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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牌楼 的 “申泰行头店” 汪丽筠 上海开埠后，全国众多剧种和名角纷纷来沪演出，为其服务的戏剧服装行业（又称行头店、戏衣庄）也获得较大发展。清光绪二十年（1894），我外祖父就在上海南市（今并入黄浦区）四牌楼开设了一家牌号为“申泰”的行头店，专门制作经营戏剧服装、彩旗、伞盖、飘带等“行头”。 双开间临街铺面 “作台板”五彩缤纷 据我母亲讲述，我的外祖父胡云卿是徽州休宁县人，约生于1868年。之15岁从徽州家乡来到上海，在南市一家牌号叫“叶生泰”的行头店当学徒，照例拜老板为师傅。三年满师后，仍按惯例，在店里“帮师”三年当伙计。师傅对待学徒很严厉，不仅在学习技艺上要求很高，在日常生活上也很苛刻，因此，外祖父和别的学徒都吃过不少苦。外祖父省吃俭用，直到近30岁才有了一些积蓄，便与一个师弟邱金生合股开办了“申泰行头店”。但邱金生的股份很小，平时也很少来店里，只有我外祖父独自经营着。
1947年地图上的四牌楼街一带 那年代的南市“四牌楼”（今四牌楼路）是条狭窄的南北向的长街，石子路面，只有一丈多宽，加上两旁的街沿也不到两丈，却是当时相当热闹的市井。沿街两边开设着各类店铺和作坊，“申泰行头店”就是其中的一幢砖木结构的两层小楼房。母亲还记得其左邻是“帽子店”，右邻为“洋金店”（即制作盛放化妆品的梳妆盒）。店铺楼上住着外祖母和我母亲、舅舅、姨妈等人，楼下就是行头店的铺面。 铺面临街双开间，前后两进，两进中间安装玻璃天棚连成一片，后面还有一带披屋作厨房和杂物间。左右两方铺面装着木板排门，中间进出口用木栏杆隔出过道，两扇店门是可以活动开关的，晚上关门后则加条粗门闩。白天，铺面的排门和店门是全打开的。左右铺面都摆着长长的“作台板”，板上摊着正在画样、裁剪、缝纫的五彩缤纷的戏装、彩旗、伞盖、飘带等。老师傅和学徒们总是忙忙碌碌、聚精会神地做“生活”。店里雇佣着管账、裁剪加工师傅、伙计、学徒和厨师等10人左右，在当时可算规模不小的店铺了。 大主顾多为名角 做生意待人和气
“申泰行头店”的主要顾客是南北京剧名角。他们来定制个人特备的戏装时，不仅数额大，而且豪爽大方，只要质量满意，能定期交货，并不斤斤计较货价，按期送上货物时，往往还额外给“赏钱”，因此行头店赚钱也很可观，往往有对半以上的利润。至于一般戏院、戏班所订的“班底”戏装，则都是质次价廉的“大路货”，供“开锣戏”“跑龙套”之用，而且不到旧得不能使用也不添购，因此，订货数额不大，利润也很有限，大都是搁在营业清淡时做。 外祖父早期接待的大顾客，有京剧名角梅兰芳、盖叫天、小三麻子等，他们都到“申泰行头店”去订过货，外祖父同他们都相识。我母亲、舅母、姨妈也曾见过这些名角，但外祖父不许她们下楼来，她们只能在楼上的窗户里偷看。外祖父性格沉稳，待人和气，接待来客总是带着笑意，听对方说话时微微点着头。有时双方对价格、交货时间等似乎谈不拢，来客可能急躁起来，他也不急，依旧和气地说“：老顾客嘛，好商量……”于是提出一些交换条件，同时作出适当的让步，生意也大都做成了。此外，同行朋友以及邻居来串门，他也照样倒茶敬烟，陪伴说闲话，有时还留便饭。他平日对店里的伙计、学徒也态度随和，只有在发现了他们做错了事或者耽误了“生活”时，目光和说话才严厉起来。伙计、学徒们都很敬畏他，不敢“豁边”（沪语，越轨、出错）。因此，“申泰行头店”不仅生意兴隆，在顾客和同行中也享有较好的声誉。 逢“三节”讨账不易 外兴隆内里亏空
按照当时行业的规矩，顾客的货款照例都是暂记在账上，逢“三节”（端午、中秋、近春节）收款。可是，那些名角大户记在账上的货款，往往逢“三节”也不一定能要到，他们有时仅把手一摆：“老板，下节总算吧！”去要账的外祖父就得含笑说：“好！”丝毫不敢得罪“衣食父母”。下一个节再去索要时，也可能还是这样，外祖父仍得赔着笑脸，最多讲一些店里的苦情，请求先随便赏付一点。这种情况很普遍，其他行头店和戏衣庄也都如此。但所有的店老板都不敢与大主顾闹翻，生怕一旦闹翻，不光账要不到，再传出去，别的名角大户也不来光顾了。行头穿戴整齐的京剧演员因此，“申泰行头店”的经营状况，从表面看还很兴旺，账面上也年年有盈余，只是应收未收的欠账很多，越积越多，到20世纪30年代初期，这家店实际上已是年年亏损，靠拆东墙补西墙勉强维持着。 不过，母亲曾听外祖父说，当年这种欠账也并非是“烂账”，大部分还是能收到的。因为名角们一旦得到“包银”（“包银”也是按“三节”发放），手面就很阔绰，有时不但还清以前积欠，还额外给不少“赏钱”。可是，你得摸透这些名角顾主的脾气，还要相准时机。错过了时机，他们往往已把“包银”花光，又得等下节了。当时，“申泰行头店”的困境就在于外祖父已经年老体衰（时已50多岁，还患有气喘病），不能再像年轻时那样每天出去与同行以及戏院、戏班中人应酬，听信息，摸行情，因而一再错过时机，欠账也就越积越多了。 然而，即使欠账要不回来，“申泰行头店”对外“放生活”的工钱却是不能拖欠的。因为“申泰行头店”接下的定货，除了店里自己负责裁剪、粗加工和最后缝纫外，许多精细的刺绣、盘金、银线等活计，都由专门“放生活”的阿雄师傅发到苏州去做，逢“三节”必须按时结算发工钱。否则，苏州不接刺绣等活计，“申泰行头店”也就交不了货。因此，尽管店里经济困难，还是得东借西凑来发外包的工钱。结果，亏空越来越大，外祖父的困境也越陷越深。 更不幸的是，与外祖父合股的师弟邱金生去世了。其儿子却是个好吃懒做的浪荡子，诨名“跷脚和尚”。他常到“申泰行头店”来借零花钱使用，不给就大吵大闹。外祖父怕外人见笑，只得一次又一次地迁就他。但这种“借钱”没完没了，闹得外祖父寝食不安，心灰意冷。最后，外祖父不得不听从我舅舅和我母亲的劝说，于20世纪30年代中期，忍痛把“申泰行头店”盘让给别人了。据说清点下来，除了不可能再要回来的一大笔欠账外，几乎没有什么多余的资金了。外祖父从此一病不起，于1936年离开人世，享年60岁。 来源：上海地方志办公室网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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