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战争与革命中崩塌的俄罗斯帝国

原创 朱言 朱言文史history 

1.不仅仅是军事的失败

人类进入20世纪之后，随着科技的日益进步，民生福祉获益不少。然而，帝国主义争霸世界的野心也因科技的加持而愈加贪婪。1904年2月，两大帝国主义在中国东北争霸的日俄战争爆发。从2月战端甫开，日军登陆于朝鲜，3月份渡过鸭绿江，进入中国东北境内，5月底，日军占领了大连湾，10月初，经沙河之战，俄军接连惨败，12月底，日军先后攻占了旅顺东北的二龙和松树林等炮台，1905年1月2日，俄国占据的旅顺口陷落，俄军投降。

陆战失败了，俄国并不甘心，1905年5月14日，从欧洲远道而来的庞大的俄国波罗的海舰队，却在对马海峡被日军全歼。不可一世的沙俄帝国被新兴的日本打败，当然这不值得中国人高兴，我们的领土沦为别人肆虐的角逐场。

这场战争极大地刺激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嚣张气焰，同时也沉重打击了俄罗斯帝国。在这场发生于中国境内的两大帝国主义国家的争霸战争中，俄军死伤、被俘达40万人，战争耗去的直接军费大约25亿金卢布，这还不包括价值5亿卢布落入日本手中的财产和沉没的军用和商用战舰的损失。

沙俄的战败原因是多方面的，作为一个横跨欧亚的大帝国，其军事技术落后，东线兵力的薄弱，大部分兵力放在欧洲，交通运输能力低下，后勤保障不力等等都是重要原因。

当时，西伯利亚大铁路环贝加尔湖段没有修通，且因路况不好，设备落后，运输能力较低。从欧洲到中国东北有将近六星期的行程，每昼夜却只能开2-3列军车。陆运欠佳，海运和槽运状况也比较糟糕，波罗的海舰队通过海运到达远东，但行程远，花费时间多，船只和船员都极度疲惫。后勤保障不给力，在食物补给上，士兵吃的甚至是生虫子的面包，食物中毒事件屡屡发生。衣物补给同样糟糕，严冬时没有足够的衣物，只能用旧衣破鞋。夏天所需的雨衣冬天才能运到，而冬天的棉衣却在夏天运到。如此糟糕的后勤，还打什么仗。

反观日本，主力舰从美国购买，体积大、防卫能力强、行船稳定，战舰上都配备了精良的火炮。因此，当两国军队比拼火力时，俄国落后的军事装备无法拼过日本的装备。在名义中立的英美海运的帮助下，得以调配大量物资，况且又有地理位置的优势。

这场帝国主义大战最后的结局是    1905年8月的《朴茨茅斯条约》，俄国势力退出了朝鲜半岛，日本独霸朝鲜；俄国在辽东半岛的租借权和中东大铁路南部至长春的一部分，北纬50度以南库页岛的一半转让给日本；双方都同意将满洲（中国东北）归还给中国。

进入20世纪之后，罗曼诺夫王朝统治下的沙俄帝国其实是危机重重，无论是体制内的改革，还是倾覆意义的革命，变革是当时俄罗斯内部的一个突出特征，似乎每个阶层都对现状不满。帝国的统治者却在此时与日本开战，目的不过是企图用“一次小小的胜利”，转移民众注意力，呼吁人民“流血牺牲”、“保卫祖国”，当然尼古拉二世自己不会去流血，流血的都是俄罗斯的平民子弟。

然而，这场战争却屈辱地失败了，沙俄不仅损失了部分远东的利益，更是引起了民众的极度不满，1905年的革命顺着这个逻辑发生了。正如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同志在《覆灭》一文中所说的：

（沙俄帝国）面临的不仅是军事失败，而是专制制度在军事上的彻底崩溃。

这一崩溃是整个沙皇政治制度的崩溃。

战争的失败揭开了沙俄帝国强悍外表内里虚弱的实质，也推动者帝国内部的变革。1904年日俄战争的爆发迫使尼古拉二世向体制内自由派贵族做了一定程度的妥协，地方自治的权限和城市杜马的议政权力都有一定的伸展。当然，沙皇始终还是坚信“国家管理的问题不是地方自治会议的事情。”

宪政，抑或专制，帝国在摇摆中。

1904年12月，在日俄战争中的中国旅顺战场上，俄军遭遇决定性意义的失败。在此期间，俄国国内的民怨骚动着，位于圣彼得堡的普梯洛夫工厂发生罢工。

1905年1月22日，冬宫外发生了一场大规模的群众示威运动，他们要求皇帝结束与日本人的战争，并改革政治、改善民生，聚集的民众达到20余万人。请愿最终还是从和平变成了流血，大约1000人被沙皇的卫队枪杀。那一天是俄国人所用儒略历的1月9日，亦称“一·九”彼得堡流血事件。

按照沙俄官方的说法，当时尼古拉二世并不在皇宫，而他本人也并未下令开枪。原本，为了削弱地方贵族的权力，尼古拉二世一直扮演着村社农民保护者的角色，甚至被称为“弱者的沙皇”、“老百姓的沙皇”。冬宫广场的鲜血打破了人民对于沙皇的幻想！

尽管尼古拉二世事后任命了一个调查委员会，试图给人民一个解释，内务大臣维特伯爵也极力劝说人民克制、冷静，许诺一定会给出一个交代。但是，正如社会民主工党领袖托洛茨基所说的：

我们24小时就能唤起整个俄国，让一把大火烧遍全俄罗斯吧，这样一把全国性的大火就叫做革命！

人民并不指望沙皇的怜悯，他们“不会同沙皇进行可耻又可怜的交易”。

革命如潮水一般涌来。自1815年维也纳会议之后，波兰王国就沦为沙俄的附属国，沙皇兼任波兰国王，波兰人民的反抗斗争一直没有停止过。

日俄战争同样给波兰人带来了不应承受的痛苦，1904年下半年，有超过10万的波兰工人失业。1905年彼得堡流血事件之后不久，波兰爆发了罗兹大罢工，工人们的诉求是“打倒独裁！打倒战争！”华沙和其他工业城市也发生了罢工、示威游行等抗俄运动。这场几乎席卷波兰全国的抗议活动极大地动摇了沙俄在波兰的统治，在沙俄野蛮血腥的镇压下，和平的抗议最终演变为暴动，一直持续到这一年的6月25日。

俄罗斯内部更加动荡危险。虽然沙皇政府和维特伯爵试图用怀柔政策解决问题，但是激进的革命者并不打算妥协。1905年2月17日，谢尔盖·亚历山德罗维奇大公所乘坐马车通过克里姆林宫时，被民粹主义派的社会革命党人近距离投掷硝酸甘油炸弹于车厢内，大公当场被炸死。

不知道是不是炸弹的震慑，还是自由派贵族的影响。是年3月3日，尼古拉二世颁布《布雷金诏书》，许诺进行宪政方向的政治改革，以及改善民生等等。

日俄战争对沙俄的邻国大清影响也很大，对于政治制度有着功利主义信仰的清国朝野政治家们此时认为立宪乃是日本取胜的法宝，故而努力推动大清开国会、行君宪。非常有趣的是，此间的俄罗斯，有着一定历史基础的俄罗斯民主派政党组织也在试图迫使沙皇政府召开一个国家层级的议会。

1905年8月19日，尼古拉二世同意建立帝国议会，也就是俄语中的国家杜马，颁布了《国家杜马宪章》、《国家杜马选举法》但对议员选举、议会权限等有着诸多严苛限制。沙皇的这种反应引发了全俄境内更大规模的罢工。

10月30日，尼古拉二世做出了最大程度的让步，颁布了维特伯爵撰写的十月诏书，允诺实现更多的民权，诸如开放组织政党的限制、赋予国家杜马以全国最高的立法权、扩大普选取等等。

尽管起步艰难，但是俄罗斯的民主宪政之路终究开始了，专制政治终于被打开了缺口。十月诏书在某种程度上缓和了俄罗斯境内的紧张局势，各种抗议论活动在诏书颁布后渐渐平息。

如果日后的俄罗斯帝国继续沿着“十月诏书”的道路走下去，大概率是会完成国家现代转型的。但是，始终在保守与进步之间徘徊的俄国并没有给历史以机会。

2.一切为了保卫神圣的俄罗斯！

温和的维特伯爵在保守派贵族眼中是软弱的，纵容了1905年的抗议和暴动。1906年，维特辞职，强硬派斯托雷平出任内务大臣。在1905年的革命风潮中，全俄范围内只有萨拉托夫省的革命运动被压制下来，它的省长就是斯托雷平。

斯托雷平既不同于当时的自由派，也有别于当时的保守派，属于俄国的新保守派。他的原则是“先稳定，后改革”。斯托雷平的改革是在稳定和强化沙皇国家权力的前提下实现现代化转型，改革必须在强权下进行，改革要结合俄国的传统，将俄国的传统与现代化结合起来。

农业改革是斯托雷平执政期间一系列改革的核心，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为了我们帝国的改革，为了帝国在牢固的帝制基础上进行改革，必须在农村培植强有力的私有者。”

经过1861年的废除农奴制改革之后，沙俄农村社会的结构事实上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传统的村社（米尔）制度依然存在，农民依旧活在旧的宗法制共同体之中，俄国的农业在拥有优越自然条件的情况下，却落后于西欧及北美。

斯托雷平土地改革试图在保留地主土地私有制的条件下，强制摧毁传统村社，培植和建立富农阶层，把贫苦农民群众变成雇佣劳动力的强大后备军，既保证迅速兴起的大工业对工人的需要，又保证资本主义化地主、农村资产阶级对雇农的需要，促进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在皇权专制时代的帝俄社会，沙皇一直被视为村社保护人，依附于卵翼于专制权力之下的村社农民更适合沙皇的统治。斯托雷平摧毁村社的改革，虽然有强化国家权力的初衷，但是却动摇了沙皇统治的社会根基。尼古拉二世也并不喜欢这位刚猛的宰相，沙皇是个心胸狭隘的人，他“只有在不得已时才勉强地容忍那些他内心认为在精神上和智力上高于自己的人。他习惯于同那些才智比他要差、或者他认为没有他那样广闻博知的人，或者了解他的弱点而故意装出谦卑样子的人打交道，只有这时他才感到心情舒畅。”

如果从进步主义和效益视角去评价斯托雷平的改革，自然是比较成功的，许多经济增长点数据都可以作为支撑。然而，如果从社会变革角度看，斯托雷平的改革事实上埋下了沙俄帝国崩塌的种子。在世纪之交的沙俄帝国，俄国基层社会的根基——村社，面临着现代化的挑战。

旧体制的政治精英们，有的留恋传统村社世界的宗法权威与等级权益，害怕自由竞争与分化冲垮等级壁垒，当然村社的农民更恐惧失去保护和控制的世界；而斯托雷平那种人则痛感传统公社妨碍资本积累与契约关系，主张效仿西方，实行市场经济与立宪政治。

极为吊诡的是，杜马之中的保守政党和革命政党都要求保存村社。前者从斯拉夫派传统意识形态出发，把日趋衰落的村社作为俄国古老传统的一部分加以保留。社会主义党派认为村社土地占有制比千百万小农土地占有制更容易过渡到社会主义。

沙俄帝国就这样在进步与保守之间徘徊纠缠着，而大国争霸的权力游戏，俄罗斯也没有置身事外。20世纪之初，大国角逐的主要戏份是英德争雄，尼古拉二世和他的帝国起初一直在二者之间徘徊。直到1907年，俄国才正式加入英法集团，协约国集团形成。

如果没有后来的欧洲大战，沙俄帝国可能也会发生政体变革，但是从数字视角观察的国力和社会发展却沿着一条向上的通道行进着。一战之前，俄国是欧洲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经济增长速度明显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已经与西方国家接近。战前的俄国不仅是农产品生产和出口大国，更是成为世界五大工业国之一，位列美、德、英、法之后，其中石油开采位居世界第一。

沙俄卷入一战之后，俄国政治内部的自由派和保守派却都神奇地站在了国家主义的立场，自由派将大战赋予道德意义，认为是所谓民主国家与专制帝国的战争，如果协约国获胜将会加速俄国本身的民主化进程；而保守派则更保守派则指望利用战争的胜利来巩固沙皇专制制度。

整个帝国弥漫着一个声音：

一切为了保卫神圣的俄罗斯！一切为了我们的国家、信仰和沙皇！

1914年7月26日，尼古拉二世来到俄国杜马议会。议员们一起向沙皇狂热地致敬，拥护政府进行这场帝国主义战争。

经过1905年惨败于日本之后，沙俄也确实进行了一番军事改革和军备整顿。1905年5月，俄国成立了了一个独立于所有政府部门之外的国防委员会，这个机构在制定军事条例和决定全部军事政策问题上拥有广泛权力。

1907年11月，第三届国家杜马成立了由亚·古契科夫任主席的国防会议。同时，国家军事拨款需由国家杜马批准，并由国家杜马财政会议审查和监督，这或许也是俄国国家宪政改革的一部分。

沙俄的军事改革有一个重要的成果就是在1908年通过了由时任总参谋长费多尔·帕里岑主持制定的《关于应在最近十年实行的国家防御措施的报告》，其目的就是恢复军力和实现军事现代化，大力改组陆军，恢复在波罗的海和太平洋的舰队，增加和平时期的正规军，用现代化军事技术保障部队并改善各军种装备的质量。

不可否认，从1909年到1912年间，俄国军力得到很大程度的恢复，甚至增长。在后来的一战中，陆军战时总兵力达到326.8万人，每年人均经费达306.7卢布。在1909年和1910年，还对陆军进行了武器换装，给陆军装备了1909年型的122mm榴弹炮，1910年型的107mm重炮，给山炮部队装备了1910年型的3英寸口径火炮。同时，到1910年352个步兵团中每个都组建了机枪队，其中123个机枪队各有8挺机枪，其余的各有4挺机枪。到1912年，还培养了126个飞行教官，组建了8支航空队。在炮兵部队，增加了野战炮连的数量，达到了442个。还组建了74个榴弹炮连。增加的炮连总数为120个，其中一半是重炮连。

海军建设方面则步履维艰。1908年4月，由陆、海军两大参谋部首脑为首组成的专门小组在考察了波罗的海舰队后得出了极其令人失望的结论。在他们看来，一旦开战，德国的舰队可以在3天之内在任何俄国沿海地区登陆:

我们的波罗的海舰队将完全不能在波罗的海水域进行战斗行动，将被迫把自己活动的区域限制在芬兰湾之内。······让我们的常备舰队进行某种认真的抵抗是没有任何道理的：由于力量的巨大不平衡，它可能被一次打击所摧毁。

无论是造船技术，还是海军人才培养，沙俄帝国都远远落户于欧洲强国。

1910年以后，随着国际局势的进一步紧张，俄国的强军步伐进入更关键阶段。现实财政的支绌与整军经武的计划并不协调，1910年底到1911年初，陆军大臣陆军大臣B.A.苏霍姆林诺夫和财政大臣B·H·科科夫佐夫发生了严重的争论，陆军部门要求增加财政支持和财政部门的力不从心显然形成对比。

由于财政支持的缺乏，俄国陆军当时的情况并不容乐观。只有粮食、军需和卫生储备，虽然最普通的工程器材还算充裕，但也需要在1913-1914年予以补充。步枪、左轮手枪和子弹也有足够的数量供应部队，但型号陈旧，枪体和弹头笨重，射击性能不佳。

炮兵的情况更为严重：只有轻型炮有必要的数量，迫击炮按照规定的配置缺少近50%，新型重炮完全没有，而1877年型的老式大炮只有到1914年底才能被替换；要塞炮的换装到1916年才能完成一半；攻城炮还仅仅停留在图纸上，装备部队的时间遥遥无期······

陆军的情况如此糟糕，但是后来财政追加的拨款却倾向了海军。1909年至1910年，在一系列审议加强陆、海军力量的政府会议上，陆、海军得到了大致相等的拨款:陆军得到71500万卢布，海军得到69500万卢布。但实际上，在1909年至1913年即大战爆发前五年中，陆军财政增长额度为19517万卢布，而海军则达到了28564万卢布，几乎是前者的一倍半。

如果从当时的国际形势看，无论从那个角度考察，欧洲陆上战场都会是俄军的主战场，欧洲有德军和奥匈帝国军队的朱力，无论哪条战线，俄军都必须要面对。欧洲陆战才真正决定着俄军军事行动的成败，也决定着俄国的命运。

俄国军事资源的投入与现实情况的脱节体现了沙俄帝国军事战略的混乱，据说也是因为尼古拉二世本人对海军的偏好。作为“帝国主义链条上最薄弱的环节”，沙俄帝国当时并不具备快速发展军力所必需的经济实力，勒紧裤腰带式的扩军强军，只能贻害无穷。

3.打倒沙皇

参加大战之后，沙俄的虚弱与匮乏暴露无遗，就连基本的军火产能都无法满足战争的需要。当时，前线每月需要2.5亿发子弹，但俄国每月只能制造4000万发；前线每月需要150万发炮弹，但俄国每月只能制造5万发。1915年8月，前线俄军约有1/3的士兵没有枪支，只能等待从阵亡或受伤的同伴手中接过武器。在德军压倒优势的大炮和机枪面前，无数俄国士兵化为战场上的累累白骨。仅仅在大战的第一年，沙俄军队阵亡人数就达140万人，另有97.5万人进了德奥的战俘营。

同英、法、美、德等西方列强相比，俄国工业不仅技术上非常落后，而且对外国的依赖性很大。战前，俄国从外国进口的机器占37%，重要设备和车床的自给率不到33%。全国40%的冶金工业、50%的化学工业、90%的采矿工业和几乎100%的石油工业都是外资。就规模来说，俄国工业只占世界工业总产量的2.7%，仅有美国的7%，德国的17%，英国的22%，法国的40%。

大战更是拖垮了原本就贫弱的俄国经济。为了支付庞大的战争费用，沙皇政府大量举借外债和滥发纸币，导致外债猛增和通货膨胀。在军工优先的经济政策打击下，大批一般性工业企业呈现倒闭风潮。仅仅是1916年，全俄企业数量总数比1913年减少了三分之一，战时关停的企业数量超过了新开办的企业数量。战争期间，近半数的劳动力被征召人伍，约200万马匹和其他牲畜被调为军用，导致了国内粮食产量的大幅度下降。粮食匮乏、物价飞涨，全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而这一切都是他们视为慈父的沙皇所赐。

当时的俄军主体是文盲和半文盲的农民，并不理解官僚政客和国家主义知识分子的什么“爱国主义”。正如勃鲁西诺夫将军在其《我的回忆》中说：

俄罗斯军队不仅在军事装备上比敌人差，“而且士兵对战争的理解和准备更差。它显得非常消极······大众在心理上完全没有做好对欧洲战争的准备”。

出身于农民的士兵们参战的动机就是来自于对土地的渴求，他们相信只要打赢了战争，尼古拉二世会将西伯利亚和其他新征服地区的土地平分给农民，作为对他们参加战争的奖励。

然而，在实际战争中，士兵们往往会困惑于“为何需要攻占那些不能耕种的沼泽地，何以需要对那些林木稀疏的悬崖峭壁发动正面进攻?保护陌生的、泥泞不堪、难以通行的罗马尼亚和加利西亚的土地意义何在？”

怨气在士兵们心中弥漫着。新科技时代的战争远远比19世纪惨烈，这令朴实的俄罗斯农民们感到恐怖。“战争是疯狂、死亡和破坏，它可以真正理解为人类一种疯狂的、从肉体和精神上的双重毁灭行为。”厌战的情绪同样是多数俄军的共同心理特征。

贫穷的帝国无法打得起资源消耗巨大的战争。早在1914年12月，俄国北方战线最高总司令库罗帕特金将军就多次说过前线士兵吃不饱饭，“许多人没有靴子，他们的腿被冻伤。一个步兵旅三个月来都没有得到配套的军备，在和德国人的战斗中，阵地右翼1. 4万名士兵没有步枪。”在1915年的夏季战役中，由于前线部队普遍缺乏武器，大量士兵不得不手无寸铁走上前线面对德国人的炮火俄军损失了240万士兵，其中将近100万人被俘。

在与德国人的交战中，贫穷的俄罗斯士兵看到了德国的混凝土战壕、自来水厂、壁炉、钢琴、游泳池等。德意志的社会福利和公共措施远远好过俄罗斯，借助于这些个人的生活体验，士兵在更大程度上了解了德国人的火力优势。

 在绝望之中，越来越多的士兵不仅仇恨战争，甚至仇恨俄军最高统帅沙皇尼古拉二世本人，这种情绪在军人中蔓延着······

在1916-1917的寒冬里，1200英里长的俄军战线上，几百万士兵在冰天雪地中苦苦忍受着酷寒，后方的民众同样食不果腹。

内外交困的沙俄帝国坐在了火山口上。1917年1月开始，全俄几乎所有的大城市都爆发了工人大罢工，示威者们不再祈求沙皇的仁慈，而是高喊“反对战争”“打倒沙皇”。

1917年3月8日国际妇女节，在布尔什维克党的组织下，彼得堡的女工们走上了街头，“打倒战争！”“打倒沙皇！”“把在战壕里的丈夫还给我们！”这些口号震彻了帝俄首都的上空，更多的工人和市民加入进来，游行者达9万余人。

3月10日，游行人数增至25万人。几乎所有工厂都停工，连商店也关了门。成千上万各色衣着的人涌上街头。最令人注目的是，众多的大学生、知识分子、小官员甚至军官们，也高唱着马赛曲加入了游行队伍。

有过1905年的教训，为了应对可能的骚乱，沙皇的彼得堡军区配备着用以镇压人民的军事力量。3月10日，尼古拉二世诏令彼得格勒军区司令哈巴洛夫平定首都骚乱。似乎，血腥屠杀就要开始了。然而，沙皇做梦都没有想到，在面对汹涌的民意之时，军人们都放下了枪口，甚至倒向了抗议者一边。

首都革命就这样开始了，沙俄重要的政府机关接二连三地被起义民众拿下，几乎没有遭遇任何像样的抵抗，人心向背已经非常明显了，数万名彼得堡的士兵加入了起义阵营，帝国天命将终。

尼古拉二世不但遭到人民的唾弃，也失去了官僚、资本家甚至将军们的支持。国家杜马此时没有人再欢呼什么沙皇万岁了，只希望皇帝赶紧退位。不少举足轻重的将军们也在此时放弃了沙皇，西北方面军司令鲁兹斯基、西南方面军司令勃鲁西洛夫等都主张沙皇逊位，黑海舰队司令高尔察克海军中将没有表态，只有罗马尼亚方面军司令萨哈罗夫支持沙皇。

3月15日，尼古拉二世签署退位诏书，却传位给自己的弟弟米哈伊尔大公，而这位皇太弟则在3月18日也宣布退位，统治俄国长达304年的罗曼诺夫王朝，以及存在了371年的沙皇制度终于崩塌。

1917年3月8日，在俄历中是2月23日，故而这场革命称为“二月革命”。在熟悉的革命史叙事中，俄国的下一场革命即将发生。正如一位曾经在苏俄政府担任过要职的俄罗斯作家说过：

20世纪前夕的俄国，没有一个词能像“革命”一样更为俄国人着迷。有产者对革命的思想充满了恐惧和仇恨，而向往自由的人却对它充满了热爱和推崇。对那些渴望新生活的俄国人来说，'革命’一词充满了魔力。当他们憧憬“革命”和高呼“革命万岁”的神圣口号时，俄国人仿佛隐约地感到他们已经走在通往自由的路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