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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法国第一任大使黄镇（左）和 法国总统戴高乐（中） 在中法建交初期两国交往比较拘谨的情况下，黄镇带领全馆人员频繁活动，广交朋友，很快就打开了局面。黄镇本人也以他充沛的精力、优雅的风度、活泼而得体的谈吐闻名外交界。素爱挑剔的法国人在报上惊呼：“他的微笑征服了巴黎。”中国大使馆一时成为巴黎各界瞩目的中心。 几个小伙子有些飘飘然了。 使馆在举行一个宴会，黄镇把翻译兼秘书韦东叫来，嘱咐他：“今天来的客人身份不同，为便于谈话，你去告诉办公室主任，把圆桌改为长桌。” 宴会前黄镇去检查，一看怎么摆的还是圆桌？他声色俱厉地责问主任：“有意见可以提嘛，既然没有意见，为什么不执行？” 办公室主任脸涨得通红，当着众人，很有些下不了台。好在被担任政务参赞的朱霖听见了，急忙过来“熄火”。 这一天真不顺，当黄镇让韦东把一位年迈的汉学家引到餐桌前去，这个刚出校门、不拘小节的青年随手一指：“就是那个小老头吧？” 黄镇顿时脸一沉，瞪了他一眼：“怎么可以这样叫人家？对老人家应当尊重。” 韦东并不在意：“我不过背后叫叫。” “背后叫也不行，何况人家能听得懂。外交场合说话要处处小心。” 韦东没再还嘴，可心里直嘀咕：“不就一句话么，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黄镇 客人走后，黄镇想起什么，对在场的人说：“这个小韦啊，叫人家小老头，被我训了一通。”说着哈哈大笑，又用手抚了抚小韦的头，小韦不好意思起来。 他跟着黄镇检查客人送来的礼物。大家被一只大花篮吸引住了。花篮扎得很漂亮，大花一球球、一簇簇，溢光流彩，璀璨晶莹。黄镇不由得凑近，用鼻子嗅它的缕缕清香。这是一位接受我国援助的国家使节送来的。 韦东一高兴，嘴又没了把门的：“那还不是用咱们援助的钱买的！” “这是什么话？”黄镇站起身来，双眼像两支利剑似地盯着韦东的脸，把每个字都加重了语气，“小小年纪，大国沙文主义思想就这么严重，将来你负了大责任那还了得？你这话要是被总理听见，看你吃得消不！” 韦东摸摸脑袋，面红耳赤：“我随便说说。” “我不是说过了嘛，外交场合不能随随便便，你怎么没听见？” “听见了，可又忘了。”  韦东 “年纪这么轻，记性却不好，是不是烟抽得太多啦？”黄镇看韦东说得是实情，语气很快和缓下来，“烟可以少抽点，剩下钱寄给父母，表示一点孝敬。” 韦东低着头，脚底来回搓着。“不是烟抽多了，而是事情太多。” “事情多，脑子不够记，怎么不记在本子上呢？”黄镇说着，从自己口袋里摸出个本子让韦东看。“好脑筋不如一个赖笔头，随时记下来，什么也不会忘记。” 从此，韦东时时带着小本子，把黄镇交代的事随时记下，再没出过差错。  韦东向摩洛哥国王哈桑二世递交国书 20多年以后韦东确实担负起了大责任——相继在摩洛哥和马达加斯加任大使。他开玩笑地对人说：“我这个大使是被黄镇大使训出来的。” 法中友协名誉会长、著名历史学家博蒙老先生在法国学术界占有重要地位，黄镇和他过从甚密，并定期请他讲解法国历史，黄镇每次都像学生一样认真听讲，做着笔记。逢年过节，邀请博蒙教授和他的女儿来使馆吃饭。博蒙寿辰之际，大使夫妇除备礼物前往祝贺外，还在使馆设寿宴为他祝寿，博蒙教授对此十分感动。一天，使馆文化专员告诉黄镇，博蒙教授请大使星期天去他郊外别墅做客，黄镇欣然接受。 星期天一大早，黄镇、韦东和文化专员等几个打点行装，驱车前往100多公里外的古堡。车子开得飞快，到达时，博蒙先生和女儿正在门口锁门。黄镇迎上去，亲热地打着招呼。博蒙左手拿着帽子，右手拿着藤手杖，迈着庄重的步子走过来，随即把帽子和手杖交给女儿，就去跟黄镇握手。 博蒙女儿是个漂亮的金发女郎，她本想上前拥抱黄镇，但是停住了。她很喜欢黄大使，当黄镇大使和朱霖第一次来拜访她父亲时，博蒙女儿就曾热情地上前拥抱黄镇，想亲吻他，黄镇一个劲儿地躲。小姐急了，说：“您真是封建，是不是怕你夫人……”“不不，我们中国人不习惯这个。”小姐笑了：“我对中国友好。”站在一旁的朱霖咯咯直笑，对黄镇说：“你就让她亲一下吧，别像打架似的。”黄镇低声对朱霖说：“你没看见记者的照相机，再给你造个谣……” 博蒙先生问道：“黄大使今天怎么会路过此地？” 韦东忙上去翻译：“大使愉快地接受了您的邀请，今天特来……” 博蒙惊奇地眨眼，又看看他的女儿，女儿也疑惑地瞪大眼睛。博蒙教授摸摸胡子说：“我约的是下周而不是今天。” 大使和馆员们面面相觑。 博蒙也十分尴尬，搓着两手说：“今天我另有所约，不能接待你们，实在抱歉……你们从这么远赶来！” 大使只好婉言告退。返回巴黎途中，谁也不愿说话，道旁的美丽风景也没人看。韦东瞟了一眼文化专员，只见他低着头，嘟着嘴，一副预备挨剋的样子。可今天大使却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还总逗别人说话，就是不提搞错日期的事。路过一个小镇，大使叫车停下来，手一扬，说：“咱们下馆子吃顿饭，今天我请客。” 回到馆里，韦东逗文化专员说：“今天这顿饭味道不错吧！” 文化专员摇摇头：“我什么味儿也没吃出来。” “大使对你够意思，要是换上我……” “你错了，我倒希望他剋我一顿。” “为什么？” “你听过一个相声吗？说一个青年每晚都要把两只靴子扔到地上，楼下的老头非得听见两声靴子才敢睡觉，有一次青年扔了一只靴子，另一只靴子没扔，可老头等了一夜要听另一声响……我现在的心情就跟那个老头一样，大使越宽宏，我越于心不安。”  1965年，黄镇大使在巴黎参观中国商品展 聪明的韦东望着巴黎不夜的星空，拖着腮帮琢磨起来。他找出了大使最易发火的两条：一是当国家利益受损害时；二是下级有令不行，又不说明理由时。可他又有些不明白，大使为什么近来发火少了呢，尤其是对自己…… 其实黄镇明白自己的毛病，前几天他剋过韦东后，心里也很不自在。繁星高挂，夜深人静时，他在笔记上写道： 记以自警：对任何同志（包括在一起很熟悉的同志）的任何批评（哪怕是一句话）都要特别慎重，要经过仔细考虑，首先是否必要？其次是分寸是否合适？三是态度是否诚恳和与人为善。在自己领导下的同志，使他感到是否愉快地接受，而不感到不舒服，甚至有反感！考虑到这些，才可能使批评起到帮助和教育提高的作用，否则，就可能是相反的！最近一个时期对小韦同志的批评就太随便了，甚至随口而出，这太不严肃了！会使他受到刺激，而这是完全必要的，今后必须十分注意！！！ 也许当时韦东猜不到黄镇在深夜自责，但以后他终于明白了。1987年他从摩洛哥调到马达加斯加任职前曾去看望黄镇。他说：“在法国跟在您后面学到的东西使我受用不尽。”黄镇语重心长地说：“你也不能吃那么一点点老本。”过了一会儿，黄镇突然冒出这样一句话：“我过去对你要求太严了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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