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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官方网站： http://cjjc./ 夏倩芳，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 仲野，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新媒体环境下中国媒体新闻传播创新研究”（16JJD860003）的成果。  一 引言 连接性或称联系性，是人生在世的基本需求。没有谁是可以完全孤立的，所有人都需要通过与他人和群体建立连接，获取生存和发展所需的资源，获得自我、自尊和归属感。每一种新的媒介技术，都可能改变人们的连接方式，形成与以往不同的交往规则和人群聚合模式，进而产生相应的社会组织形态和生活秩序。作为一种空前广泛和高效的社会连接技术，互联网出现之后，曾激发了一种人们对“自由连接”的新社会的想象，人们寄望于网络空间的开放性，得以超越现实社会的身份区隔，获得更多更平等的连接机会，拓展他们的社会资本，并有望形成“脱域”的“共同体”（滕尼斯，1887/1999：5-12；吉登斯，1991/2000：18）。然而随着网络社会发展进程加快，网络社会与现实社会日益融合，现实社会的规则和权力不可避免地向网络空间延伸（彭兰，2019），网络空间也呈现出壁垒和碎片化的景观。 在中国社会，随着强关系社交平台的发展，人们在网络空间中的交往越来越与现实弥合，人们分化在各种各样的网络圈子中，网络空间中交往关系的性质已经发生了转变（彭兰，2019）。根据CNNIK2020年的数据，我国网民规模在十年内翻了一倍，已达到9.89亿，微信、QQ等即时通信应用使用率达到90.7%，80.5%的微信用户加入了各种朋友圈群（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21）。另一项针对微信使用的统计数据显示，2019年微信月活账户数为11.5亿个，占到全国总人口的82%（腾讯云，2020）。本文所使用的2019年全国综合性社会调查数据也显示，在6021个有效样本中，未参加任何网络圈子的受访者仅占样本总数的5.5%。网络圈子已然成为中国公众的一种普及性的、日常化的交往方式，也是他们积累社会资本的一个重要渠道。 但是在互联网的技术语境里，人们的连接关系具有与以往不同的意义。一方面，网络技术提供了无限连接的便利，另一方面，网络技术也使得“保持连接”不再是一种自由选择，而成为一种普遍性的社会压力，同时人们又必须依赖技术来解决其存在感的问题，人们的连接行为形成了“追赶性”的集体惯习。在这样一种交往环境中，人们的连接习惯、心理习惯会出现哪些新的特征？本文尝试以网络圈子作为案例来予以探索。为此，本文将通过一个具体的面向进行讨论：即网络圈子交往对参与者的生活满意度有什么样的影响？ 选择生活满意度作为因变量，首先是因为人们的生活水平是具有客观性的，但既往研究表明，人们对生活的感觉更多地受到其社会交往的影响。因此相比于其他类型的社会心理和政治心理（如政治信任、社会信任等），在经过科学操作之后，网络圈子的影响更便于识别，也可以进而探测网络圈子互动的心理效应在群体之间可能存在的差异；其次，生活满意度是个体对于其生活方面质量的评价，虽然属于微观层面，但它具有显著的倒置溢出效应（刘伟，彭琪，2021），它与政府满意度、政治信任和政治参与呈现出直接且正向相关的关系，因此具有宏观层面的指示意义。从这个问题出发，我们或可观察到人们在网络空间中的连接互动具有的部分政治效应。 二 问题意识与文献综述 （一）网络技术、网络时间与“保持连接”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程中，通信技术的革新对人们的连接方式、互动形态始终具有重要影响。无论是信件、报纸等基于纸张介质的传播方式，还是电话、广播、 电视等基于光电介质的传播方式，都大大提高了信息传递的效率，扩大了交往的范围，社会生活的规模、节奏和秩序逻辑都发生了相应的变迁。而与以往单维的媒介技术相比，互联网技术无疑是一种更加综合的媒介技术，它的技术可供性包括多媒体性、自由编辑、便携性、无限连接性、异步通信、去身体化沟通等（Hopkins，2020），这些特性使得跨越时空的实时连接成为常态，地点在人们的交流活动中渐渐失去了参照意义，而被时间所超越。这就使交往在迅捷化的同时，增加了关系的流动性，削弱了以往的连接的稳定性。 互联网给人类社会带来的革命性变革，不仅仅在于将社会连接延伸到无限， 而在于它创造了全新的社会运作逻辑。大卫·博尔特（David Bolter）在其著作《图灵人：计算机时代的西方文化》（Turing’s man：Western Culture in the Computer Age）一书中即已指出，计算机就像蒸汽机一样，是一种“定义性技术”（哈桑， 2012/2020：11），它创造的是一种全新的技术语境，社会中的个体、群体、组 织、制度和其他技术，都必须主动或被动地适应这一语境，否则将难以避免被边缘 化的命运。互联网技术通过改造人类活动的两大基础性要素—时间和空间，以时间消灭空间（哈维，1992/2013：375），并将时间置于不断压缩的过程中，使社会处在不断加速的状态，从而对社会运行的底层逻辑进行了全面重塑。 近二十年来，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更新迭代，网络社会的时间压力已接近人类的生物临界点，人们越来越难以跟上社会发展的步调。面对着不断地涌现的新事物、新信息和新知识，人们对生活的把控感、确定感和安全感在渐渐丧失，原先相 对稳定的社会秩序和心理秩序已被动摇，集体性焦虑成为当代社会难以回避的社会问题。在此情境下，互联网社会的时间问题受到各领域学者的高度重视，有关研究涉及到技术与时间的关系、时空关系与社会变迁、时间的社会建构性、时间的异化等问题，涵括了社会学、哲学、心理学、政治学等多个学科的视角。 哈维（David Harvey）提出，进入近代社会以来，社会的运行不再依据自然时间，而是由社会所建构的时间来主导。他认为，时间和空间的概念，都是“通过服务于社会生活再生产的物质实践活动与过程而创造出来的”（哈维，1992/2013：255）。社会时间作为一种基本的组织要素和支配性原则，贯彻在整个社会生活中，发挥着管理和协调的作用，来满足特定的制度体系和生产体系对于社会秩序的需求。而社会时间是经由特定技术的帮助才得以建立起来的，比如钟表技术创造了工业化社会的时间。哈桑（Robert Hassan）（2012/2020：14）进一步认为，每一种技术都有其内在的时间逻辑，形成一种适配的时间景观。比如书写文化是一种自然而然的生命时间，符合社会运作自然、缓慢的特性；钟表时间符合工业化时代的节律，使社会生活形成线性、精确化、稳定和理性化的特性。而网络技术带来了全新的时间实践，它不仅速度快，而且具有加速性，我们越来越难以跟上其节奏。虽然从历史长时段来看，自近代社会以来，由于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对于效率的无止境的追求，社会一直处在加速状态中。但在互联网技术到来之前，社会时间仍然处在人类生物能力可以把控的限度内，人们通过提高自己生理和心理的适应力，以满足社会时间的要求，使自己成为“合格”的个体，因此人们对于社会加速的压迫性感知并不那么强烈。互联网时间到来之后，社会节奏与人的生物能力之间脆弱的平衡被打破了，技术、社会与文化环境处在高度的动态性中，无论是个体、群体还是组织，都难以维持稳定的秩序状态，时间危机不断地挑战个体和组织所拥有的机会，政治家建构社会的能力也面临严重的困境。 社会时间对个体的规驯，主要通过分化和规范的功能实现。在现代社会中，人们的时间实践不是个体所能决定的，“我们的行为和实践的节奏、速度、期限和顺序，都不是由作为个体行为者的我们所决定的，而几乎完全由社会中的集体性时间模式和同步化要求所预先决定的”（罗萨，2005/2015：43-59）。个体为了不被排除在社会之外，就必须在每个社会领域中按照确定的顺序和节奏来表现，与每个领域特有的时间模式保持一致。网络时间的同步化压力空前巨大，如果一个个体“在现实社会中试图控制他的在线的时间……不与网络相连，那就意味着他将失去机会，意味着无法建立关键性的社会连接，意味着将工作机会让给了别人”（哈桑，2012/2020：113）。因此，在很多国家，“接入网络、彼此连接”已被视为一项基本和普遍的权利，并被纳入到政府的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建设之中。而对于这个事实，哈桑等学者认为，“权利”话语掩蔽了网络效应的强制性本质，而不是提供了解决的方案（哈桑，2012/2020：84）。 此外，哈桑还指出，网络时间的强制性，还在于技术所具有的“截除”效应。“截除”效应来自麦克卢汉的思想，是指一个过程被弃置或者说被削弱，以使另一个过程得以强化（哈桑，2012/2020：37-38），即“旧”的技术和模式不断地被削弱，让位给“新”技术和“新”模式的过程。这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 如上所述，在整体加速的社会语境下，一方面，人们可以借助于技术与更多的人建立联系，社会关系的规模大大拓展了；另一方面，人们社会关系的流动性也不可避免地大大增加了，保持连接、维持和提升其存在感，成为人们日常工作和生活的重要内容。但人们“需要依赖技术来解决其在不断变动和不确定的世界中的存在感问题”（哈桑，2012/2020：187），人们的连接行为不可避免地呈现出“追赶性”的特征。因此，网络时代出现了“保持连接”、“保持被联系上”、实时“在场”、“跟上新闻”等一系列新形态的社交行为（库尔德利，2012/2018：57）。 这些都表明，在互联网的技术语境下，人们的追赶意识渗透在社会关系的建构中，人们不得不努力地与他人，尤其是与重要的社会关系保持连接，防止自己在变动的社会网络中被落下，缩减或失去其社会资本。互联网和数字媒体在技术上提供了无限连接的便利，同时也强化了人们对实时连接的依赖，从主动到被动、从选择变成集体习惯。 因此，人们在网络中“保持连接”的集体性媒介习惯，与传统线下的，或者互联网早期的交往形式，不仅是行为方式上的差别，而更有着性质和意义上的不同。网络圈子正是当前人们保持连接和寻求“在场”的一种日常习惯，它对于我们的相互连接具有什么样的意义？在不同群体中有什么样的心理效应？这是本文试图讨论的问题。 （二）社会交往、网络圈子与生活满意度 罗伯特·帕特南（Robert Putnam）在其研究意大利民主绩效的著作中，专辟一章讨论公共生活与生活满意度的关系。他发现在1975至1989年间，良好的社会交往网络和公共参与，对于个体的生活满意度是有显著的正面影响的，哪里有良好的公共生活，有稳定、紧密的社会交往，哪里的居民就有更高的生活满意度（帕特南，1993/2015：119）。此后有许多学者发现生活满意度与政府满意度、政治信任、政治参与等，具有非常显著的正向关联。因此，生活满意度虽然属于微观的心理层面，但它具有宏观层面的指示意义。 生活满意度（life satisfaction）指的是个体对其生活整体质量的认知与评价，也就是个体在多大程度上对他/她的生活状况感到满意（Proctor，Linley & Maltby，2009）。与幸福感这一更多情绪反应的、短暂的心理感受相比，生活满意度更能反映人们对自身生活条件的一种稳定、持续的判断，被视为生活质量的重要方面（Ehrhardt，Saris & Veenhoven，2000）。前人研究表明，虽然人们的生活水平具有客观性，但人们对它的体验却并不完全受客观标准的影响，而是会更多地受到其社会交往的影响。因此，当讨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因素，除了一般性的个体属性之外，社会交往的规模和质量常常是更重要的变量。这个结论具有跨文化的有效性，在许多国家都得到了印证。 林南是最早开始研究中国人生活满意度的学者，他基于对天津和上海居民的详细调查，制定了一套适合中国情境的测量指标体系，试图发现哪些是对中国居民来说“具有意义的”生活要素，并对其重要性及其影响效果进行衡量。结果发现，除了个人收入、居住地区、住房质量外，人们的社会交往（包含夫妻关系、工作关系和其他关系如朋友、邻居等）是对生活满意度至关重要的影响因素（林南，王玲，潘允康，袁国华，1987；林南，卢汉龙，1989）。一项对北京和香港成年人的调查也显示，个人网络规模和感知到的社会支持，超过了性别、教育、收入等个体特征，即拥有更大关系网、与更多人有联系使人更快乐（Chan & Lee，2006）。 此外，许多学者都发现，参加正式或非正式的社团活动对个体的社会资本、心理健康等具有积极影响，这些都有助于提升个体的生活满意度。但有学者做了进 一步研究，发现并不是所有的社团活动都具有同样的效果，而仅仅是那些“具有交往性质”的活动；也就是说，提升人们满意度的因素，其实是人们之间的交往（马丹，2015）。换句话说，人们对生活品质的感知、体验其实更多地是一种交往互动的结果。 社会交往之所以能促进生活满意度，主要是由于社会网络可以为人们提供物质、精神等方面的社会支持，满足人们的各种需求（Wilson，1967）。其次，社会比较理论指出，人们总是在与他人的比较中，才能认识和评价自己的生活状况。社会网络提供了信息交流，使人们在互动中对生活条件做出评价（Michalos，1985）。 总体来看，社会交往对人们的心理感觉、态度认知有明显的影响。而随着互联网日益主导人们的生活，越来越多的交往迁移到线上，网络空间中的互动对个体的生活感知等心理层面产生何种影响，成为需要讨论的问题。在新闻传播学的效果研究传统中，“媒介接触”研究专注于媒介使用对人们主观心理、态度认知的影响，该领域积累了丰厚的成果，其通行的解释逻辑是信息机制，即对受众心理产生作用的，是信息的内容及其表征方式。其后大量的“互联网使用”研究，基本上延续了这一逻辑，将互联网也视为一种“暴露”（exposure）变量，大量学者考察网民的上网频率、时长等信息接触方面的因素。但有些学者意识到了这一逻辑的缺陷，认为人们在互联网上进行的“活动”的类型和性质比笼统的信息机制更重要，他们认为网民从事不同性质的“活动”，如娱乐性活动还是政治性的活动（如阅读时政新闻等），会产生不同的心理效果（黄荣贵，骆天珏，桂勇，2013；张明新，刘伟，2014；陈华珊，2015；孟天广，季程远，2016），其中有些研究开始注意到人们在网络空间中的交往互动。然而总体上看，这些研究仍然聚焦在人们之间的信息流动上，其实质仍然是信息逻辑，而忽略了网络交往本身。如果把视野稍微扩展到新闻传播学领域的“情感转向”，那么这些建立在理性化传统基础上的“信息机制”， 更显示出其片面性。在今天的数字技术环境下，社交媒体已经成为人们的日常生活方式，人们的网络交往习惯本身便是构成其生活秩序、心理秩序和行为方式的重要成分，也构成了其所置身的环境。因此，对网络交往习惯进行研究，其重要性是不言自明的。有许多欧美学者关注了互联网空间中的社会交往对个体身心健康、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但中国人的网络社交语境和行为方式与它们差异很大。欧美民众的网络交往更多是基于兴趣、认同或价值，而并非现实社会关系、工作关系的延伸和融合，因此许多相关研究讨论的是在网络公共论坛、社交网站中形成的陌生人连接。而中国人的情况则不同，基于“熟亲信”的交往关系广泛延伸到网络空间（边燕杰，雷鸣，2017），人们普遍分布在各色各样的网络圈子中，形成了“圈层化”的网络交往特征（彭兰，2020：108）。 本文所讨论的网络圈子是指网络中的一种自组织现象，人们基于特定的关系——职业、情感、兴趣、育儿、休闲、消费、学缘、维权、邻里等各种需要，而结成的相对稳定的互动圈群。与互联网上来去自由的各类讨论分享群组不同，它们因为具有边界而较为封闭，很多是由现实关系延伸而来，但又具有较多自主性特征（彭兰，2020：87-111）。 基于上文所述，本文将尝试提出以下研究问题，进行探索性研究：1.参与网络圈子对于人们的生活满意度有什么样的影响？2.这些影响有无群体间的差异？3.这些群体间差异具体表现为什么状况？ 三 研究方法与变量设置 （一）数据来源和分析方法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于2019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hinese Social Survey，简称CSS），这项调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发起，旨在详细和全面地记录转型时期中国的社会变迁。调查主要采取概率抽样的方式，对访问员进行培训和模拟之后，在全国范围内随机抽取7000至10000余个家庭进行入户访谈，问卷内容涵盖个人基础信息、社会心态、经济情况、互联网使用等方面。以往问卷大多关注被访者进行“新闻获取”、“聊天交友”、“休闲娱乐”等“互联网使用”活动的频率，2019年CSS问卷首次考察了被访者最近两年“参与网上社交群/圈”的情况，符合本文的问题意识。本研究选取2019年CSS问卷的数据，在筛除掉含有缺失值和非网民样本后，最终获得6021个有效样本，主要使用SPSS22.0软件和分层线性回归方法对数据进行分析。 （二）因变量 本文选取生活满意度作为衡量个体心理感知的变量。本文采纳构建复合性指标的方法，根据学界的惯常做法，选择了“家庭关系”“家庭经济状况”“教育程度”“休闲/娱乐/文化活动”“社交生活”五个方面的问题，它们能够涵盖个人生活感受的主要方面，选项从“非常不满意”到“非常满意”赋分1-10 分，五个题项KMO系数为0.749，表示适合进行因子分析，从中提取一个公因子命名为“生活满意度因子”，5个题项共能解释“生活满意度因子”50.39%的方差。 （三）自变量 本研究的自变量是网络圈子参与，本文根据参与的动机，将网络圈子样本划分为休闲情感、公益与业缘关系三个类型。这样划分是因为中国人的社会交往普遍遵从利益-资源的动机和原则。 从利益-资源动机出发，网络圈子交往可以划分为三类：休闲情感圈子、业缘关系圈子和公益关系圈子，每一类都包括几种性质相近的圈子。问卷询问了被访者在近2年中参加网上社交群/圈的情况。本文将亲人群、朋友群、同乡/同学/校友群、宗教信仰群和兴趣群归为“休闲情感类圈子”，人们主要从这类交往中获得情感、精神等方面的社会支持。将同事群、行业或协会群等归于“业缘类圈子”，这些是由业缘关系延伸而来的交往圈子，相对而言更具工具色彩。 第三类是公益性圈子包括公益和维权等圈群，这些关系是人们参加公共知识分享、公益活动、维权等形成的交往圈。 由于数据显示公益类圈子样本量过少，低于统计有效性，故将这一类样本数据删去，只保留休闲情感圈子和业缘圈子两种类型。本文通过加总获得休闲情感圈子和业缘圈子两个变量，两者均为连续变量，数值越高则意味着网络圈子强度越高，表示受访者参与这一类圈子越多。 （四）控制变量 根据惯例，个体属性和社会地位等人口学变量，是影响生活满意度的基础因素，需要加以控制。前者包括性别、年龄、政治面貌、宗教信仰和婚姻状况，除了年龄为连续变量外，其他均为二分变量；社会地位方面选取了教育和收入两个变量，问卷中教育程度从未上学、小学、初中直到研究生共设置了9个选项，本文将其视为连续变量纳入模型；收入选取家庭年收入，并取其自然对数。 为了在统计上辨识网络圈子的影响，需要排除线下社会网络的干扰。本套问卷询问了被访者参与线下“宗教团体”“宗亲会/同乡会”“校友会”“文体娱乐等兴趣组织”等6种社团活动的情况，本研究将其加总后获得“线下社团参与”变量，并作为控制变量控制起来。 此外，为了更加明确网络圈子的影响，还须避免其他的“互联网使用”活动产生竞争性解释。许多研究认为，互联网的日常使用活动也是影响个体主观心理的重要因素（Weiser，2001；Cao et al.，2011）。问卷询问了被访者使用互联网浏览时政新闻、商务或工作、学习教育、网上购物／生活服务和投资理财5种行为的频率。本文从中提取出一个互联网使用公因子，5个题项KMO系数为0.742，也将其作为控制变量控制起来。 （五）调节变量设置与分析方法 本文选取了教育、收入和单位性质作为调节变量。在调节变量的处理方式上，教育、收入保持不变，沿用连续变量的形式；单位性质则依惯常做法划分为体制内和体制外两类，体制内包含党政机关/人民团体/军队、国有或集体企业、国有单位以及社区居/村委会就业人员，其他如私营企业、个体工商户、民办事业单位等则归为体制外，最终得到体制内样本852个，体制外样本2211个。 四 研究发现 （一）总体上看，休闲情感类圈子具有积极影响，业缘类圈子则有显著的贬抑效应 为了考察网络圈子参与对个体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本研究以生活满意度作为因变量，建立分层线性回归模型，在第一层模型中，放入可能影响生活满意度的变量，包括人口学变量、线下社团参与和互联网使用。第二层模型中放入自变量网络圈子，观察模型的显著度F和R方的改变量。结果显示，在纳入了自变量后，模型2的R方发生了显著的变化（p＜0.01），表示两类网络圈子的纳入显著提升了模型对因变量的解释力，调整后的模型拟合F值为显著（p＜0.001），共能解释生活满意度13.4%的方差。 模型1反映了控制变量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首先，性别、户口和宗教信仰对人们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不显著；年龄越大、教育和收入水平越高的个体，生活满意度也越高，党员的政治身份也有助于提升个体的生活满意度；婚姻则会抑制个体的生活满意度。此外，线下社团参与和互联网使用都与生活满意度呈显著正相关，验证了前人“社会网络和互联网使用对生活满意度有积极作用”的结论。 在控制上述变量的基础上，本文发现，两类网络圈子均对生活满意度产生了显著影响。模型2显示，休闲情感类圈子标准化回归系数B值为0.032，结果为显著（p＜0.05），说明休闲情感圈子可以提升个体的生活满意度。 本文在模型3和模型4中将工作情况（0=没工作，1=有工作）也纳入作为控制变量，这样可以考察在相同的工作情况下，个体参加业缘圈子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结果发现模型4的R方仍有显著提升（p＜0.05），从而排除了工作情况影响生活满意度的竞争性解释。当工作情况和业缘圈子同时纳入模型4时，工作情况变得不显著，而业缘圈子的负向影响仍然显著（B=-0.038，p＜0.05）。表明影响不是来自工作本身，而是来自参加网络业缘圈子。 （二）休闲情感类圈子的促进效应、业缘类圈子的贬抑效应都在体制内人群中更加显著 表4呈现了体制内和体制外的分组回归结果，模型5和模型7是仅纳入控制变量的模型，模型6和模型8是同时纳入控制变量和自变量的模型。结果显示，纳入网络圈子后，体制内组别的模型发生了显著变化，R方变化量为0.014（p＜0.01），表明休闲情感类圈子具有显著积极作用（B=0.115，p＜0.01），业缘圈子具有显著消极作用（B=-0.109，p＜0.01）。而在体制外组别中，纳入自变量后模型8没有发生显著变化，两类圈子均不显著。两个自变量在体制内和体制外两个组别中呈现出了较大的差异。那么，这种差异是否具有统计显著性？本文借助Stata软件对两个组别中的回归系数差异进行了检验，基于似无相关模型检验(SUR)的结果显示，两个组别休闲情感类圈子的差异为0.123（p＜0.01），业缘类圈子的差异为0.087（p＜0.05），两个自变量的回归系数均有显著的差异，因此，单位性质的变化导致了自变量网络圈子与因变量生活满意度之间关系的变化。 表4：网络圈子参与和生活满意度关系的单位异质性分析  （注释：表4、表5中“Yes”表示性别、年龄、户口等控制变量均已控制，所选变量与表3相同， 但为节省篇幅，省略具体数值） 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表明，体制内组别的生活满意度显著高于体制外组别（p ＜0.001），也就是说，体制内组别的生活满意度的绝对值水平高于体制外组别，这一结果与常识相符。但是本文更关注的是两个群体受网络圈子影响之后变化幅度的大小，数据显示，网络圈子的效应确实存在着群体间差异，在体制内组中，网络圈子的效应更加明显，业缘圈子具有更显著的负面作用。 （三）体制内居于优势地位者，业缘圈子的贬抑效应更加强烈 为了进一步考察在体制内和体制外两种属性的单位中，处于不同地位的个体网络圈子影响是否存在差异，本文在体制内和体制外样本中，分别以教育和收入两个变量与自变量进行交互检验（见表5）。 表5：不同性质单位中教育和收入的调节效应检验  图1呈现了体制内组别中教育、收入两个变量调节作用的简单斜率图，图中高教育和高收入人群的斜率（即影响系数）均低于教育和低收入人群，清晰地显示出参加同等数量的业缘圈子后，高教育和高收入群体生活满意度会大幅下降，业缘圈子的贬抑效果更加强烈。  图1：体制内单位样本教育和收入的调节效应图 五 结论与讨论 在互联网技术及其时间逻辑的影响下，社会交往的便捷性得到了极大提高，与此同时，社会关系的流动性也在增强，“保持连接”成为当前人们工作和生活的重要内容，人们网络空间中的连接亦呈现出追赶性的特征。本文利用一项全国性调查数据，通过考察网络圈子参与对个体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来讨论“保持连接”这一集体性媒介习惯所可能具有的意涵。 本文主要发现如下：第一，在控制了相关变量后，网络圈子确实对人们的生活满意度产生了影响：休闲情感类圈子为显著正相关，而业缘关系类圈子则为显著负相关，即产生贬抑效应。第二，网络圈子的上述影响存在着群体间的差异，而这种差异突出地表现在由工作单位的“体制”属性而分隔的人群之间，分组回归和回归系数差异检验表明，体制内个体更容易受到网络圈子的影响，表现在业缘圈子对其生活满意度的贬抑效应更加显著。第三，在体制内组别中，教育和收入越高的个体，也就是越是处于优势地位的人，受到业缘圈子的贬抑影响更加强烈；而这个效应在体制外组别中并不存在。 以上部分结论既与我们的经验常识有很大差别，又与以往关于线下交往的研究结果并不一致。过往许多研究都证实，社会阶层和身份地位有利于人们获得更好的社会资本和社会网络；良好的社会交往为个体提供更好的社会支持，包括物质、机会、资源和精神等方面，这些都有利于提升其生活满意度。而本文之所以选择生活满意度而不是其他的政治或社会心理作为因变量，也正是考虑到个体／群体的生活水平不仅有客观性，也有社会共识。在中国，由于国家在再分配体制中一直保持着权威地位，体制内单位的优势地位一直没有改变。体制内工作的群体，往往拥有更丰富的社会资源、机会（边燕杰，李煜，2000；张文宏，2005）和更高的薪资待遇，此外还拥有福利住房、医疗等完善的社会保障，在社会经济的不确定性和生活风险增大之后，体制内单位的这些社会保障功能更加升值了（李路路，2013）。其他研究也表明，体制内的优越条件会延伸到从业者的心理层面，有效促进个体的心理健康与幸福感（吴愈晓，王鹏，黄超，2014）。但本文的发现却与此并不一致。 本研究虽然囿于数据限制，尚不能给出解释，但本文认为有必要对这个结果保持敏感。这一结果或许表明，人们在网络空间中的交往既不是现实交往方式的复制，也不是对现实交往的全新重塑，而是一种新的交往习惯；同时，现实社会的分化机制仍然在网络空间中发挥作用，但可能作用的方式和性质是不一样的。 以上对网络圈子的分析，促使我们对网络空间中产生的媒介习惯进行一些延伸性的思考。第一，本研究表明，在数字化时代，关注人们的日常媒介习惯具有不同于以往的意义。 第二，关注集体性的媒介习惯，比关注选择性的媒介使用行为或许更加重要，因为媒介习惯具有规范化和制度化的功能。 第三，对于媒介习惯的理解，不能一概而论，需要将它们置于不同个体／群体的社会位置和生活脉络中，同一种媒介习惯对不同的人可能具有迥然相异的意义。 本文系简写版，参考文献从略，原文刊载于《国际新闻界》2021年第11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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