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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徐长才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诞生一百周年。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电视台展播了《觉醒年代》，我从头至尾认真地观看了这部电视剧，真的受益匪浅。剧中重点凸现了陈独秀和李大钊的优秀事迹，也描述了陈望道用中文全文翻译了马克思和恩格斯通力合著的经典著作《共产党宣言》。不仅如此，剧中也出现了陈望道在上海向工人们演讲的画面。他大力赞扬工人与农民的伟大作用，赢得了在场的工人们的阵阵热烈掌声。这便勾起了我对我的母校校长陈望道先生的怀念。于是，我欣然命笔，来写一写我所知道的陈望道先生真实的动人事迹。 陈望道，生于1891年，卒干1977年，享年86岁。他原名参一，笔名佛突、雪帆，浙江省义乌人。他是中国著名的思想家、社会活动家、教育家、语言学家、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他曾著有修辞学一书，他年轻时曾留学日本。
1920年的春天，积贫积弱的中华大地暗潮涌动。万千进步青年，怀揣满腔热忱，却又踌躇迷惘；他们渴望有所作为，却又不知路在何方。此时，29岁的陈望道在义乌分水塘村一间破旧的柴屋里，不辞辛苦地将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共产党宣言》一字一句首译成方块文字，即中文出版，在凄风苦雨中点亮了中国人信仰的火种，给摸索中的中国人带来了理论之光、真理之最强音。他首译马克思与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其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都是不可低估的，都是非常重大的。 为了滋补儿子的身体，陈望道的母亲特地为儿子陈望道包了几个可口的粽子。陈望道在专心致志地翻译《共产党宣言》时，竟把粽子沾上墨汁当沾上了红糖吃的这则历史佳话，至今还在流传，还在感动人心。 1920年的早春，山区的气候还相当寒冷。陈望道躲进分水塘老屋附近的一间僻静的柴屋。他端来两条长板凳，上面横放着一块铺板当做书桌，在泥地上铺上几捆稻草当做凳子。入夜后，点上一盏油灯，借着昏暗的灯光，就这样埋头翻译。当时的工作条件十分艰苦，柴屋因经年失修破陋不堪。尤其到了晚上，春寒料峭，刺骨的寒风透过四壁漏墙向他袭来，常常使他冻得浑身发冷，手足发麻。但他只是凭借柴屋里简单的用具，以及老母亲给他送来的每日三餐菜饭，夜以继日，孜孜不倦地翻译着这本书。 母亲见他夜以继日地埋头工作，身躯渐见消瘦，心疼极了，特地包了几个粽子，让他补一补身子。义乌盛产红糖，母亲将粽子端至柴屋时，还随带送上一碟红糖，让他蘸着红糖吃粽子。过了一会儿，母亲在屋外高声问他，是不是还需要添加些红糖时，他连连回答说:“够甜够甜了。” 再过了一会儿，母亲进来收拾碗碟，只见他吃了满嘴的墨汁，禁不住哈哈大笑起来。原来陈望道只顾全神贯注地译作，竟全然不知地蘸了墨汁在吃粽子。 陈望道对翻译工作相当严谨仔细，为使译文准确无误且符合原意，他不时翻阅着《日汉词典》、《英汉词典》，时时刻刻、聚精会神地斟词酌句，毫不苟且。有位叫周晔的先生在做客商城大讲堂、主讲《信仰的味道》时曾经这样说：“正是望老字斟句酌、一丝不苟，使得日文本中的翻译错误之处都一一得到了纠正。”他又向听讲者说：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时，没有任何译本可供参考，此前国内介绍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文字也不多，缺乏参考资料和工具书，在翻译中不知攻克了多少难关，硬是“费了平常译书五倍的功夫，才把它全文译了出来”。 不仅如此，他还较为准确地表达了原著的含义。 从接受陈独秀要陈望道全文翻译《共产党宣言》任务的那一刻起，陈望道先生一生从未改变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1920年5月党的早期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立，陈望道就是其中主要成员。他并与陈独秀等参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工作；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出任中国共产党上海地方委员会首任书记，他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五位党员之一。直至1973年9月，已是83岁高龄的陈望道先生在接受中国新闻社的记者采访时，仍然向记者表明了“活着一天，就要为党工作一天”的美好意愿。 在陈望道先生译出《共产党宣言》并出版后，我国各地先进青年和一些思想进步人士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为建立中国共产党作着积极准备。可见，陈望道把《共产党宣言》译成中文出版，其影响是多么的重大和深远。 陈望道先生在解放前担任过复旦大学新闻学系和中文学系主任。在此期间，他无微不至地关怀学生和竭尽全力地保护爱国学生，让他们免受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有一天，一位进步学生领导了一次“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游行示威、受到了国民党反动派特务的追捕。该生只好跑到陈望道先生家避难。陈望道先生让他躲进了自家房子的亭子间，有效且很好地保护了这位学生，使特务空手而归。 解放后，他就任复旦大学校长，他是解放后复旦大学第一任校长。在当年高校并校并系时，教育部打算取销复旦大学新闻学系，陈望道既不同意，也十分着急，他就赶赴北京找周恩来总理商量，不要停办复旦大学的新闻学系。周总理把此事向毛泽东主席作了汇报。毛主席回答很干脆：“陈望道要办，就让他办吧！” 陈望道先生很高兴，回校后，安排得力人员把新闻学系办得有声有色、闻名全国，为国家培养了很多记者和编辑。我在桐城中学读书时，班主任王铁铸老师就想让我考上该校新闻学系，遗憾的是，我未被新闻学系录取，却录取在了该校的历史学系。当然，该系在全国也是很有名的，当年有全国知名教授周谷城、谭其骧等人。这也使我感到十分欣慰。 上世纪50年代，陈望道先生致信毛主席，请求毛泽东主席为复旦大学题写校名，毛主席欣然题写了“复旦大学”四个字，当年写的还是繁体字，复旦大学师生胸前戴的校徽，上面的校名就是毛主席题写的，把它佩在胸前很好看。陈望道先生曾以校长的身份常向上海市委与市政府反映学校办学情况，争取上海市委、市政府的大力支持，努力改善复旦大学的办学条件，好让学校更好地为国家培养大量的德才兼备的人才。 1964年秋，我进入复旦大学历史学系读书，这就使得我能够近距离地接触到校长陈望道先生，能够在学校大礼堂聆听他的讲话，能够体验到他那光辉的人格魅力。1965年的一天，学校在登辉礼堂现叫相辉礼堂举行全校师生大会。我作为该校学生也去参加了会议。当主持人宣布开会后，校长陈望道先生站在讲台上，手持讲稿，就照着念，我估摸了下，大约只有六分钟左右，他就结束了自己的讲话。不过，他当年早已是古稀之人了。我想，他年轻时，讲话可能不至于如此短吧。值得一提的是，他当时讲话讲得言简意赅，不耽误大家一点时间。他是一位珍惜时间的校长。后来，我忆及此事，写了首打油诗。诗云：“咏陈望道先生，首译宣言建奇功，主政复旦庆新生。修辞学家拙于囗，照本宣科六分钟。”
“文革”发生后，陈望道先生因年事已高，除星期天外，他都在秘书的陪同下，从教师宿舍区步行到学校教学区里的校长办公室进行办公，从不间断，可见他对工作是无比热爱的，也是极其认真负责的。他对办好复旦大学是全心全意的，责任心是极其强烈的。因此，他在复旦大学师生们的心目中，他是一位非常好的称职的校长，其威信极高，其威望也极高。复旦大学的全体师生都是分外敬重他的。在“文革”期间，我在学校大门口，多次看到他，也多次遇到他。我非常尊敬他，一旦与他相遇，我都要说一声：“校长好！”他就向我笑笑。后来，我忆及此事，也写了首打油诗：“再咏陈望道先生，诗云：也是党的创始人，建党时期立功勋。民主道上多建树，主政复旦威自生。'文革’无人冲击他，秘书作伴来校中。求学复旦真不错，校门口前常面君。” 又加上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立一百周年，我故而欣然命笔，写下了这篇回忆母校校长陈望道先生的文章，以作对他的景仰和怀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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