动，姿态随意，更能展现个性，是文人圈子里通行的字体。 总之，对于魏晋文人来说，书法是一种高雅的艺术，而不是一项实用的技能。 
盛唐法度 书法发展到了唐朝，诸体皆备，书家林立。盛唐更是在魏晋传统的基础上形成了第一个书法高峰，呈现出蓬勃、博大、雄健的气象，折射出鲜明的时代特征与精神。 唐朝书法的开山人物是欧阳询，不过他人生的大部分光阴是在南朝和隋朝度过的，入唐时已经是一个年逾六旬的老人了。 幸好大唐帝国的最高话事人李渊，是欧阳询当年在隋朝任职时的至交好友。凭着好哥们的照顾以及自身业务能力过硬，身为降臣的欧阳询直接荣升为唐朝给事中，到唐高祖李渊身边备策顾问。不久，李渊交给欧阳询一个美差，为当时全国新发行的货币题字——这就是开元通宝。 值得一提的是，在之后的岁月中，随着大唐国力蒸蒸日上，开元通宝成为世界上最值钱的货币之一。而欧阳询笔法中的庄重、隽秀、挺拔，也通过“开元通宝”四个大字，流通天下，传遍海内外。 据说，欧阳询的字流传到了东边的高丽国，高丽国派遣使者来唐朝时，还专门求购欧阳询的书法作品。这事惊动了李渊，他感叹道：“没想到欧阳询的名声之大，连远方的人都知道！他们看到欧阳询的笔迹，一定以为他是个形貌魁梧的人吧。” 高丽使者果真点名要见欧阳询风姿。当欧阳询如猿猴般的身躯立于使者面前时，对方被吓得差点晕了过去，人家压根儿没想过人不如字远甚。  ▲欧阳询画像。 唐高祖退位后，新上台的唐太宗也对欧阳询推崇备至。 贞观六年（632年）的盛夏，天气炎热，唐太宗来到长安郊外的九成宫避暑，在一片灌木丛下发现了一泓清泉，尝起来甘甜可口，消暑神速，于是赐名“醴泉”。兴致之下，他命魏征作赋、欧阳询手书以示纪念。这便是后世著名的《九成宫醴泉铭》。 那一年，欧阳询已经76岁高龄。他颤巍的手使得敕文的书写颇具挑战性，但《九成宫醴泉铭》仍尽显欧体“险劲瘦硬而不失婉润”的意境之妙，一笔一划均谨守法度，工整规矩，难怪被后世封神，誉为“天下第一铭”。 欧阳询和虞世南、褚遂良并称“初唐三大家”，他们生前死后书法都很出名。然而，另一位大书法家颜真卿却很不一样。他生前与身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并不以书法出名。他的书法在当时还不算第一流，因为他最初是以忠臣闻名天下的。 颜真卿身历玄、肃、代、德四朝，德高望重而仕途坎坷，但他真正出名是在安史之乱中。安禄山起兵后，河北诸郡纷纷陷落，地方官要么挂冠远遁，要么望风而降。当时被外放到平原郡当太守的颜真卿首举义旗，与时任常山太守的堂兄颜杲卿互为掎角之势，坚决抗击叛军。附近十七郡受感召而响应，颜真卿被推为盟主，合兵20万，有效地牵制了叛军西进的进程。 就这样，“颜真卿”三个字第一次跃进了唐玄宗的眼帘，此后，颜真卿官至吏部尚书、太子太师，封鲁郡公。 不过这一切是以颜氏满门忠烈为代价换来的。在这场战争中，颜家死于国难者三十余人。直到叛乱被平定后，颜真卿才派侄子颜泉明前去收殓亲人遗骸，归葬家乡，结果仅寻到堂兄颜杲卿的一只脚，以及侄子颜季明的头骨。 颜真卿以万分悲痛的心情，为侄子颜季明写下了一篇祭文——《祭侄文稿》。未来得及誊抄的草稿上，遍布增删涂改的痕迹，真、行、草书相互夹杂，在看似狼藉不堪的点画间，颜真卿激愤伤痛的情绪扑面而来，引人共鸣。 ▲颜真卿《祭侄文稿》纸本，被称为“天下第二行书”，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唐玄宗时佛教发展极盛，伽蓝之数较之唐初几乎增加了一倍。天宝年间，楚金禅师夜诵《法华经》，眼前突然浮现出一座多宝佛塔，炫目异常，面对这等瑞象，禅师决定化幻觉为现实，筹钱修筑。唐玄宗听说后高举双手支持，于是赏赐钱帛，亲题塔额，并邀请颜真卿来书写碑文，这就是《大唐西京千福寺多宝佛塔感应碑》，简称《多宝塔碑》。 颜真卿的楷书“点画皆有筋骨”，彻底摆脱了初唐风范，确立自己的“颜体”面目，展露出稳健刚强、雍容宽博的风格，如庙堂君子，有一种胸怀天下的浩然正气。于是乎凭借着这股“浩然正气”，颜真卿在死后三百年受到北宋文人士大夫的追捧力挺。 最早力挺颜真卿的知名人物是欧阳修。欧阳修对颜真卿不吝赞誉，说他的书法就像忠臣烈士、道德君子，“不袭前迹，挺然奇伟”。书品和人品，宋代以后在颜真卿以大书法家的形象崛起的过程中，起到了相互成全的作用。 颜真卿之后，书法界是柳公权的天下，后人将两人的书法并称“颜筋柳骨”，皆是“唐书尚法”的突出代表。柳公权的书法以楷书著称，比之丰润的颜体稍显瘦硬，以骨力劲健见长。 柳公权生前书名之盛，十分罕见。罕见到什么程度？公卿大臣死后立碑，如果请不到柳公权亲笔写碑文，人家会认为子孙不孝。 唐穆宗非常欣赏柳公权的字，有一次向他请教应该如何用笔才能尽善尽美。柳公权的回答掷地有声：“用笔在心，心正则笔正。”一贯荒淫放纵、不留意天下之务的唐穆宗一听，知道他这是以笔为谏，瞬时脸色大变。 在日渐强调书法与人品相统一的时代，唐朝的草书也迎来了发展的高峰。盛中唐时期，以张旭、怀素为代表的草书，掀起浪漫书风的狂澜。前有李白“斗酒诗百篇”，后有张旭醉后“挥毫落纸如云烟”。 张旭是颜真卿的老师，也是第一位狂草名家，他的作品十有八九都是在醉酒状态下完成的。他跟李白一样极爱喝酒，常常喝醉后就奔走狂呼，吆喝着挥毫泼墨，甚至用长发沾墨，直书狂草，一副“行为艺术”既视感，当时人都喊他“张颠”。更有意思的是，他酒醉醒来后，觉得自己喝醉时写得真好，感叹自己再也写不出同样水平的字了。 据说张旭曾经在河南邺县观看唐宫第一舞者公孙大娘的舞蹈《西河剑器》，被那气势逼人的剑舞所折服，从中获得了落笔走龙蛇的灵感。 张旭的草书将王献之的连绵草发展成了狂草，将草书的自由表现发展到了极限。受了他影响的人，还有个与他齐名的和尚——怀素。 怀素是大历十才子钱起的外甥，十岁出家，但是性格豪爽，不拘细节，既爱美食，也贪美酒，很有几分活佛济公的影子。 他曾给友人写过一封只有14个字的书信，告诉他的朋友：“苦笋及茗异常佳，乃可径来。怀素上。”苦笋和茶都美味极了，您要是有，就直接给我送来吧。因为爱喝茶，后来他和“茶圣”陆羽相识并相交，得到了陆羽小迷弟为他立传。 他还曾给朋友写过一封信，也是关于美食的，大意是说：我在老家长沙一般都吃鱼，如今来了长安后，大部分时间只能吃肉，遭到了凡庸之辈的嘲笑，深感不便，因此生病很久了。等病好了以后，我再与诸位好好聚聚。 怀素喝高了之后，很爱到处写字，寺院里的墙壁上、衣服上、器皿上、芭蕉叶上，都曾留下过他狂放的笔迹。有好事者在围观后，专门写诗记录了他酒后书写的场景。比如李白就曾在《草书歌行》中对怀素佩服得五体投地： 吾师醉后倚绳床，须臾扫尽数千张。 飘风骤雨惊飒飒，落花飞雪何茫茫。 起来向壁不停手，一行数字大如斗。 甚至，李白还说怀素比张旭更厉害：“张颠老死不足数，我师此义不师古。” 然而，“不师古”是不可能的。无论是怀素、张旭也好，还是初唐三家、颜柳也好，千变万化终离不开魏晋法度。
巅峰后的出路 到唐代，诗、文、书、画都到达了无可逾越的巅峰，后人似乎已无路可走。 苏轼在《书吴道子画后》一文中曾说：“故诗至于杜子美，文至于韩退之，书至于颜鲁公，画至于吴道子，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毕矣。” 欧阳修也认为：“书之盛莫盛于唐，书之废莫废于今。” 等等，先别急着失望。作为中国古代文人集大成者，苏轼给了大家一个惊喜：他开始摆脱唐人“重法”观念的束缚，开创宋代“尚意”的新书风。 在苏轼之前，书法家几乎都抱定“苦练”二字。张芝练草书把池水都染黑了，苏轼认为“不须临池更苦学”；智永和尚写秃了数不清的毛笔，苏轼认为“退笔如山未足珍”。书法之“法”重在法度，苏轼却说“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他重在写“意”，寄情于“信手”所书之点画，他坚信：“书初无意于佳乃佳尔！”这种态度也正与其人生观密不可分。 ▲苏轼画像，赵孟頫绘。 苏轼少负才名，才华横溢，然而一生坎坷，多次被贬官放逐。 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遭遇了一场命中大劫，差点没扛过去。有人拿他的诗捕风捉影地上表朝廷，搞文字狱，说他讥讽朝政，污蔑他有谋反之心。这就是北宋政坛上最大的一起文字狱——“乌台诗案”。 苏轼入狱本以为必死无疑，后来在弟弟苏辙的营救下免于一死，贬官黄州（今湖北黄冈）。在那里，他度过了人生中最灰暗的一段时光，也完成了自己的精神炼狱。在那之前，他的人生基本上顺风顺水，是被当作“太平宰相”来预期的。但如果没有这些挫折和磨砺，也就不会有如今世人熟悉的超脱豁达的苏轼。 初到黄州的苏轼还无法接受人生的骤然坠落，他几乎断绝了与友人的来往。在黄州，苏轼一家的日常开支十分节俭，由于没有收入，苏轼要来一块城东的荒地，过起了汗滴禾下土的耕种日子，勉强饱腹。 谪居黄州的第三个寒食节，他在屋里看着门外的绵绵春雨，昏鸦衔着纸钱飞过，心中惆怅不已。他铺开纸，提笔写了两首诗，字体由小渐大，笔画由细渐粗，情绪越发激动。其中一首诗中写道： 春江欲入户，雨势来不已。 小屋如渔舟，蒙蒙水云里。 空庖煮寒菜，破灶烧湿苇。 那知是寒食，但见乌衔纸。 君门深九重，坟墓在万里。 也拟哭途穷，死灰吹不起。 他说，今天是寒食节，他多想回去报效朝廷啊，无奈国君门深九重，可望而不可及；又想回故乡，祖坟却远隔万里，本来也想学阮籍作途穷之哭，但心却如死灰不能复燃。大写的“哭途穷”中，跌宕起伏的字里行间，隐藏着怎样苍凉的独白啊！ 但苏轼终究是豁达的人，很快从“死灰吹不起”的低落情绪中走了出来，在痛苦中对人生有了新的领悟，自称“一蓑烟雨任平生”。随后他的诗、文、书法也达到了更高的境界。当初他无意为之的《黄州寒食诗帖》更是得到了世人无上的推崇，被尊为“天下第三行书”，正应了他自己的那句话——“书初无意于佳乃佳尔！” 十八年后，作为学生兼好友的黄庭坚，从河南永安县令张浩的手里见着了《黄州寒食诗帖》的诗稿，而当时苏轼已经一贬再贬去了海南。黄庭坚一见诗稿如见其师友，激动之情难以自禁，在诗稿上题写了跋语：“东坡此诗似李太白，犹恐太白有未到处。此书兼颜鲁公、杨少师、李西台笔意。试使东坡复为之，未必及此。它日东坡或见此书，应笑我于无佛处称尊也。” 回想起多年以前，黄庭坚用一块石砚作为见面礼，以弟子身份登门拜见苏轼，正式成为苏轼的学生。那一年，黄庭坚41岁，苏轼49岁。苏轼为正式将这名老学生收入“苏门四学士”而欣喜不已。 随后的三年左右，黄庭坚度过了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他与苏轼及其他门人朝夕相伴，切磋诗文，鉴赏书画。师门聚会中，他们俩是这样子互相评论对方书法的： 苏轼：鲁直，你的字写得很清劲，不过有时候笔势太瘦，好像树梢挂死蛇。 黄庭坚：老师的字一般人不敢轻易评论。不过我得说句实话，您的字又扁又斜，好像乱石压蛤蟆。 苏轼：哈哈！说得有理。 黄庭坚：哈哈！您说得也很对。 调侃归调侃，无可否认的是两人的书风都自成一格，极具意趣和个性，是宋代书法风格的典型代表。 苏轼的字看似平实、朴素，但内含着一股汪洋浩荡的气息，正如他渊厚的学问一样，神龙变化不可测。他长于行书、楷书，笔法肉丰骨劲，跌宕自然，给人以“大海风涛之气”“古槎怪石之形”的艺术美感，有天真烂漫之趣。 后来，黄庭坚的诗越写越好，世人开始将他与苏轼并称为“苏黄”。他的书法也转益多师，推陈出新，与苏轼共同入列“宋四家”（一般指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并把草书推向了另一个高度。 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人在贬途的黄庭坚，听闻苏轼去世的消息，失声痛哭。 而在苏轼人生的最后一年，米芾常常前去拜访他，给他送“麦门冬饮子”。只可惜药石罔效，苏轼病逝，米芾悲伤不已。 米芾并不是“苏门”弟子，但他从小临摹苏轼的字帖，对苏轼充满了敬慕。苏轼被贬黄州时，早先很多与苏轼有过诗词唱和、信件往来的人，纷纷疏离远去，而米芾特意去拜访求教。苏轼劝他学晋，“入魏晋平淡”，取法二王，米芾把建议听进去了，他以晋人书风为指归，寻访了不少晋人法帖，潜心研习，临池不辍，最终成就了自我。 相比起苏轼和黄庭坚，米芾的一生没有卷入政治漩涡，生活相对安定，晚年在宋徽宗时当上了书画博士，得以饱览内府藏书。他以书法名世，对自己的书法也相当自负。 有一天，宋徽宗要他点评一下本朝各位擅长书法的名家，结果他直接说：“蔡京不得笔，蔡卞得笔而乏逸韵，蔡襄勒字，沈辽排字，黄庭坚描字，苏轼画字。”宋徽宗一看他这么张狂，便立马追问：“那爱卿你的字呢？”米芾给出了一个漂亮的答案：“臣书刷字”。 一个“刷”字，看似自谦实则将自己的书法精要明确点出，体现他用笔迅疾而劲健，尽兴尽势尽力，将米字的神采展露无遗。 米芾不仅“刷”字了得，其“作假”能力更是了不得。经他临仿的古人书法名迹，被仿得出神入化，旁人根本辨不出真假，甚至有人把他临摹的作品当作真迹装裱收藏。这些仿本给后人带来了麻烦，许多流传至今的书法作品都无法确定究竟是真迹，还是米芾的仿本。据说乾隆的宝贝——王献之《中秋帖》有可能只是米芾的临本，这也间接说明了米芾深得王献之的笔意。 “宋四家”中，蔡襄年龄辈分最长。苏、黄、米都以行草、行楷见长，只有蔡襄喜欢写规规矩矩的楷书。蔡襄的书法具有一种浑厚端庄的美，更多地保留了盛唐法度，为盛唐法度与宋人意趣之间搭建了一座技巧的桥梁。 蔡襄在当时有很多书法粉丝，人们都想求到他的墨宝，可惜蔡襄颇为自惜，很少展现自己的笔墨，也不会随便送人，以至于人们只要能得到他的断章残稿都会珍藏。宋仁宗也很喜欢蔡襄的字，有一次他想让蔡襄写个碑文，然而却被蔡襄一口拒绝了。 皇祐六年（1054年），宋仁宗宠爱的张贵妃去世了，他很伤心，想追封她为“温成皇后”，以皇后之礼给她下葬，并罢朝七日。他还打算找蔡襄给这位张贵妃写碑文。但蔡襄一听，拒绝了这个命令，他认为书写碑文是工匠的工作，不是他分内的事。 当然，有时蔡襄也会做一做分外之事，比如帮欧阳修为韩琦书丹碑文。韩琦回安阳做知州后，将州署后院扩建成一座对庶民开放的公园“康乐园”，想要与民同康乐。园子里有一座昼锦堂，韩琦请欧阳修写了一篇《相州昼锦堂记》，这文章写成后要勒石树碑，于是蔡襄就承担下了这一项有意义的任务。 对此，蔡襄表现得相当用心。用心到什么程度呢？以前的书法家书丹一般都是直接拿毛笔在碑上写字，蔡襄则别出心裁，他把《相州昼锦堂记》每个字都先在纸上写上几十遍，然后挑选出最佳的一个字，把这一个个字拼合在一起，附在石碑上，再请工匠刻字。后人称这块碑为“百衲碑”，又被宋人称为“本朝第一碑”，堪比颜真卿的《多宝塔碑》。 然而，“宋四家”的出现如同夜空中划过的流星，转瞬即逝，宋代书法的光芒将湮没在金兵铁蹄的滚滚烟尘中。吊诡的是，在这生死存亡时刻，有宋一代却出了个书画水平最高的皇帝——宋徽宗赵佶。 宋徽宗多才多艺，在艺术领域的造诣属于一代宗师。他酷爱花鸟画，自成“院体”；他的楷书，自成一格，号称“瘦金体”。在中国书法史上，传承者多，独创者少。独创而又能赢得雅俗共赏者，则更少。他的瘦金书，借鉴了绘画中的兰竹笔法，以画法入书，铁画银钩，富有鲜明个性。正如他的代表作《秾芳诗帖》，仿佛一卷幽兰随风摇曳。 只可惜这位艺术家皇帝入错行了，后世评价他“诸事皆能，独不能为君”。 宋徽宗在位25年，却没有丝毫他的瘦金书半分“铁骨铮铮”的模样，反倒昏庸无能、愚昧怯懦，重用蔡京、童贯、王黼等奸臣，亲手开启了北宋的亡国倒计时。最后，还让自己和儿子成了金人的俘虏，困死在北域异乡，下场凄惨。 多元气象 作为赵宋皇室的后裔，赵孟頫似乎要比赵佶幸运一些，起码他入对行了，可以专心搞文化艺术创作。但在他如匕的艺术光芒背后，却有着常人生命中难以承受之重。 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1286），程钜夫奉忽必烈之命访求江南才俊，带回了20多名汉族文人，33岁的赵孟頫身处其中，五味杂陈。以后，他的下半生也都在纠结、矛盾以及自我交锋中度过。 仕与不仕，这个艰难的决定他做了至少十年。十年前，他不敢像同宗的某些兄弟一样，激烈殉国。十年后，他不敢像江南文人圈的某些故交一样，终生不仕。他也许是个懦夫，他什么都不敢。他只是把毕生的勇气，都给了他认为最重要的东西——做好华夏文化的传承人。 作为赵宋皇室后裔，他逃不过蒙古新政权必然要笼络利用他的命运。他以前朝皇族身份入仕元朝，接连受到五位君主的赏识，一升再升，最终官居一品，封魏国公，推恩三代，尽享荣华富贵，如他的书法一般，雍容华美仿若盛放之牡丹。
赵孟頫以后半生的隐忍，换来了元朝文化的高峰，他以一己之力，扛起元朝文艺圈的大旗，最终成了当之无愧的“元人冠冕”。没有他，元朝时期汉文化传统的断裂是可怕的。 他还是中国艺术史上屈指可数的“全且精”者之一，诗书画皆造诣非凡。就书法来说，他坚守古法，楷、行、草、篆、隶，大书小字，无一不精，臻于化境。他的楷书更是自出机杼，成一家风骨，入列“楷书四大家”，要知道另外三位大咖可是唐朝的欧阳询、颜真卿和柳公权。 所有人只看到他表面的荣华，看不到他内心的煎熬。他仕元的行为多被后世人所鄙视，以致于连累了对他书法的看法。清初的书法家傅山，年轻时曾醉心于赵孟頫圆转流丽的书法，但其年长后经历了改朝换代，再看赵的书法，感受就截然不同了，觉得他的字甚为“浅俗”“无骨”，于是毅然抵制赵字，改尊颜书。颜真卿生前大概想不到，因为忠义节气观在中华文化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他的字在后代也越发受追捧，几至封神吧。 时代越往后走，书法美学几乎已无法把“字”与“人”做完全的切割。“书品”也就是“人品”。赵孟頫书法中的“圆融”“优雅”，常被带有历史偏见地解释成他一路委曲求全的“姿媚”，或许也就不难理解了。 赵孟頫曾在官运达到顶点的那年，写了首诗，名为《自警》，诗中说： 齿豁童头六十三，一生事事总堪惭。 惟余笔砚情犹在，留与人间作笑谈。 这是他写给自己的悼词，回顾一生，他从不觉得自己官居高位牛气哄哄，相反，他有点讨厌自己，事事惭愧。他试图解释，却又自嘲无声：我是为了文化（笔砚）传承啊。我不忍见我所挚爱的文化衰落，是这股信念，给了我毕生的勇气。 时代的车轮还在滚滚向前，书法的世界里再也没有出现过足以撑起一个时代的代表人物。各路书家你方唱罢我登场，再也没有突破前人的路子。 俱往矣，那些让18世纪的帝王惊叹“神乎技矣”的书法风流往事，终成似水追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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