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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儿童画报考述 王丽歌 刘奥林 【摘 要】晚清以来，新闻报刊业得到了蓬勃发展。儿童画报是儿童报刊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近代中国画报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经过统计和梳理，近代中国的儿童画报，经历了初创起步、蓬勃发展、挫折与磨难三个阶段，每阶段都有不同的编撰主旨和相对独立的编辑出版特征。作为传播文化的载体和媒介，儿童画报不仅发挥了启发童智的作用，更主要的是使中华文明在近代这样一个东西方文明强烈碰撞的时代得以保存本源，延续了中华民族独有的文化特质。 【关键词】儿童画报 编撰宗旨 发展历程 晚清以来，随着中西方文化交流的加强，画报画刊业在中国逐渐兴起。画报是“以刊载摄影图片、绘画为主要内容的期刊。它用形象的直观的图像传播信息和知识”[1]。阅读画报，反映了人们对经济文化生活的需要。中国最早出版的画报，实际上是1874年在福州创刊的儿童画报《小孩月报》，因此说儿童画报不仅是儿童报刊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近代中国画报的滥觞。 1967年，王云五先生[2]对我国最早的画报和儿童报进行了简要介绍。之后，曹芸先生[3]对民国时期少年儿童报纸、杂志的名称、创刊时间、出版社等做了梳理。傅宁先生[4]也曾撰文对中国儿童报刊诞生的背景、源流及发展演变过程进行过探讨。彭永祥先生《中国画报画刊（1872-1949）》[5]，对包括儿童画报在内的所见中国近代画报画刊的名称、出版信息等进行了整理。近期还有对民国时期儿童读报教育出版物知识内涵的解析。[6]这些成果奠定了近代中国画报或者儿童报刊的研究基础，推动了研究的深入和多样。但“儿童画报”这种拥有特定受众群体、特别表达方式、富有个性的编辑出版形式的独特刊种，它们在近代中国所呈现出的相对独立的发展历程和历史境遇，仍未得到学者们的足够关注。本文希望通过对近代儿童画报的整理和简单的量化分析，理清儿童画报在近代中国阶段式的发展历程，以及各阶段所呈现的编辑主旨与特色。 一、儿童画报的编辑出版背景 我国自古以来就有图文并重、左图右史的治史传统，但画报这种以图配文、图像叙事的表达形式则是在清朝末年西方人的推动下才在中国推广普及的。结合儿童的识字水平和认知能力，专门针对这一群体特点编辑出版的儿童画报，以简单、生动的图画阐明事物义理，更是近代中国的新生事物。它们的编辑出版，主要出于以下时代、社会和技术背景： 第一，中国近代报业发展的推动。随着国内办报热潮的高涨，报刊种类日益多样化，为了增加实证效果，人们在满足文字信息传播的同时开始配以图文，进而催生了画报的诞生。在报刊业渐趋走向成熟之际，1874年2月福州创刊了第一份画报——《小孩月报》，虽然它比中国第一份中文报刊《察世俗每月统计传》发行时间晚了60年，但却比中国第一份儿童日报《童子世界》（1903年诞生于上海）早了近30年。可以说近代中国的画报开端于儿童画报。 第二，西方传教士的影响和推动。西方的画报业起步很早，在19世纪中期已发展成熟，儿童画报也有了系统的理论基础和编辑体系。当鸦片战争敲开中国国门以后，西方传教士来华数量与日俱增，为了找到更行之有效的宣扬西学、传播西教的途径，他们想到利用画报这种形式向中国孩童渗透西方文化。[7]像《小孩月报》《花图新报》《孩提画报》等早期儿童画报都出自传教士或其家属、学生之手，每期都有宗教专栏，实则是教会刊物。例如范约翰在上海主编的《小孩月报》，从光绪二年（1876）5月第13号开始，每期封面中间都醒目印有“小成孩子德，月朔报嘉音”的传播宗教福音话语（参加下图1、图2）。
图1 《小孩月报》第13号封面
图2 《福幼报》第1卷第1期封面 第三，绘画、摄影、印刷等图像保存技术的传入和提高。有学者认为，“画报时代的开始是以石印法的采用为标志”[8]。1796年奥地利人逊纳费尔特发明了石印技术，并不断改进和提高，外国人陆续在澳门、广州、上海等地设立石印印刷所，如1876年成立的点石斋印书局。后来近代民族资本也参与进来，成立同文书局等。与之前的木刻法相比，石印法有“出书快、投入少、获利丰、印刷质量好、比木刻更容易保存书法的艺术美”等优点，在印刷中被广泛运用，成为中国画报业发展的技术前提。石印画报延续了三十多年，直至民国初年，才被铜版画报所替代。[9]因为有了这些技术的传入和提高，图像影像才能够在报刊杂志上更加灵活、逼真、高效的展现出来，使画报不仅种类繁多，而且走进了千家万户。 二、儿童画报的出版分期及各阶段的编撰特征 笔者根据目前所见资料，整理出了51种中国近代儿童画报画刊：
资料来源：全国报刊索引数据库；彭永祥编著，季芬校勘：《中国画报画刊》，中国摄影出版社2015年；范约翰《中文报刊目录》，转自周振鹤《随无涯之旅》，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祝均宙主编，上海图书馆编：《上海图书馆馆藏近现代中文期刊总目》，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4年。 结合上表以及近代中国时事环境的变化，儿童画报画刊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并且每个时期都有独特的编撰特征。 (一）初创起步阶段（1874-1900） 据目前资料所见，在初创起步阶段一共创刊出版了7种儿童画报，所呈现出的最鲜明特征是创办者都是洋人，画报都出自传教士之手，编撰宗旨都具有传播宗教的性质，出版地都在南方重要的通商口岸（如福州、广州、上海）。儿童画报创办者的身份和出版地之间，看似一种偶然，实则体现的是历史的必然，是中西方文明、思想意识交融的结果。 中国儿童画报的创刊，始于1874年由普洛母夫人（Mrs. Plumb）、胡尔巴夫人（Mrs. Hubbard）在福州创办的《小孩月报》（THE CHILDREN’S NEW）。鸦片战争后，福州、广州、上海是中国首批对外开放的通商口岸，也就成了洋人、传教士聚居的主要城市。肩负使命来华的传教士们，为了更广范的宣传上帝福音、更迅速的吸纳教徒，站稳脚跟，他们便注意到了“儿童”这一群体，希望通过图文并叙的形式，来促进上帝信仰在中国的传播，启迪儿童智慧。为了更好契合福州儿童的阅读需要，这份《小孩月报》还使用了福州方言熟语来表达。就这样，近代中国第一份儿童画报在两位传教士夫人的努力下诞生了，每年售价0.93美元，每期发行1200份。与此同时，旅居于广州的传教士嘉约翰也不约而同的创办了中文名字相同的《小孩月报》（THE CHILD’S PAPER），专供儿童阅读。虽然8个月后停刊，但翌年5月，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士范约翰及其夫人接手了广州《小孩月报》，在他们所居住的上海租界北京路家中继续办刊，由美华印书馆印刷，清心书院发行。据彭永祥等人考证，该画报后来还曾以《月报》、《花图新报》、《画图新报》、《新民报》、《开风报》等为名出版过系列画报。[10] 率先出版的三种儿童画报都以《小孩月报》作为中文名字，体现了画报编辑者们对中国儿童这一读者群体的认识和重视。为了引起中国人注意，用“小孩”这一最通俗朴素的词语为报刊命名，来标榜和强调画报的受众群体是儿童。另外三种儿童画报《孩提画报》、《训蒙画报》、《成童画报》，它们都是由广学会组织编写，在上海出版发行。由此可见，上海是儿童画刊的主要萌芽地，这一时期创刊的7种画报中，有5种都诞生于此。但以上这些画刊画报的发行量还是有很大差别的，据范约翰所做《中文报刊目录》显示：三种《小孩月报》中，上海版的发行量最高，为4500份，约是福州版的3倍；《孩提画报》虽然与《训蒙画报》都是1874年广学会组织教士们在上海创办，但后者作为不定期刊物，发行量却是前者的10倍，多达10000份；《成童画报》发行量最小，只有670份，并于1890年2月更名为《日新画报》。[11] （二）蓬勃发展阶段（1901-1936） 该阶段儿童画报呈现的最鲜明特点和发展趋势是数量上迅速增加，性质上逐渐回归本土，编撰宗旨是去宗教、开童智，其实这也是中国新闻报刊业发展的大势所趋。 这一阶段共诞生了30种儿童画报，除1914年的《福幼报》是西方传教士主办编写，带有宗教性质外，其余都是国人自己创办。《福幼报》的前身为1888年上海英﹑美基督教新教广学会组织编辑发行的《成童画报》。1900年义和团运动发生后，国内有识之士已普遍认识到民众愚昧无知的可怕，于全国范围内掀起了读书办报，推广教育的启蒙运动。这极大刺激了国人办报的决心，也使政治中心北京成了儿童画报的又一诞生地。1902年6月23日，由彭翼仲、彭谷生主编，刘炳堂绘图的《启蒙画报》，在北京前门外五道庙路西的启蒙画报馆出版发行，率先开启了国人自办儿童画报的先河，也成了创刊于北京的第一家儿童画报。在《启蒙画报缘起》中，编写者明确说明办刊宗旨是“开启民智，启迪童蒙”[12]。这一阶段出现的儿童画报，在编辑主旨上都如《启蒙画报》的编辑主旨一样，重在培养中国儿童的伦理德行观念，普及科学文化知识，从幼童开始提升国民素质。
随着铁路运输的不断发展、邮传制度和邮政机构的设立、新式教育的广泛推行及民众文化水平的逐步提高，丰富的新闻报道、快速的消息传播成了大众的强烈需求，加之印刷技术、造纸技术的迅速发展，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报刊编辑出版迎来了高潮。儿童画报在这一时期也呈现了出版的高峰，数量有了明显增加。如果说以文字为主的中国近代儿童报刊的鼎盛时期是在1921-1927年[13]的话，那么图文并叙的儿童画报之鼎盛时期则要晚于儿童报刊，应该是在1932-1936年。因为这八年时间一共创办了18种儿童画报，约占统计总数的三分之一强。仅1932年，就有5种儿童画报创刊。1935年，陈伯吹注意到配以插图的儿童画刊更受家长及孩童欢迎，便将《中级儿童杂志》和《高级儿童杂志》进行了改版，增加了插图，更名为《中级儿童常识画报》《高级儿童常识画报》，连同《儿童常识画报》一起由上海儿童书局发行。上海作为近代画报的诞生地，在这一阶段一共创刊了29种儿童画报画刊。有学者认为，1933-1935年是上海的“杂志年”，[14]因为这三年上海共出版了215种画报，其中儿童画报有9种，分别是《晨报：国庆儿童比赛画报》《小画报》《儿童良友》《科学画报》《小朋友画报》《儿童科学杂志》《高级儿童常识画报》《中级儿童常识画报》和《常识画报》。 在画报出版周期上，较之上一阶段也出现了一些变化，总体上呈周期缩短的趋势，这也客观反映出儿童画报的繁荣发展态势。在初创和萌芽阶段，儿童画报更确切的称谓，应该叫做“儿童杂志”，因为除去韦廉臣1888年主编的《训蒙画报》是不定期刊物外，其它画报在形制、周期、编写内容上基本都是杂志的形式，且以月刊为主。但是到本阶段，创办的半月刊明显居多，占本阶段刊物数量的60%以上，此外还有日刊、周刊、旬刊、月刊和专刊。像《福幼报》和《启蒙画报》，由于读者的需要和市场的需求，后来都从月刊改成了半月刊。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儿童世界》《少年画报》和中华书局出版的《小朋友》则都是周刊。但也有些刊物，由于各种原因曾一度出现过出版周期延长的情况，如《启蒙画报》《儿童画报》《科学画报》，由半月刊改成了月刊。 （三）挫折与磨难阶段（1937-1949） 抗日战争爆发到新中国成立前夕，是儿童画报业的磨难低谷时期。受时局动荡影响，该阶段发行的儿童画报数量很少，新创刊的也不多，编辑的主题增加了抗战救亡内容，画报在纸张、印刷上质量明显下降。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军在华北扩大战争的同时，又在积极谋划侵占上海，并于同年8月发动了对上海的大举进攻，中国河山风雨飘摇，中华民族开启全面抗战。北京和上海这两个重要的画报诞生地都处于日本铁蹄的蹂躏之下，绝大部分画报被迫停刊，为数不多的几种迁往重庆、香港等地，[15]儿童画报的发展也同样受到了挫折，如《小小画报》因抗战停刊。在1937年“孤岛时期”，虽然成立了上海儿童界抗敌救亡协会，新出版了20来种儿童报刊，但无一儿童画报。 据笔者统计，1937-1949年有14种儿童画报创刊。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少年画报》，创刊于1937年4月上海沦陷前，直到1940年中华书局才在上海出版《儿童画刊》，1941年上海儿童教育协会才编创《儿童乐园》。1943年上海又创刊了《小学生》画报。1942年，由14名学生组成的新安旅行团到达苏北抗日根据地，在此曾编辑出版了5期《儿童画报》、《少年画报》等。[16]香港和江西也先后诞生了两种儿童画报，分别是1941年6月由黄庆云主编的《新儿童》半月刊和1943年由曾一之主编的月刊《少年兵》。战争影响下，一些画报被迫停刊或搬迁，《新儿童》即是其一。当出至1941年12月第13期时，因香港沦陷而停刊；翌年10月1日在桂林复刊，出版至1945年时又因桂林疏散而停刊；1946年再次迁回香港复刊。1945年，重庆创刊了《儿童世界》，同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便移迁上海，直至1948年第5卷第5期发完后停刊。 日本投降后，儿童报刊业逐渐恢复。1946年，正中书局请俞子夷主编了《正中儿童》画报，11月15日在上海发行，印制精美，内容丰富，每月出版1期。1947年有樊剑刚主编的《儿童画报》、1948年有《儿童良友》和《儿童世界画报》相继创刊。《儿童世界画报》可以看做是1945年《儿童世界》的续刊，虽然画报封面增加了醒目的“画报”二字，出版社由星洲出版社改成了博览书局，且由半月刊改成了月刊，但主编依旧是何公超，仍由儿童世界社编辑。可不知是何原因，《儿童世界画报》发行时间很短，从1948年10月至1949年1月，只发行了4期便停刊了。此后，1949年1月，上海儿童良友社还创刊了《少年良友》。 三、结 语 儿童画报在近代中国内忧外患、风云动荡的环境下应运而生，并且砥砺前行，经过一批又一批编辑策划者的努力，将中西方文明和科学知识传承给一代又一代中国儿童。由于时代的特殊性和局限性，国人识字水平不高，接受能力有限，办刊经费不足等种种羁绊，使得儿童画报的发展出现了一些挫折和磨难，并且在萌芽期还带有浓烈的西方宗教传播和文化渗透色彩。但作为传播文化的载体和媒介，儿童画报发挥了它应有的作用，不仅启发童智，更主要的是使中华文明在近代这样一个东西文明强烈碰撞的时代得以保存本源，特别是从儿童画报发展的第二阶段起，内容上更多延续了中华民族特质，少了传教内容，增加了家国义理教育。此外，它对现代儿童画报的发展也起到了奠基和推动作用。 王丽歌，周口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 刘奥林，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副编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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