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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会变，感动却永远不会变。当青年热血与家国理想相结合，庄严凝重的历史内涵与情绪丰满的内在动力，渲染出历史境域下人物情感的气蕴流动。
作者介绍 董 丽  舞剧以倒叙的方式开始。在纪念馆昏暗的灯光下，一位手捧鲜花的老者驻足于一个陈列柜前，里面展示着一面写有“中国工农红军”字样的红旗。她抬起颤抖的手，想去轻轻抚摸。随后，老者步履蹒跚地走着，又间歇停顿，深情凝望舞台背景中出现的“广州起义”的英雄群像，似有所思、似有所忆。她慢慢地走到舞台中央，当她转身走向舞台后方的时候，舞台灯光逐渐亮起来。而这时，我们突然发现，舞台上不知何时已经布满了以张太雷为首的广州起义的革命军人，与此同时，一个手捧鲜花的小姑娘从革命军人的队伍中走出。这一进一出之后，那幅充满血雨腥风的悲壮历史画卷便呈现在我们面前……其实，以倒叙手法进行舞剧叙事不乏先例，但是通过这种人物关系间的转换进而实现现实与历史间的转换，却给人意外的惊喜。再纵观全剧，更是发现舞剧正是通过第三人称，也就是这位老者（即手捧鲜花的小女孩）的视角来进行叙事，事实证明，采用这一视角进行叙事的优长之处就是更合理地组织了叙事空间的多重参与，使叙事有了无限的可能性，同时使得主流意识形态的隐形表达得以实现。  芭蕾舞剧《旗帜》 广州芭蕾舞团供图 从第三人称的叙事原理来看，舞台一旦进入第三人称的“叙述”，所有叙事线条都将不受时间和空间限制而呈现出自由、开放的状态。首先，作为舞剧的“叙事者”，这位老者用回忆的方式完整地串联起一条清晰的叙事主线：广州起义的起因、过程和结果。从初始将观众引领进广州起义的历史情境到其自身全过程的介入，而在舞剧的尾声，当游曦等一众女革命者高擎着印有“中国工农红军”字样的红旗并在敌人的枪声中逐次倒下的时候，老者又再次蹒跚入镜。她，既成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同时也成为了历史与现实沟通的桥梁，舞剧的叙事时空由此便具有了延展性。以这种形式结构舞剧，笔者认为编导的首要目的在于将序幕与尾声从披在故事内核外面可以任人剥离的“故事外衣”变成其舞台叙事中不可分离的“血肉骨骼”，它与故事主体形成了两个紧紧咬合的齿轮，同时滚动，相互助力。当然，舞剧所采用的将现实拉进历史，或是说将历史拉进现实中进行叙事的成功之处更在于，它不仅很好地完成历史事实的传递，还巧妙地将其中蕴含的意识形态与历史进行了有效缝合。  舞剧中以此手法创作了几段观赏性极强的舞段，其所营造的浪漫而悲壮的情境极大地渲染了革命信仰的崇高。如舞剧中出现的游曦与已经牺牲了的恋人肖飞之间的双人舞（表达爱情），张太雷思念母亲与妻子时与她们的深情共舞（表达亲情），叶总指挥、叶副总指挥与牺牲后的张太雷间的三人舞（表达革命友情）等等。这几组人物关系，构成了生活完整、人物立体的情感与形象细节，它让舞剧呈现出叙事的情感温度。利用第三人称视角灵活自由的特点进行暗线叙事（情感化叙事），让这部革命历史题材舞剧的意识形态宣传功能深入到叙事的肌理之下，实现了以新的话语方式把握住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和主导权。 以上可以看出，舞剧《旗帜》做到了革命历史题材类型化叙事的新突破，而其中最难能可贵的是其革命历史叙事没有被类型化的叙事所置换，主旋律价值观的表述也没有因情感化（人性）描写所消解而显得暧昧不清。相反，它始终将革命理念和革命精神贯穿在舞剧之中，使之达到理念与叙事的统一。在观众中建立起共通的心理联系和情感认同的同时，实现了主旋律舞剧意识形态功能的提升。 二、兼容的个体与群像 如前所述，《旗帜》属于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其关键词理当含有革命、历史、牺牲等。这些关键元素，决定了舞剧既需要做足够深刻的个体塑造，还需要做足够鲜活的群像塑造。其实，处理好个体和群像的关系，也就等于处理好了个体叙事和国家叙事之间的关系，因为只有很好地把握历史进程叙事中的个体以及群像的生命轨迹，才能以这些鲜活生命的光彩烘托出生动的历史。 在舞剧中，创作者详略得当地叙写了多位人物，首先，便是对广州起义总指挥张太雷的个体化书写，这份书写甚至可以说是不遗余力、浓墨重彩。舞剧中不乏这样动容的舞段：广州起义前夕，张太雷独自伫立在舞台上，此时他深知，这一次战斗有可能就是和亲人的生死别离。沉思中，他默默地从裤兜里掏出一张照片端详起来（心理叙事得以开始）……恍惚间，母亲拎着藤箱向他走来。和母亲的这一段双人舞，既饱含着说不尽的千头百绪儿女心，还饱含着道不尽的万语千言母亲情。随着母亲的离场，在霏霏细雨中、手撑雨伞的妻子漫步到了张太雷身后。张太雷和妻子这段双人舞的编排令人心驰神往，俩人间默契的扶抱、托举动作以及妻子从身后深情拥住丈夫、双手合十跪坐在地上祈祷丈夫平安等肢体语言，都让夫妻间难分难舍的幽深之情跃然舞台之上。笔者之所以对以上场景详加笔墨描述，在于这一情境竟成为衬托剧中另一情感线索的灵魂，那便是张太雷牺牲后的场景。此时，已经牺牲的张太雷（英魂）再次走到母亲和妻子中间（以“心像”形式表达），本是欣喜的他却疑惑地看到母亲在用颤抖的手将杯中酒用祭奠的形式洒下，接着他又看见妻子瘫坐在地上痛不欲生地抽泣。此时，他似乎才明白自己已经永远的离开了她们。  芭蕾舞剧《旗帜》 广州芭蕾舞团供图 作为群像人物之一，游曦这条线索有着属于自己鲜明的个性和独特的人物关系，这种人物关系既推动着舞剧叙事的发展，也推动着人物之间的相互成长（革命信念的生成）。此外，舞剧还对张太雷的两位战友做了深入描写。舞剧伊始，在秒表急促的滴答声中，灯光定位在了舞台前区，这里有三个人聚集在灯下商讨着军事策略。除了张太雷，另外两人则是舞剧中的重要人物，叶挺和叶剑英。他们三人既是军事搭档，也有着深厚的革命友情，舞剧即围绕他们展开了多段精彩的三人舞。之所以称之为精彩，源于每一段舞蹈都有着不同的情感表达。不仅表现了他们协同作战的大无畏精神，还彰显他们对理想的执着追求和对“革命必胜”的信心。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张太雷牺牲后回到他们二人中间（再次采用“心像”手法）的一段舞蹈。这段三人舞蹈（一“虚”二“实”）内涵丰富，既有他们曾经与张太雷并肩作战时的美好回忆，也有失去这位最亲密战友后痛彻心扉的悲苦，还有激励他们更加坚定了革命理想和信念……历史能够见证每一位革命者。叶总指挥、叶副总指挥二人作为群像人物，使得舞剧所构建的历史观有一种厚重真实的力量。 舞剧《旗帜》中的群像是一个个鲜明的个体凝结而成的，因此，个体与群像的无畏精神和浪漫气质无疑是相统一的。舞剧通过对个体以及群像的塑刻将个体、民众与国家缝合成命运共同体，为观众提供了另外一个思考个体与家国关系的维度，当然，也为个体与群像的兼容提供了优秀的范本。  一般认为，隐喻与转喻是两种不同的认知机制。隐喻是人们借助某一领域中较熟悉或已知的经验来理解另一领域中不熟悉或未知的经验的认知活动，也就是说，所涉及的是两个不同的认知领域事物之间的关系，依据的是事物之间的相似性[1]；而转喻涉及的是同一个认知领域事物之间的关系，基于事物之间的临近性，着重于自身的特点。目前学术界广为认可的关于转喻的定义是，在同一认知模式的认知操作过程中，其中一个概念实体为另一个概念实体提供心理通道[2]。因此从理论上说，两者是具有本质区别的，是完全不同的两种认知机制，但在舞剧中却实现了它们的耦合。   没有过多繁杂、累赘的叙述与渲染，仅仅依靠“座椅”的转喻意义与内涵，观众便完成对其隐喻的解析，领会了创作者的思想意图。而整部舞剧的叙事脉络，也借助并依靠隐喻的认知手段而有条不紊地向前发展着。  芭蕾舞剧《旗帜》 广州芭蕾舞团供图 结 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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