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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医院里陪着母亲做检查时，朋友L发来一则短消息：作家张洁过世了。突然想起她写的《世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几十年前读过有些印象，如今找出来，在母亲的病榻前重读，与我心有戚戚焉，感谢张洁留下这些深沉的文字，告诫后来人不要重蹈覆辙。 文学真的是个好东西，它让人将忧愁、愤懑、悔恨、焦虑和希望都揉搓在一起，付诸纸墨，后来人从字里行间读出感恩、愧疚和震撼。张洁的文字留下她服侍老人的遗憾，没想到张洁是我母亲的同龄人，文学却让她定格在“知天命”的五十，看她如何辗转在家庭、工作和照顾母亲之间，心力交瘁，深受煎熬。 重温这些文字，对现实中的自己很有指导意义，至少不会去犯张洁所犯过的错。
开学初，在繁忙的日程表中，好不容易挤出时间请好假，准备带母亲去检查。从学校赶到父母家的途中，突然接到母亲电话，一句话：不去检查了。当时简直气炸了，轻描淡写的一句不去了，我还得给医院打电话取消预约，说不定翻译也正赶往医院的路上！ 没有办法，当母亲变成一个病人时，她的情绪变得捉摸不透，可是对着一个病人发火，又是何等的无理？我反省自己，并不断调整自己的思路，认真学习母亲的医疗史，背诵那长长的英文药名和病名，并开始查看医书。 她痛恨做MRI（核磁共振），有谁会喜欢呢？那窄小的空间、那震耳欲聋的轰鸣声，哪个病人不是煎熬着过来的呢？母亲居然做到一半，自己爬出来了，说实在受不了，坚决不做！连医生都对这病人的个性佩服得五体投地... 可是，为了了解她的病情，医生又开出MRI单子，家里人都建议她去做一下，排查一下。素来木讷的我只好再去做她的思想工作，那天晚上，一边喂她吃饭，一边劝导她：妈，再去做一次吧，想想当年的江姐，坐老虎凳都不怕呢...没等我说完，母亲“扑哧”一下笑出声来，真的是很久没看到她的笑容了。 大概苦口婆心发挥了作用，第二天，尽管难受，母亲还是坚持做完了检查，我一颗悬着的心也终于放下了。可是，没想到，这仅仅是众多检查的开始。 病情反复，进过急症室，医生给住院的机会，可是拗不过母亲执意回家的心啊。 于是，医生派出理疗师上门服务，三种理疗师：物理理疗师（physical therapist）、作业理疗师（occupational therapist)，还有语言理疗师（speech therapist)，各自为政，各司其职。 物理理疗师负责运动四肢、走路和腿部力量的训练；作业理疗师负责衣食住行吃方面的康复训练，包括梳头、刷牙和洗澡等；语言理疗师则是帮助说话和吞咽。 三种理疗师分头上门评估后，制定了家居治疗方案，除了语言理疗师暂时不需要，其他两种理疗师每个星期要上门服务两次。每次下完课，就匆匆赶到父母家，除了全程陪同解释，还要制定日程表，方便理疗师们上门服务，只要对母亲病情有好处，再辛苦再忙碌也是一种幸福吧。 三月三日，理疗师再次上门服务时，目睹母亲头昏发作的情形，晚上，她打电话给我：宁，你得把你母亲送急症，然后通过急症争取住院。 前几天，另一位理疗师面授了我一些送急症的秘诀，新冠疫情之下，不少医院一床难求，我的一位在急症工作的护士朋友都无法将她母亲安排入院。 但是，要住院先得母亲大人自己同意。当我将理疗师的意思转达给父母后，父亲说，母亲这次想住院了，也许母亲自己也觉察到非要走这一步不可了。 到达急诊室时，发现与上次不同，等候室里有不少人。 不一会儿，一位老护士喊我们进了一个小房间，问为什么来这里，我说，病人头昏恶心，多日没有进食了，上次来急症，医生就建议住院。 护士没好气地说：上次归上次，这次要重新评估。 我说：病得不轻啊，她的医生建议做一些检查。 护士说：我们这里是急症，你想检查就检查？ 说实在的，态度之恶劣，来美国这么多年，从没有体会过。我感觉浑身燥热，满头是汗。 最后，我只好用上理疗师面授的秘诀：病人病得这么重了，家人都无法照顾了。 护士再次呛道：照顾不了，去老人院啊，上我们这急症干嘛？ 我想犯不着和一护士浪费口水，登记后，就黯然伤神地推着母亲回到等候室。等候室里还是有不少人，我的心七上八下。 等了大概足足两个小时，终于听到护士叫我母亲的名字，满心欢喜去一个房间，继续等待医生。 半个小时后，医生终于出现了。听了我的申述后，医生同意给输液，但是强调这是急症，不肯做MRI加强剂检查；我说：医生，看看病人的样子吧，她怎么吃得消回家后再来这里做MRI呢，既然已经在这里了，行行方便吧。 医生未置可否走出去了，留着我继续苦苦煎熬等候。 谢天谢地，母亲挂上盐水了！挂盐水在中国的医院是极其普遍的，在美国，用得极为谨慎。 松了一口气，走出房间到门口瞥一眼，看到刚才那位“恶言恶语”的老护士正在柔声细气地打一个电话，听到她提到我母亲的名字还有MRI，感觉她正在帮我母亲联系核磁共振的检查，心里顿时有了一丝希望。 果不其然，很快，一个小伙子来房间通知我，他要带我母亲去做MRI检查，我转向母亲，握着她的手，再次鼓励一定要挺住。 小伙子推着病床，带我们去检查的路上，告诉我今天的急症爆满了，因为严重缺人手，他都连续工作16个小时了。也难怪医护人员的脸色都不怎么好看，大家都累着呢。小伙子还带来一个好消息，尽管急症病人多，住院病床还有空位。 尽管母亲很不愿意，但是她还是很配合地做了检查，很为她骄傲。医生很快进来告诉我们检查结果，还有他的决定：入院！ 至此，一块石头终于落地。 没过多久，楼上的住院医生出现在我们眼前，仔细询问了母亲情况，并记在一个小本本上。由于新冠疫情，住院部规定探视病人的时间为早上九点到下午七点。当时决定住院时已经是晚上十点， 所以，不能跟着母亲上楼去住院部。 医生说住院部有中英文视频翻译，沟通应该没有大碍。最后，他问我：你可以全权代表病人吗？我望着正昏睡中的母亲，只好点点头。 医生最后问：她有living will (生前遗嘱)吗？没有，那么，如果万一病人处在永久昏迷状态时，你要我们继续维持生命治疗，还是停止让病人安静离世？ 听到这一句时，腿都站不稳了，我说：这不会吧？ 医生解释这是例行公事，我说，那就继续维持着吧，我要见我的妈妈！ 看医护人员推着母亲病床进入电梯间时，我挤出笑容跟母亲说：妈妈，明天见！母亲在昏睡中抬了抬手。 是释然？还是更为忐忑？我说不上来。想起一个多月前，父亲打电话来说妈妈要包粽子过年，我当时持反对意见，不想让母亲太累了，但是妈妈执意要包，不让她包，她反而不开心，那我说就包几个自己吃吃就好了。 那天，母亲精神蛮好，包粽子的手法仍很娴熟，她还叮嘱我给邻居们多送几个。
包完粽子的第四天，母亲在厨房跌倒，“病来如山倒”的架势。 后来回想起来，总觉得当初应该坚决不让母亲包粽子就好了，母亲却摆摆手说：我想包，也许这是最后一次给你们包粽子吃了。说得让人心酸。 从父母亲家探视出门后，坐在车上大哭一场，回到家中，神情仍是恍惚。先生觉察后，每次去看母亲，他总是负责接送，说一些轻松的话题，在精神上极大地安慰了我。
第二天一早，九点准时到医院报到，看到护士们正手忙脚乱地帮母亲如厕，突然想到一句话：生活中最好的事就是能自己上厕所。护士们看到我来，好像看到了救星，我们步调一致地帮母亲完成了这一艰巨的任务。由于我母亲的语言问题，医院也破例让我陪护到晚上十点，等母亲入睡后，我才回家。 卧床多日，有一天趁着母亲精神好，帮她剪了短发，洗了头，她很开心。在医院里，护士送来一个像淋浴帽（shower cap）一样的东西，让母亲戴上，然后做些头部按摩，母亲说热热的，蛮舒服的，护士告诉我们这样病人就可以躺着洗头了，而且不需要清洗。我觉得蛮新奇的。 每天帮母亲擦身、按摩脚底，有时还要穿纸尿裤，偶尔会想起给三个孩子擦身换纸尿裤好像还是昨天的事情。人生何其短暂！ 母亲有时睡醒看到我还坐在身边，总会说：哎呀，你怎么还在这里！家里还有孩子，回去吧！有时和我聊起她年轻时的事情：你现在和我当年差不多，家里两个小的，上面两个老的，还有学校的工作，太辛苦了，要吃好睡好啊！ 母亲有时闭着眼睛，她的手还在床单上摸索，问她在做什么，她说：乔伊（我的小儿子）喜欢被子，我给他做一床被子。我说：乔伊有被子了。她又说：那我给他做套衣服。劳碌了一辈子的母亲，即使在病床上，也在幻觉中为家人做事。 医院里输着液，还有各种仪器连接身体，监视病人的生命体征。自从母亲病重后，我的朋友们，甚至包括中学时的老师都打来电话分享他们当年陪护老人的心得。其中一位朋友曾在新冠最严重的时候在美国医院照顾老人，她的肺腑之言是：福利体系好，但是关键时刻还得亲人盯着一点，尤其是新冠影响下，医护急缺和极度疲惫的地方。 急诊室的护士手脚麻利，扎针那叫一个准。换到楼上住院部的护士，拿着长长的针往静脉里捅，母亲素来不喜欢扎针，紧张程度可想而知，我拼命想让母亲分心不要去看，结果，那护士戳了几下都没有成功，母亲痛得哇哇直叫，我差点也快晕过去，手抓着床栏才没有倒下。结果扎针那部位一片淤青。 其实，急诊室的护士已经留好了静脉输液口，这一针完全是没有必要的。楼上的护士见我母亲老是去拔那输液管，以为她的左手痛，于是想把输液口换到右手，结果技术太差，没有成功。我暗想这些护士连扎针都不会，怎么从护校毕业的呢？ 所以，我不敢偷懒，眼睛不敢离开母亲。晚上，当我看到母亲的血压高得吓人，可是手臂上还挂着盐水时，马上呼叫护士。一点有限的医护知识都是在照顾父母中获得，我清楚地记得上次进急症室，要求医生给我母亲输点液，急症医生拒绝了，理由是母亲血压太高不能输液。 你以为摁了呼叫铃后，护士会马上来了。现实是，要等15分钟，甚至更长的时间！这次不能等了，我跑到护士站，直接拉上护士。护士看了后，也觉得不妥，但是她不能做主，只能报告医生，这样一等又是一个小时！等得到医生的确认，护士暂停输液，我虽心有余悸，但总算可以回家睡一个稍微安稳的觉了。母亲还在沉睡中，我把被子拉上一点塞好，在她耳边轻轻地说了一声：妈妈，我明天再来看你。然后，走进沉沉的黑夜中。 母亲精神好的时候，我会拿出手机让她听听她喜欢的越剧。她对那些越剧演员如数家珍，还回忆起当年在学校的情景：十二、三岁时，我演过梁山伯，参加了当地文化团，才有机会去读书。从此，教育改变了一个来自贫困山村的女孩的命运。 白天陪护看着母亲的病容虽然担心但还踏实，到了晚上不能陪护，躺在家中想着医院里的母亲，那份焦虑让人无法容忍！ 感觉自己快要撑不下去时，姐姐从遥远的外地飞来了，接替我陪伴在母亲身边。我不敢想象以后的那些独生子女们，如何独自面对衰老的老人。 一旦衰老影响基本的生理行为，似乎就没人可以活得快乐，看在眼里，我也难免忧郁起来。在生命的历程中，总会有无法想象的困难，但是无论发生什么，亲人和朋友的相互理解和支持真的很重要。 我特别感谢那些在这一特殊时期帮助我的朋友们，一句话、一束花、一个建议、一声祈祷，是真正的雪中送炭，让我擦干泪水，继续前行。 当所有的检查都告一段落，依母亲的话“不用再受罪了”，医生的诊断也出来了：帕金森综合症造成的体位低血压（一站立血压就下降很多），以及自身的高血压。这是一对矛盾体，按照医生的话来说，如今的医学世界里没有治愈这疾病的神奇药物。 母亲出院了，医院将她安排到一个像“家”一样的康复疗养中心，环境清幽，中心的服务人员看起来挺亲切的。最重要的是，亲人们可以陪护，母亲的情绪趋于稳定，病情有所缓解。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马尔克斯曾写过：父母健在的话，你与死亡之间有一层垫子，当父母离开以后，你就直接坐在死亡上面了。 感谢母亲给我机会了解到老年人的世界，这是每一个人都要面对的难题。在开车去探视老人的路上，我傻傻地问先生：为什么会有生老病死？先生很淡然地说：自然规律，人老去，才可以为新人腾地方，否则地球上太挤了。 我想自己应该成长为一棵大树，困难就像那藤蔓缠绕着树、想让树窒息，我要张开臂膀，摆脱忧郁，选择坚强，努力向上，尽心尽力陪伴父母。 最后，推荐一本好书：Being Mortal: Medicine and What Matters in the End by Atul Gawande. 我看中译本也有了，叫做《最好的告别：关于衰老与死亡，你必须知道的常识》。 我摘抄一段： 2008年，美国全国抗癌协会（Coping With Cancer）发表的研究表明，使用机械呼吸机、电除颤、胸外按压，或者在临死之前入住监护室的末期癌症患者，其生命最后一周的质量比不接受这些干预措施的病人差很多。而且，在去世之后6周，他们的照料者患严重抑郁的可能性大了三倍。对大多数人来说，因为不治之症而在监护室度过生命的最后日子，完全是一种错误。 如何保证生命的质量与生命的尊严，安然走完人生，是一个很好的课题，也是一个沉重的话题；庆幸的是，我正在实践中，并愿与你们分享。
  感恩的心 感谢有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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