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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破仑入侵埃及之战及其意义和影响

 思明居士 2022-03-13

1789年法国大革命后,法国成为欧洲大陆最强大的国家。为彻底击败以英国为首的反法联盟并取得世界霸权,1797年,督政府命令拿破仑(Napoléon Bonaparte,1769—1821年)跨海进攻英国。拿破仑深知法国海军远不是英国海军的对手,迟迟不肯行动。同年8月,拿破仑致函法国外长塔列朗表示反英斗争必须在东方进行,法国应夺取埃及。拿破仑在日记中提到远征埃及有三个目的:第一在尼罗河畔建立一块法国殖民地;第二为法国商品行销非洲、阿拉伯半岛和叙利亚开辟市场;第三以埃及为进攻据点,开赴印度。由此可见,拿破仑之所以计划首先进攻埃及,是因为埃及扼欧亚非三洲的咽喉,如果占领埃及不仅可以控制中东和近东,而且可以夺取英国在地中海的贸易,进一步征服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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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破仑的狂妄计划获得了支持。1798年,督政府授命拿破仑为东方军司令,率领海陆两军进攻埃及。同年5月,拿破仑统帅350艘战舰,35 000名士兵在土伦港集结,随后开赴战场。7月1日,拿破仑的战舰驶入亚历山大港。当拿破仑大军压境时,驻守亚历山大港的兵力薄弱,守军如蝗虫般仓皇逃跑,然而,亚历山大港的人民却不分男女老幼顽强抵抗,他们用刀枪棍棒和石块,抗击法军,坚守城池,奋勇杀敌。法军付出惨重的代价才占领了亚历山大港。法军将领克莱贝尔和梅诺受伤,拿破仑也险些丧命。法军在亚历山大港到处黏贴和散发传单,声称入侵埃及是为了惩罚那些暴虐者,恢复埃及人的权利,处处充满了自由、平等、博爱等娓娓动听的词句。

接着,拿破仑军队向埃及首都开罗推进。7月13日,拿破仑率先头部队6 000人,在苏拉希特镇与穆拉德贝伊率领的3 000骑兵和9 000农民军相遇。两军交锋,穆拉德贝伊的骑兵很快就败下阵来,而手持刀枪棍棒的农民军却顽强进行抵抗。这时,一艘满载火药的马木路克战船突然被法舰击中,“火药立即爆炸,大火四起,吞噬了全船的官兵,血肉横飞”。穆拉德贝伊惊恐万分,丢下辎重和火炮,逃之夭夭,直奔开罗。

法军渐渐逼近埃及首都开罗。7月21日,法军与马木路克军队在金字塔附近进行决战。由于双方兵力悬殊太大,马木路克军队节节败退。7月24日,法军进入开罗,并完全占领了尼罗河三角洲地区。拿破仑进入开罗后,为笼络人心,装出一副十分虔诚的样子,宣称皈依伊斯兰教。他头缠头巾,身穿长袍,到清真寺做礼拜。拿破仑还用名利收买埃及上层人物,使一些逃亡在外的伊斯兰教长老、富商大贾以及地方显贵在名利地位的诱惑下返回开罗,如爱资哈尔清真寺教长阿卜杜拉·舍尔哥威回到开罗,担任开罗政务会和全埃及政务总会的主席,成为法军的忠实奴仆。拿破仑千方百计网罗这些人,使他们成为法国统治埃及人民的工具,并通过他们号召埃及人民放下武器,停止抵抗,甘当臣民。拿破仑一方面利用名利收买埃及上层人物;另一方面用暴力镇压人民的斗争,宣称“所有臣民,如拿起武器反对法军,将被夷为平地”。为了监视埃及民众,他下令各家各户在夜间必须在门前点灯,许多居民因此遭敲诈勒索。在拿破仑的怂恿下,法军屠掠无辜百姓,纵火焚烧整个村庄,大肆劫掠牛羊马匹,致使埃及人民蒙受极大的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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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破仑在统治方面加强对埃及人民的压榨,竭力搜刮掠夺。拿破仑制定严密的税收制度,由法国税吏负责征收。广大农民成为法国殖民者的佃农,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拿破仑还强行向埃及各地商人索取“贷款”,聚敛财富。开罗政务会刚成立后不久,法国人就召开会议,要求商人提供50万第亚尔的贷款。同时向亚历山大港等其他城市的商人索取数额不等的“贷款”,这些“贷款”其实是永远不能兑现的期票。据统计,法国殖民当局在占领埃及的短短两个多月内,通过种种方式共敛取400多万法郎。

拿破仑的暴行引起了埃及人民的巨大愤慨,开罗弥漫在恐怖和悲愤的气氛中。爱资哈尔清真寺成为埃及人民起义的爆发地,10月22日,成千上万的学生和居民聚集在爱资哈尔清真寺,清真寺附近的大街上也挤满了人群,伊斯兰教长老们进行演说,激励人们起来反对外国侵略者。埃及民众群情激愤,沸腾起来,于是举行示威游行。法军闻讯后立刻前去镇压,向群众开枪射击,埃及民众手持刀枪棍棒与法军进行搏斗,于是武装起义开始了。起义群众很快占领了开罗城区的许多重要据点。正在外地视察的拿破仑闻讯后急忙调兵占领城区内外制高点,从两面炮轰爱资哈尔清真寺,起义群众面对拿破仑的炮口威胁没有被吓倒,而是决心与法军血战到底。爱资哈尔清真寺在炮火中几乎被击毁,周围地区一片瓦砾,数以千计的埃及民众倒在血泊中。持续两天的开罗人民首次起义失败了,法军开进爱资哈尔清真寺,“他们将马匹拴在壁龛前,在课室和走廊里横冲直撞,他们砸碎全部挂灯和饰物,毁坏学生和文书的衣柜……他们把《古兰经》撕得粉碎,扔在地上,用脚和靴子恣意践踏……”

法军占领爱资哈尔清真寺后,残酷镇压开罗民众。他们大肆逮捕居民,将大批居民捆绑起来,游街示众,然后投入监牢,严刑拷打。而对身带武器者则进行砍头,天黑以后将尸体抛入尼罗河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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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罗人民首次起义虽然失败了,但是这次起义在埃及人民斗争史上具有深远的意义,它吹响了武装反抗西方殖民主义的号角,揭开了埃及近代反帝斗争历史的第一页。

早在拿破仑在法国土伦港集结准备远征埃及时,英国就开始密切关注法军的动向。英国首相皮特误认为法军将北上进攻爱尔兰,于是特派海军上将纳尔逊(Horatio Nelson,1st Viscount Nelson,1758—1805年)率舰队在直布罗陀海峡等候截击,但一直没有等到。待得知法军的真正意图后,纳尔逊立即命令舰队全速前进直赴埃及。由于纳尔逊行动过于迅速,反而比拿破仑提前抵达亚历山大港,结果到达亚历山大港后未见到一艘法舰。英军一无所获急忙折回克里特岛。两天后,法国舰队才抵达亚历山大港。

1798年8月,当拿破仑军队在埃及处处挨打的时候,英国舰队在纳尔逊的指挥下,在亚历山大港附近的阿布基尔(Aboukir)港与法国舰队展开激战,结果法军大败,法国在亚历山大港的大部分舰队被全部歼灭,拿破仑与法国的联系因此断绝。在英国的煽动之下,奥斯曼土耳其苏丹发布诏书,宣布法军为敌人,并派遣军队进攻埃及的法军。因此,拿破仑在埃及的处境岌岌可危。面临英土联军的进攻,拿破仑决定孤注一掷,主动出击,决定向东北方面的叙利亚海岸冒险。1799年2月,他率领军队越过西奈半岛,攻占阿里什、加沙和雅法。在雅法(Jaffa)城内,拿破仑军队犯下了滔天罪行,将雅法城的居民全部杀死,致使整个城市尸横遍野,血流成河。接下来,法军在进攻阿克要塞时遇到奥斯曼土耳其军队和该城军民的顽强抵抗,法军遭到惨败。这时,法军在欧洲的战局也不利,法国国内的政局出现不稳。于是,拿破仑决定悄悄溜回法国,他的东方侵略计划终成泡影。拿破仑在日记中写道:“我的愿望驱使我奔向东方,伟大的远征令人神往。为此,我将欧洲置之脑后,可是,这些美梦和理想已被埋入阿克城下。”

8月22日,拿破仑带领一批亲信离开埃及,并任命克莱贝尔(Jean Baptiste Kléber,1753—1800年)将军继任远征军总司令,收拾在埃及的残局。克莱贝尔一面指控拿破仑使埃及陷入经济衰竭、民怨沸腾之中,一面步他的后尘,进一步鱼肉埃及人民,以维持法国在埃及的统治。法军在埃及的处境十分狼狈,埃及人民拒绝交纳租税,武装斗争的烈火在上下埃及燃烧起来,一场急风暴雨即将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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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奥斯曼土耳其首相尤素福率领的大军已开抵加沙,准备进攻埃及。英国舰队也完全控制了埃及沿海海域。克莱贝尔内外交困,陷入绝境,于是决定与土耳其单独媾和。1800年1月,法土双方签订《阿里什和约》。和约规定:法军分阶段地撤离埃及;土耳其及其盟国英国和俄国保证法军安全撤回法国,不能在海上袭击;法军撤离后,埃及仍归土耳其所有。《阿里什和约》的签订意味着法国入侵埃及彻底失败。

英国居心叵测,不愿看到法国与土耳其单独和谈,更担心全副武装的法军撤回欧洲将增强法国的反英实力。因此,英国坚持法军必须缴械投降,否则,英国将拒绝承认与法军签订的任何和约,并且英国将禁止任何运载法军的舰只通过地中海。

在求和无望的情况下,克莱贝尔决定铤而走险,拒绝撤军。1800年3月20日,克莱贝尔在艾因舍姆斯向土军发起突然进攻。土军猝不及防,一触即溃,败退至叙利亚。

开罗人民得知法国拒不撤军的消息后,群情激愤,积极准备发动武装起义。开罗的商业区—布拉格区的居民擂响了开罗人民第二次起义的战鼓。开罗人民发扬革命精神,在短短的24小时内建起了3座兵工厂:一座制造大炮,一座修理枪炮,另一座制造枪炮弹药。全城居民纷纷把自己所能收集到的铁器和铜器送往兵工厂,铁工、木工和冶工都不分昼夜,赶造武器。

在这次起义中,布拉格区遭受了史无前例的浩劫。历史学家迦白鲁谛曾亲历其景。他记载说:“法军从尼罗河登岸后,用大炮轰击布拉格区。可是布拉格区的居民奋勇抗敌,不惜投身于枪林弹雨之中,一直战到精疲力竭。敌人从四面八方赶来,大肆屠杀,终于占领了布拉格区。这时大街小巷,死尸遍地,大火在每一所屋子焚烧着……法国人的残暴罪行,不是用笔墨书卷所能写得完的。”

法军占领布拉格区后,继续攻占爱资哈尔清真寺以及其他区域,开罗又完全陷入法军统治之下。开罗人民第二次起义持续了52天,是法军占领时期埃及人民最英勇、最壮阔的一次反侵略斗争。起义被镇压后的一个多月,法军总司令克莱贝尔于1800年6月14日在住宅花园里被青年学生刺杀。梅努出任法军总司令。虽然他仿效拿破仑,宣称皈依伊斯兰教,并娶埃及女子为妻,但最终并不能挽救法军在埃及失败的命运。1801年3月,英土联军两次攻入埃及。法军受到埃及人民来自内部,英土联军从外部的内外夹击,节节溃败。梅努于8月31日宣布投降,9月2日,法军被迫撤离埃及。埃及重新归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统治,而事实上则为英国所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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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军远征埃及虽然只有3年多的时间,但这一事件产生的影响是复杂而深远的。拿破仑的火与剑打破了埃及闭关自守的大门,其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接踵而至,埃及被卷入复杂的国际政治漩涡之中,成为西方列强的逐鹿之地,蒙受长期的苦难。

随着拿破仑的入侵,西方资产阶级的思想理论、政治观念、科学技术和生活方式等像一股决堤的洪流,冲击着这个古老的金字塔国度。埃及与西方文化的突然接触使得埃及人从中世纪的酣梦中惊醒过来,由此开始了追赶西方的漫长历程。

法国入侵埃及是一次以强凌弱的殖民战争,是法国历史上不光彩的一页,但是拿破仑在殖民埃及期间,对埃及文化作出的贡献却功不可没。拿破仑敏感地意识到埃及这个东方文明古国在人类文明史上占有极其特殊的地位,因此精心挑选了175名有学问的文职人员,组成东征军科学与艺术委员会。他们都是各领域、各专业最拔尖的专家,精通数学、物理学、化学、机械制造、天文、地理、医学、植物、建筑、水利、考古、文学、艺术和语言等学科。1798年8月23日,拿破仑建立了埃及研究院,由法兰西科学院院士蒙日任院长,拿破仑自己担任副院长。研究院分数学、物理、政治经济和文学艺术四个部,配备有设备先进的实验室和藏书丰富的图书馆,还定期出版一份学术刊物。拿破仑在埃及还建立了几家医院,创建了阿拉伯文印刷厂。同时,东征军科学与艺术委员会对埃及进行了全面的考察,他们用了多年时间编写了一部巨著《埃及记述》(Description de l’Égypte)。《埃及记述》内容丰富,卷帙浩繁,涉及埃及的历史、地理、农业、手工业、贸易、动物、植物、矿藏、风土人情和文学艺术等各个方面,是研究埃及的一部珍贵的百科全书。

拿破仑远征埃及打开了埃及的大门,同时无意中也打开了古埃及文明的大门,这就是被称为开启古埃及文明之门钥匙的罗塞塔石碑的发现。它的发现从而诞生了一门学科—埃及学。

1799年8月,法国士兵在尼罗河西支流罗塞塔(Rosetta)入海口附近修筑防御工事。工程兵军官布沙德指挥一群士兵挖战壕时,偶然挖掘出一块布满稀奇古怪文字的石碑。当时,法国士兵对这类埃及古物已经司空见惯,因此在场的许多人对这块残碑并不觉得有什么稀奇,但就是这块似乎司空见惯的石碑最终成为打开古埃及文明迷宫的钥匙。

罗塞塔石碑(Rosetta Stone)约有桌面大小,长约115厘米,宽约73厘米,厚约28厘米。碑体为磨光的黑色玄武岩。在石碑的一面镌刻着3段文字,经过2 000多年的风沙侵蚀,已经变得有些模糊了。第一段是古埃及圣书体文字,共11行;第二段是比较潦草的世俗体文字,共32行;第三段是希腊文,共54行。希腊文,这是可以看得懂的。布沙德对希腊文略知一二,断定这件埃及古物可能非同寻常,便下令把它扛了回去。他哪里知道他面前这块不起眼的石碑,竟成了一把解开古埃及圣书体文字之谜的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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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碑很快就被送往开罗,供拿破仑在那里创建的埃及研究院的学者进行研究。拿破仑对这项工作十分重视,立即下令从巴黎召来两名学者,把石碑做成几件复制品,并将拓片分送到欧洲各国进行研究。这块石碑就以它的发现地命名,称为罗塞塔石碑。

罗塞塔石碑的内容是公元前196年埃及祭司为托勒密五世(Ptolemy V,公元前204—前181年在位)刻写的颂词公告。公元前204年,托勒密五世继位后,曾对埃及祭司广施恩典,包括修葺神庙、赠与谷物、减轻神庙赋税等。出于对国王的感恩戴德,公元前196年,埃及境内的祭司们云集圣城孟斐斯,决定在全国各地神庙竖立托勒密五世的雕像以示纪念,并把国王出生和即位的日子定为节日。

罗塞塔石碑内容本身并没有多大的历史意义。铭文的最后一段话说,祭司们想将此消息晓喻天下,决定把他们的决议原文用埃及语和希腊语两种语言、三种文字,即古埃及圣书体文字、世俗体文字和希腊文字发布出来。这段话非常关键,学者们极为兴奋,他们知道,罗塞塔石碑是一种官方文告,它刻写的三种文字对照的碑文,目的是让各族人群都能看得懂。碑文证实了学者的猜想:用埃及文和希腊文刻写的内容应该是完全相同的。如果是这样,凭借当时欧洲学者熟练掌握的希腊文知识,对此进行准确无误的翻译,就有可能探明古埃及圣书体文字和世俗体文字,重新展现埃及所有被遗忘的历史,了解这个一度强大的东方民族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以及他们的思想。

《埃及信使报》曾经说过,罗塞塔石碑上可以找到通往这个过去的王国的钥匙,通过它有可能“用埃及人之口来说明埃及”。在正确地译出那段希腊文以后,再设法找到希腊文字与那些古埃及圣书体文字之间的关系,这应该是并不十分困难的。罗塞塔石碑恰好为揭开古埃及文字之谜提供了一把钥匙。学者们喜出望外,跃跃欲试。罗塞塔石碑的发现鼓舞着他们去作出新的努力,从而揭开古埃及文字之谜的面纱。

1801年3月,英土联军再次攻入埃及,8月,法军宣布投降。拿破仑在埃及的军事冒险以彻底失败告终。根据双方协议,作为战败方,法国人必须无条件地交出他们在埃及发掘的一切古物。虽然法国人千方百计想保住罗塞塔石碑,但最后还是未能如愿。1802年2月,罗塞塔石碑被英国人运往伦敦,陈列在大英博物馆,该石碑上的标签写着:“不列颠军队征服的战利品。”

1822年9月,法国杰出的语言学家商博良(Jean-François Champollion,1790—1832年)终于将罗塞塔石碑上的古埃及文字成功破译,从此一门新兴学科—埃及学诞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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