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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伊斯兰时期伟大而陌生的邻居  公元3-7世纪，波斯帝国由萨珊王朝统治，它尊奉锁罗亚斯德教为国教，拥有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疆域虽常有变化，但一直控制着伊朗高原、伊拉克的两河流域和今天的土库曼斯坦南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西部地区。萨珊王朝对各种文明和宗教保持开放的态度，在文化上继承、保持了两河流域和古代波斯的文化传统，同时也受到罗马、拜占廷文化的影响，兼容并包的政策使这一时期的文化在许多方面达到了古代波斯文明的最高成就。  毫无疑问，这一时期的波斯人凭借其先进的文明和强大的国家实力，在与阿拉伯人的交往中占据着主动和优势。[1]  希罗多德在提及大流士时评论说：“阿拉比亚人从来没有被波斯征服过。”我们可以想见，物质条件匮乏的阿拉伯半岛的确很难引起波斯帝国对它的野心，而战争，作为古代交往的主要形式，大多发生两个民族接壤的叙利亚和伊拉克地区。在当时波斯和罗马两大帝国针锋相对的历史格局下，这一地区的阿拉伯人与波斯的关系只有两种可能：交战和结盟。  加萨尼王国和希拉王国是阿拉伯北部的主要势力，它们分别与罗马和波斯接壤，也顺理成章地成为了两大帝国的附庸国。它们帮助自己的宗主国开疆拓土，争夺商路控制权，并在战争中起着缓冲的作用。其中，希拉王国先后由来自也门的台努赫部落和莱赫米部落统治，在后者统治时期，希拉王国达到了鼎盛，在波斯帝国的政治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莱赫米国王努尔曼一世在波斯宫廷里具有极高的地位，波斯皇帝叶兹德吉尔德甚至把皇太子伯海拉姆寄养在希拉的宫殿里，让他这位国王担任皇太子的监护人。莱赫米人经过6世纪前期的全盛时期后，于602年因企图独立而被波斯人所灭，之后波斯总督就在希拉独揽大权了。 在经济上和文化上，希拉和阿拉伯内陆有着密切的联系，被视为重要的文化和经济中心。据载，麦加的古莱氏人丛希拉学得写字的技术和“赞达盖”信仰，后者大概是古代波斯的“光阴”(时间)信仰。[2] 由此可见，这些边境国家成为波斯和阿拉伯半岛交流的重要通道。正是通过希拉城阿拉伯国王的引荐，也门希木叶尔王朝的后裔赛义夫得以向波斯皇帝求得援军，并于575年击溃残暴统治也门的阿比西尼亚驻防军。赛义夫成为阿拉伯——波斯联合政府的有职无权的元首，不久以后就被废黜，也门成为了波斯的一个省。直到628年(回历6年)，波斯驻也门的第五任州长巴赞改信伊斯兰教，阿拉伯人才重新统治这一地区。 在伊斯兰教产生以前，阿拉伯人和波斯人的交往有以下三个特点：首先，只有毗邻波斯的阿拉伯部落与波斯接触较多，由于缺乏商业和战略价值，阿拉伯内陆去波斯人吸引力较小。其次，阿拉伯人与信仰基督教和犹太教的闪族人在血统和地理上具有亲近性，因此波斯的锁罗亚斯德教与前两者相比，在阿拉伯半岛上影响甚微。第三，早期交往毕竟沟通了阿拉伯和波斯多方面的联系，为两大民族直接、全面、深入的交往奠定了历史基础。 哈里发帝国上升时期顽强的反抗者    哈里发帝国初期，即四大哈里发时期，是阿拉伯人在伊朗、东罗马领地和北非进行不断征伐和占领的时期。这一时期，伊朗的社会生活中充满了拥有抵抗外族侵略意味的遍及城乡的反抗。阿拉伯人进军过程中，最先落入他们手中的是平原和交通干线上的城市，坚持反抗时间较久的是山区和交通不便的地方。由于政权的中心地带在战斗初期即已落入阿拉伯人之手，地区性反抗已无法撼动哈里发帝国的统治了。[5]    包括波斯人在内的“麦瓦利”对哈希姆家族的阿巴斯人夺取哈里发帝国政权做出了巨大贡献，在阿巴斯朝初期波斯人享受很高的社会地位。阿巴斯人依靠宗教运动取得政权，他们宣称“伍麦叶人是世俗和荒淫的，阿巴斯人是圣裔后代和伊斯兰正统派的维护者”。因此，他们极力加重自己政权的宗教色彩，认为政权和法权的唯一泉源就是安拉，君主只不过是安拉在大地上的代理者罢了。宗教信条是现行社会秩序的基本宪章，宗教仪式是表现其统一和团结的具体化的象征。奉行这种信条和仪式，即使是表面化的，也是被认为是忠诚的表示和保证。正统就意味着接受这个现存的制度，异端或叛教就意味着对这种制度的批评和反对。因此，每当一个社会集团要想对现行社会制度进行持续而有组织的挑战，他们就以宗教派别作为自己的号召手段，波斯人在阿巴斯朝的几次反抗无一不是如此。[6] 骄傲的合作者 在阿拉伯人进攻波斯帝国的过程中，并非所有波斯人都站在民族立场上维护旧王朝的统治。尽管在四大哈里发时期，伊斯兰教被认为是纯阿拉伯人的宗教，但随着整个征服区域的扩大，波斯人和阿拉伯人在战争和行政管理方面进行合作，波斯人皈依伊斯兰教的情况不断出现，这一趋势一直都没有改变。  在伊斯兰教初期，对波斯地区进行征服战争的阿拉伯军队并不以改变当地宗教信仰为首要目的，因此有许多阿拉伯基督徒和投降的波斯军队加入到他们的队伍里，其中就包括波斯驻守巴林和也门的军队。635年时，已有几千名波斯人加入了穆斯林军队，他们在卡迪西亚战役中表现出色，并且分享了这次战役的战利品。当穆斯林军队在乌浒河建立新的边界时，至少已经有四分之一的军队是有波斯辅助部队和皈依者组成的。[7] 在一些被征服的波斯地区，当地的地主阶级(“迪赫坎”Dihqans)，犹如西部各省前拜占庭的官吏阶级一样，曾经适应伍麦叶的统治，进而在它的政权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他们包揽了阿拉伯人强加于各省的赋税的统计和征收工作，并毫无疑问地把自己置身于纳税者之外。[8] 由于伍麦叶王朝的大本营在叙利亚，其行政体制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拜占庭帝国的影响，波斯人在这一时期还和阿拉伯人处在最激烈的斗争时期，但是波斯文明作为阿拉伯帝国的文化补充者已经开始发挥影响了。阿拉伯人在蒙昧时代，只熟悉游牧生活，以及与游牧生活有关系的事物。在征服波斯和东罗马的许多地方后，他们目睹了过去从未接触过的装饰品和奢侈品，如精巧的工艺品和复杂的政府机关组织。因此，他们曾由这些文明国家吸收了许多名词，把他们灌输到阿拉伯语中去。其中以波斯语能供应的词汇最多，是阿拉伯人吸收的源泉。[9] 波斯的格言，对于伊斯兰教的伦理和文学，也有很大的影响。波斯的格言有的由本国创造，有的由印度等地传入，记载着古代帝王、大臣、哲人、学士之言行轶事，多为简短的警句，和阿拉伯蒙昧时期的格言有异曲同工之妙。波斯人伊本·穆格法所著的《大礼集和小礼集》，便是波斯格言中最好的典型。经过学者们不断地研究和翻译，此类格言开始在人民大众中广泛流传，波斯的格言也渐渐成为哈里发帝国的共同财产。 阿巴斯朝的首都由大马士革迁到了伊拉克的巴格达，也就是迁都到原萨珊帝国的版图之内，朝廷中的波斯人影响力随之增大。虽然王朝初期政治体制基本沿袭伍麦叶朝廷的旧制，但是精通文墨的波斯人是朝廷文书的首要人选，他们在执行任务时自然遵守波斯古代的文翰事务的传统。[10] 在曼苏尔时代，伊斯兰政府中，初次出现大臣的官职(vizirite)，这是一种波斯官职。首次担任这个崇高职务的，是波斯人哈立德·伊本·百尔麦克，他是哈里发的主要顾问，成为一个著名大臣世家的奠基者。在百尔麦克家族辅政结束之后，波斯的瓦哈伯家族、塔赫尔家族和萨赫尔家族先后辅佐哈里发，都成为左右朝政的官宦世家。在他们的影响下，阿拉伯哈里发帝国从一个拜占庭式的世袭王国变成一个具有中东古代传统形势的帝国，阿巴斯人的许多行政仪式和宫廷礼节都是当时流行的萨珊风俗习惯的标准翻版。[11] 以至于贾希兹曾经说，“阿巴斯人的国家是外族人和呼罗珊人的国家，而麦尔旺人的国家则是阿拉伯人和贝都因人的国家。” 我们可以看到，在哈里发帝国上升时期，波斯人对哈里发帝国的反抗和合作兼而有之，这是阿拉伯和波斯两个民族相互融合和同化的必经过程，为他们最后统一在伊斯兰的旗帜下铺垫道路。 哈里发帝国衰落时期伊斯兰利益攸关者 麦蒙波斯军队中最能干的将领塔赫尔在821年成为呼罗珊总督，有权管辖伊拉克以东的所有行省。在之后的50年里，塔赫尔家族保持了对该地区的控制，形成了一个独立的王朝。在塔赫尔王朝之后，各种各样王朝式的公国在伊朗发展起来。显然，它们无论在政治上、文化上都更加独立。在这些国家之中，最重要的是萨法尔王朝、布维希王朝和萨曼王朝。同时，在种族和地理上，波斯人的这三个王朝在宗教方面已经被彻底伊斯兰化了。[13] 我们可以看到，在哈里发帝国的衰落时期，波斯各地方王朝担负起了传播伊斯兰教和发展伊斯兰文化的重任。在这一时期，波斯地区基本完成了伊斯兰化，波斯人由被征服的异教徒变成了伊斯兰世界的重要一份子。波斯人对哈里发帝国的“主人翁”意识，是基于对哈里发帝国前期确立的波斯化的政权体制和对伊斯兰教号召力的认同，在面对东西方的敌人时，波斯人必须和哈里发帝国站在一起共同维护他们一起确立的政治和宗教体制。 结语 公元7世纪，波斯帝国被阿拉伯穆斯林摧毁。一开始，“虎落平阳”的波斯民族对游牧的阿拉伯人心怀排斥，他们与阿拉伯政权在政治和文化上有限的合作，更多的是为了自己民族优秀的血统和传统正名。他们也常常站在当政者反对派的一边，发动对哈里发帝国的攻击，企图恢复祖先的荣光。 参考文献： 1， 金宜久《伊斯兰教史》，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 2， 菲利普·希提《阿拉伯通史》，马坚译，新世界出版社，2008年 3， 埃尔顿·丹尼尔《伊朗史》，中国出版社，2010年 4， 伯纳德·刘易斯《历史上的阿拉伯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 5， 艾哈迈德·艾敏《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黎明时期》，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 6， 扎比胡拉·萨法《伊朗文化及其对世界的影响》，商务印书馆，2011年 7， 小阿瑟·戈尔德施密特，劳伦斯·戴维森《中东史》，中国出版社，2010年 8， 于卫青《伊斯兰教在伊朗的地方化和民族化》，湛江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2月第一期，第26卷 [1] 于卫青《伊斯兰教在伊朗的地方化和民族化》，湛江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2月第一期，第26卷 [2] 金宜久《伊斯兰教史》，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1页 [3] 埃尔顿·丹尼尔《伊朗史》，中国出版社，2010年，第65页 [4] 小阿瑟·戈尔德施密特，劳伦斯·戴维森《中东史》，中国出版社，2010年，第55页 [5] 扎比胡拉·萨法《伊朗文化及其对世界的影响》，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32,33页 [6] 伯纳德·刘易斯《历史上的阿拉伯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第110页 [7] 埃尔顿·丹尼尔《伊朗史》，中国出版社，2010年，第67页 [8] 伯纳德·刘易斯《历史上的阿拉伯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第88页 [9] 艾哈迈德·艾敏《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黎明时期》，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123，124页 [10] 扎比胡拉·萨法《伊朗文化及其对世界的影响》，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39,40页 [11] 伯纳德·刘易斯《历史上的阿拉伯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第90页 [12] 埃尔顿·丹尼尔《伊朗史》，中国出版社，2010年，第71页 [13] 埃尔顿·丹尼尔《伊朗史》，中国出版社，2010年，第71页 [14] 埃尔顿·丹尼尔《伊朗史》，中国出版社，2010年，第73页 [15] 菲利普·希提《阿拉伯通史》，新世界出版社，2008年，第421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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